1.泉州晋江草庵元代摩尼光佛雕像

泉州晋江草庵元代摩尼光佛像，依庵内石壁浮雕而成，圆形浅龛中浮雕摩尼光佛一尊，虽经后代彩绘，但仍基本保持着原貌。摩尼光佛结跏趺坐，身着对襟广袖式宽大袍服，内衣于胸部结带垂于胸前，长发披肩，下颌有两缕长须，双手相叠置于膝上，掌心向上。身后有正圆形背光，圆内雕十八束放射状光芒，每束光芒由红、绿、黄三色相间组成（图28）。造像顶部刻“摩尼光佛”四字。学界已经确认，此摩尼光佛像即摩尼教教主摩尼像，是宋元以来摩尼教继续在东南沿海地区流传的见证。

此身造像的坐姿和手印皆模仿自佛教：结跏趺坐是佛教造像的特有坐式，而此手印其实就是佛教的禅定印。此外，背光的做法也仿自佛教，如敦煌藏经洞所出晚唐绢画炽盛光佛身后也绘有放射状光芒，光芒也由红、蓝、黄、黑等多重颜色相间组成（图29）。

图28　晋江草庵摩尼光佛摩崖造像，元至元五年（1339），位于福建晋江万山峰（又名华表山），距泉州市13公里（笔者自摄）。

图29　敦煌藏经洞所出《炽盛光佛并五星神图》（局部）绢画，897年，采自大英博物馆编《西域美术：大英博物馆藏斯坦因收集品》卷一，东京：讲谈社，1982年，图27-3

图30　吐鲁番出土摩尼教粟特文书信写卷A插图，9—10世纪，采自吐鲁番地区文物局编《吐鲁番新出摩尼教文献研究》图版一

按佛像无须髯，因此此像下颌的两缕长髯当是模仿自道教，而服式亦不类同时期的袈裟而更似道袍。不过，若追根溯源，道袍也来自对佛教褒衣博带式袈裟的模仿（详下文），但褒衣博带式袈裟仅流行于南北朝时期，因此此尊摩尼光佛的服饰当是模仿自道袍。可见草庵摩尼光佛像不仅吸收了佛教因素，还吸收了道教因素，有道士风貌^[27]。

2.高昌摩尼教绘画

1981年柏孜克里克千佛洞第65号窟出土了数件用粟特文书写的摩尼教书信长卷，其中书信A中间的部位有一幅工笔重彩的精美彩绘插图，色彩十分鲜艳。插图正中是一行粟特文金字榜题，榜题两侧各绘一身女性胁侍，相向而立于带茎莲座上，身体呈S形扭曲，体态婀娜。二胁侍服饰统一，皆戴饰珠宝冠，头后有圆形头光，着圆领窄袖红色上衣，下着绿色/蓝色曳地长裙。左侧胁侍双手托笙，作吹奏状；右侧胁侍双手执筚篥，亦作吹奏状，故二女胁侍的身份应属伎乐一类，但其身后的头光又表明她们绝非凡间伎乐，应属于女性神灵一类（图30）。两位神灵供护着一顶白色筒状高帽，据学者研究，该帽象征教主摩尼^[28]。

但这幅绘画显然受到佛教艺术的较多影响。按带茎莲座早在贵霜时期的犍陀罗佛教造像中即已出现^[29]，随佛教传入中土，北朝造像中时或可见，唐代更为流行，常见于一佛二菩萨一铺三尊组合造像中。通常的做法是，二胁侍菩萨的座下的莲茎与主尊的座相连，无论主尊的座是莲座还是其他类型的座，如西安碑林博物馆藏唐上元三年（676）王仁静造阿弥陀佛像、唐仪凤二年（677）王仁静造弥勒佛像、无纪年王仁静造阿弥陀佛像、唐开元七年（719）造像、唐至德三年（758）造像等，这些造像均为一佛二菩萨一铺三尊组合^[30]。由此可见，这幅摩尼教绘画不仅模仿了佛教的带茎莲座，还模仿了唐代带茎莲座类造像流行的“一佛二菩萨”式构图形式，那么，两位女性神灵的造型与唐代菩萨相似也就可以理解了。唯一的变化是，主尊的佛在这里被置换成了象征摩尼的帽子，因而崇拜方式也就由佛教的偶像崇拜转变为摩尼教的象征物崇拜。无独有偶，德国探险队在吐鲁番还发现了另一幅内容与构图形式与上幅作品完全一致的摩尼教写卷插图绘画，只是两位女性神灵的衣冠服饰及体征更接近唐代菩萨的造型（图31）^[31]。这幅作品的年代应该与上幅相去不远，或略早。

图31　吐鲁番出土摩尼教粟特文写卷插图，8—9世纪，柏林印度艺术博物馆藏，采自林悟殊《泉州草庵摩尼雕像与吐鲁番摩尼画像的比较》图版封三：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