刻石上有明确纪年的题名有五处。首先便是唐玄宗开元二年（714）鸿胪卿崔忻的题名。“鸿胪井刻石”在明代被载入史籍之后，多位路经此地的官员墨客都亲来观看刻石，有的还在崔忻题刻周围留下了自己的题刻，如明世宗嘉靖十二年（1533）山东布政司参议查应兆、清高宗乾隆四年（1739）奉天将军额洛图、清宣宗道光二十年（1840）盛京将军耆英、清光绪乙未年（1895）前任山东登莱青兵备道守备将刘含芳。刻石正是因其上的唐鸿胪卿崔忻题名及其为记验此次出使所凿之井而得名（图4）。

图4　唐崔忻题名拓片及位置示意图

崔忻题名的内容为：

敕持节宣劳靺羯使

鸿胪卿崔忻井两口永为

记验开元二年五月十八日

关于唐使臣郎将崔忻以鸿胪卿的身份册封东北地方靺鞨族的震国首领大祚荣一事，《旧唐书》、《新唐书》、《册府_元龟》、《资治通鉴》等史料中都有记载：

续表

①孙进己等《东北古史资料丛编》（三），沈阳：辽沈书社，1990年，472页。

史料中虽多将“忻”作“訢”，但根据所记述的内容，应实为一人。崔忻在出使前时任正五品郎将武官职，为出使需要而加官鸿胪卿。其在石上所留的题名是崔忻成功出使渤海的见证，标志着渤海政权与唐王朝友好关系的开始。

唐灭高句丽之后，东北亚局势错综复杂，契丹、奚、室韦、靺鞨、高丽残部等部族杂处其间。契丹首领李尽忠与突厥勾结，企图割据东北地区，武周与契丹在辽东一带发生战争。此时，本为高丽别部原居营州（今辽宁朝阳市）的靺鞨，首领大祚荣率众东迁，曾一度抗击追击契丹余部的唐军。此后，大祚荣部在东牟山（今吉林敦化北）一带建城据险，逐步走向强盛，高丽残部和其他靺鞨部族也渐渐归附，至武周圣历年间已经发展为幅员二千里，编户十余万、胜兵数万的地方政权。居于突厥和唐两大帝国之间，大祚荣和两方均有联络，与新罗、日本也有交往。大祚荣为了得到唐帝国的支持，发展势力，唐则为了联合靺鞨打击营州的契丹，所以双方一拍即合，中宗遣侍御史张行岌招慰，大祚荣随即遣质子入唐。至睿宗先天二年（713），鸿胪卿崔忻奉敕持节出使靺鞨，册拜其首领大祚荣为“左骁卫员外大将军、渤海郡王，仍以其所统为忽汗州，加授忽汗州都督”^[10]，自此渤海政权正式纳入唐王朝的统治，成为唐王朝边疆地区的羁縻都督府。

唐鸿胪井刻石之上所镌刻的崔忻题名正是这一史实现存的唯一实物见证，因而具有极大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首先，刻有崔忻题名的唐鸿胪井刻石是唐对渤海第一次册封的实物见证，也是唐对渤海数次册封唯一现存的实物见证，在研究大唐帝国与当时东北亚地区的民族关系等方面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渤海政权是唐至五代时期，以我国古老民族靺鞨族为主体、吸纳部分高句丽人建立的民族地方政权；其强盛时，疆域包括我国东北地区大部、朝鲜半岛东北部以及俄罗斯滨海边疆区东部地区。该政权建立之初自称震（振）国，鸿胪卿崔忻（訢）代表唐王朝对其册封后，“去掉靺鞨，专称渤海”^[11]，并由此而成为唐王朝的忽汗州。渤海政权一直是唐朝的附属政权，与其他接受唐朝册封的其他政权相同。

其次，崔忻出使成功以后，唐王朝和渤海国的关系迈入了新的纪元。据《新唐书》记载，唐玄宗时期，渤海朝贡9次，代宗大历时期25次，德宗时4次，宪宗元和时期16次，穆宗长庆时4次，敬宗宝历时期2次，文宗大和时12次，武宗会昌时期4次，懿宗咸通时3次，共计约有100次。金毓黼先生在其《渤海国志长编》中则给出了“渤海十五王中，朝贡于唐者凡132次”这样的结论。由此可见，崔忻的这次成功的出使成为渤海政权与唐王朝友好关系的开始，同时也是唐时海上丝绸之路东端繁荣发展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