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鸿胪井刻石，为褐红色石英岩。根据日本防卫研究所图书馆所收藏的《明治三十七、八年战役战利品寄赠书类》中《旅顺镇守府搜集的关于唐碑亭的调查考证报告》所附有《唐碑略图》（图1），以及曾亲见过刻石的渡辺谅先生的记述^[4]，我们可以对刻石有一个大致的了解。

图1　《唐碑略图》及附记

《唐碑略图》

碑石高170厘米，最宽300厘米，厚250厘米，重量9.5吨

此图略记载“重量九吨半”，这是根据唐碑在旅顺露出地面的部分推算的，与实际重量有差异。

明治四十一年四月

海军省附记

渡辺谅先生则在《鸿胪井考》一文中描述道：

碑石立在水平的地面上，看一下埋在地下的部分，就知道基础部分埋得多深。碑石正面横宽300厘米，厚200厘米，从地标算，高180厘米。碑身呈椭圆锥形，从拇指一侧水平看来，碑的形体非常像一只轻握的右拳。……为保护碑石修建了亭子。在碑石顶中央凿了一个孔，孔中立有一个八角形石柱，用来支撑亭顶盖的中心部分，除此之外，整个碑石几乎看不出有人为加工的痕迹^[5]。

综合以上信息，可以得出如下信息，碑石高180厘米，正面最宽300厘米，厚200至250厘米，其重量远超9.5吨。碑石之上为“前任山东登来青兵备道贵池刘含芳”为保护碑石而修建的亭子^[6]。亭子“正面的桁上用漂亮的楷书刻有‘唐碑亭’三字……在一角柱上刻有‘奉天金州王春荣监造’的字样”^[7]。然据《旅顺镇守府搜集唐碑亭调查考证报告》所载，石亭柱上应刻有“副将卫尽先、游击广东香山霍良顺、守备卫信先、千总奉天金州王春荣，丙申八月榖旦前任山东登来青兵备道贵池刘含芳建”等字样（图2）。与渡辺谅所记“奉天金州王春荣监造”并不一致。事实上，王春荣毕竟只是一位千总，而石亭为其上司刘含芳所建，仅仅署上作为下属的“监造者”之名，可能性不大，因而石亭柱上的文字应以《旅顺镇守府搜集唐碑亭调查考证报告》记述为准。且“唐碑亭”应建于清光绪丙申（1896）八月，即刘含芳在鸿胪井刻石上填上题名的第二年。

图2　唐碑亭柱题

（《旅顺镇守府搜集唐碑亭调查考证报告》）

碑亭“除顶盖外，用料全部是花岗岩石”，“在碑石顶中央凿了一个孔，孔中立有一个八角形石柱，用来支撑亭顶盖的中心部分”，“柱心的间距为260厘米，四阿式，四角形柱，宽30厘米，柱上部嵌按断面为长方形的桁和梁，组成井形桁，用铁材加固，桁和梁端处成出跳斗拱，桁和梁的下缘距地表230厘米。在井形桁上覆盖有举折平缓的主形亭顶，椽子向上聚集在一起，在其上置有一个波形覆盆，在覆盆上再戴一个大石宝珠。亭顶的重量显得很重，中心立有八角柱，让碑石自身负荷亭顶重量，这大概免不了受到本末倒置的讥讽。亭顶苫盖石棉瓦，其上抹有灰泥或水泥加固”^[8]。

通过对比观察已公开的鸿胪井碑亭照片（图3），可以发现被劫后的碑亭遭到了毁坏。“根据碑亭史料记载和实物背景照片，在修建石亭时，由于亭盖较重，将刻石顶部凿出一个凹洞，置入一立八角柱，用一八角柱支撑亭顶。依照清代石亭建筑特点，亭桁、亭梁及亭盖的结合处由水泥贴合，也就是说石亭完工后，亭盖及亭桁和亭梁已经粘合成一个整体，亭盖、亭桁、亭梁、八角支柱与基座之间将刻石完全嵌顿固定住，要将刻石取出，必须将八角柱及亭盖抬起。如果单纯将亭盖打开，亭盖必将遭到难以修复的毁坏。惟有切断四个立柱，将亭盖和八角柱抬起，才能将刻石取出。”由此得出“石亭四个立柱中间断痕时为取出刻石而人为切断的，将石亭立柱切断后，将刻石取出，刻石和碑亭运到日本后再组合而成”的结论。至于“碑亭正面右侧立柱除中间断痕之外，靠近上部还有一处断痕……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在最初切断石柱选取点的错误所致，在确定必须切断之后，最初可能选取上面断痕位置，切断立柱，但切断一柱后发现，切断此位置四根余下立柱位置太高，仍很难将刻石取走，所以又另选取中间位置作为切断点。另一种可能是在运输或装卸过程中，此立柱单独受力，无法承受本身的巨大重量而断。”^[9]

图3　鸿胪井碑亭

左：唐鸿胪井碑及碑亭原址，[日]关重忠拍摄于1905年；右：现存于日本皇宫内的唐鸿胪井碑及碑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