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现存遗物资料看，景教对莲花的吸收最早见于唐建中二年（781）景教徒在长安义宁坊所建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以下简称“景教碑”）碑首雕刻的图像中；而景教对飞天的吸收最早见于洛阳出土的建于唐元和九年（814）的景教经幢幢身雕刻的图像中。景教艺术中何时开始吸收佛教元素，目前限于资料，不得而知，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即对佛教因素的吸收是景教入华之后才开始的，开始的时间应远早于景教碑^[19]。但是从景教碑到景教经幢，正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纵向观察的视角。

景教碑中的佛教艺术因素见于碑首雕刻的十字架组合图像中。该枚十字架由仰莲座承托，自莲座上化现出两朵祥云环绕十字架两侧（图15）。这里的莲花座显然借自佛教，并非景教艺术的固有传统^[20]。“十字架+莲花座”后来逐渐成为中国景教艺术特有的构图模式，一直延续到蒙元时期，因而这一构图模式是景教艺术在中国本土化的重要标志之一^[21]。

图15　景教碑碑首十字架及附属图像拓片（采自Henri Havret，La Stèle Chrétienne de Si-ngan-fou，Chang-hai，1985，p.Ⅲ图版）

景教经幢幢身图像可分为两组，第一组：正中雕等臂十字架，十字架由仰莲座承托，自莲座底部化现出两朵祥云，上升环绕十字架两侧。十字架四臂末端分别对称装饰三颗珍珠，四臂相交处也嵌入一颗珍珠，四周由莲瓣环绕，四臂近末端处也分别对称雕出一朵莲花。十字架两侧对称雕出两身飞天，皆面向十字架，飞翔于云端之上，双手前伸，作持物供养状。二飞天皆头戴冠饰，长圆脸，体形较清瘦，通体着长裙，冠带、披帛、裙摆等于身后凌空飞扬，动作飘逸（图16）。第二组：构图形式与第一组基本一致，所不同者，一是十字架四臂交汇处的珍珠四周无莲瓣，四臂近末端处没有雕出莲花；二是飞天的造型稍有不同，第二组飞天束高髻，裸上身，披帛绕臂于身后形成环状，下着长裙，面相丰腴，体态婀娜。另外，左侧飞天右手托珍珠，右侧飞天右手持带梗莲蕾（图17）。

图16　洛阳出土景教残经幢幢身上端第一面至第三面“十字莲花飞天”组合图像拓片（采自葛承雍主编《景教遗珍》，图版十一）

图17　洛阳景教残经幢幢身上端第五面至第七面“十字莲花飞天”组合图像拓片（采自葛承雍主编《景教遗珍》，图版十二）

由此可见，景教经幢在吸收佛教艺术因素方面继承了景教碑的做法而又有所发展：十字架由仰莲座承托可视为是对景教碑的继承，飞天的进入可视为景教碑十字架图式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