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中国本土祆教火坛构图对莲花、飞天等佛教因素的吸收

近年考古发现的祭司与火坛组合图像集中出现在粟特裔墓葬或与粟特关系极为密切的人群的墓葬中，如西安北周安伽墓、西安北周史君墓以及太原隋虞弘墓中，都有此类图像表现，有的还出现在突出位置，比如安伽墓出现在墓门门楣处（图8、图9、图10）。

图8　安伽墓祭司火坛浮雕线图，浮雕位于墓门门楣处（采自《西安北周安伽墓》图一三）

图9　史君墓墓门左下方祭司火坛浮雕（墓门右下方对称雕出另一祭司与火坛，采自《西安北周凉州萨保史君墓发掘简报》图三）

图10　虞弘墓椁座前壁祭司火坛浮雕线图（采自《太原隋虞弘墓》图181）

以上述墓葬的发现为契机，更多的同类图像资料被学者从以往墓葬出土的葬具中甄别出来，它们均浮雕于北朝至隋时期的石葬具上，这些石葬具多为海内外私人博物馆收藏品（图11、12、13）。

图11　一副石棺床前部浮雕的火坛与祭司图像，6世纪，施尔拜·怀特与莱恩·列维收集品（Shelby White and Leon Levy Collection，采自P.Riboud，“Bird-Priests in Central Asian Tombs of 6th Century China and Their Significance in the Funerary Realm”，Fig.10）

图12　另一副石棺床前部浮雕的火坛与祭司图像，6世纪？ 施尔拜·怀特与莱恩·列维收集品（采自P.Riboud，“Bird-Priests in Central Asian Tombs of 6th Century China and Their Significance in the Funerary Realm”，Fig.9）

随着研究的推进，我们对这一组合的了解越来越深入，现在可以确定，火坛+戴着专门面罩帕达姆（padām）的祭司图像组合的祖型仍来自中亚地区（图14），差异在于火坛的造型和祭司的形象。

图13　安备墓石棺床前部左侧浮雕的火坛与祭司图像，589年，西安大唐西市博物馆藏（采自葛承雍《祆教圣火艺术的新发现》，《美术研究》2009年第3期，图二）

图14　出自撒马尔罕莫拉-库尔干（Molla-Kurgan）的纳骨瓮上的火坛与祭司图像，7世纪（采自葛乐耐著、毛铭译《驶向撒马尔罕的金色旅程》，彩版插图）

火坛造型的主要差异在于，中国本土火坛的造型较之中亚地区改变较大，除图9所示史君墓火坛尚具中亚火坛的特征外，其余均从方形改为圆形。中国本土火坛与中亚火坛构图的另一较大差异是佛教因素莲花、飞天的引入——这些佛教因素在中亚火坛构图中并未出现。飞天的造型与同时期佛教艺术中的飞天基本一致，均为两身一组，呈飞翔状，对称出现于火坛上方左右两侧，面向火坛，如图8、11、13所示。图8安伽墓火坛上方的二飞天各持乐器（一持琵琶，一似持箜篌），似乎暗示了被引入火坛构图中的飞天的身份指向。

祭司形象的主要差异在于，中国本土的祭司形象部分为完整的人的形象（如日本Miho美术馆藏北朝石棺床后壁第三块石板上浮雕火坛旁站立的身着窄袖束腰长袍、双手持物伸向火坛的祭司形象；20世纪初叶，河南省安阳近郊古墓出土的一组石棺床雕刻，墓石八块，其中于德国科隆东亚艺术博物馆藏安阳出土的北朝二石阙浮雕火坛旁身着翻领胡袍站立的祭司形象），部分为人首鸟身形象（如图8—13所示），而中亚祭司目前图像资料所见是完整的人的形象。中国本土的完整的人形祭司可与中亚祭司直接对接，而人首鸟身形象的具体来源及其身份认定目前学界尚存在一定的分歧，但主流观点均将其视为护持火坛的祭司^[17]。

笔者认为，中国本土发现的这类与火坛形成组合关系的形象，无论是真正的人形，还是人首鸟身形，参照中亚的图像资料，只能解释为护持火坛的祭司。迹象表明，人首鸟身形祭司形象也来自中亚地区^[18]，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不过，中国本土丧葬语境中出现的这类火坛+祭司组合图像仅仅是一种宗教象征符号呢，还是墓主族群的现实宗教信仰状况一定程度的反映呢，需要进一步思考。因该问题与本文讨论的主旨有一定关联，后文还将专门分析。

中国本土火坛的构图中莲花的使用也十分突出：图8中骆驼足下的托座为覆莲座，而骆驼背上承托火坛的底座为束腰仰覆莲座，而图10中的火坛由三重仰莲构成，图11中的火坛同样由束腰仰覆莲座承托。上述覆莲座抑或仰覆莲座显然是对佛教莲座的模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