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末唐初，突厥势力强盛，霸有西域。此时刚刚登上皇位的唐太宗，正在锐意向外扩张，唐与东突厥经过一系列的斗争，至贞观四年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东突厥的灭亡，在西域引起极大反响，伊吾城主石万年降附唐朝并献出所属七城，唐在该地设置西伊州（后称伊州）^[13]。此后唐朝没有停止统治西域的步伐，通过一系列战争完全控制了西域地区。贞观十四年平高昌国，在西州置安西都护府，治交河城；贞观十八年讨焉耆；贞观二十二年平龟兹；显庆二年（657）丽道行军大总管苏定方率军大败西突厥阿史那贺鲁，诛龟兹大将揭猎颠及其同党，置龟兹都督府；显庆三年安西都护府从西州交河城迁至龟兹王城，设立安西四镇，实行羁縻府州，管理天山南部和葱岭以西的广大地区。

在唐代初期，唐朝实行积极防御的国防战略思想，唐太宗本着“不战而屈人之兵者，上也；百战百胜者，中也；深沟高垒者，下也”；认为“隋炀帝劳百姓，筑长城以备突厥，卒无所益”^[14]，一改过去中原王朝单靠修筑长城障塞进行消极防御的方法，采取“以战止战”，求得边境长治久安的积极防御战略。唐朝前期实行府兵制，在遇到有重大战事时，实行招募之法，征集兵源。对西域地区几次征战中，实行行军制，大规模兵团作战。在唐代前期施行的这种军制，开疆拓土，锐不可当。设立安西都护府后实行羁縻府州制，在于阗设立毗沙都督府，仍由其王治理地方。从边防安全的考虑，在安西四镇下设有镇戍机构，驻扎少量防人。

安西四镇之一的于阗在唐朝经营西域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由于西藏西部和新疆塔里木盆地接壤，作为四镇之一的于阗地处塔里木盆地南缘，从史料记载可知，吐蕃进入西域，首当其冲先进攻于阗，但在四镇建立初期，驻守于阗的镇戍士兵人数有限，根本抵挡不了吐蕃的进攻，于阗每每沦陷，唐军为救援于阗曾多次进行反击战。

《资治通鉴》卷二〇一高宗龙朔三年（663）十二月条载：

壬寅，以安西都护高贤为行军总管，将兵击弓月以救于阗^[15]。

又同卷麟德二年（665）闰三月条记：

疏勒、弓月引吐蕃侵于阗，敕西州都督崔知辨、左武卫将军曹继叔将兵救之^[16]。

自显庆二年，唐朝政府就在西域地区开通道路、修筑烽火台等军事设施。《唐会要》卷七三“安西都护府”条载：“显庆二年十一月，伊丽道行军大总管苏定方大破贺鲁于金牙山，尽收其所据之地，西域悉平。定方悉命诸部，归其所居。开通道路，别置馆驿。”唐朝镇防体制中的军镇、守捉、镇戍、烽铺馆驿等各级建置及其制度，都推行到了安西四镇。“由是修亭障，列蹊隧，定强畛，问疾收胔，唐之州县极西海矣”^[17]。

长寿元年之前，安西四镇镇防人数有限，故修筑军事设施数量不多，镇防体制不完备，导致防御能力不强。《新唐书·兵志》载：“唐初兵之戍边者，大曰军，小曰守捉，曰城，曰镇。”^[18]根据《新唐书》卷四九下《百官志》载：“防人五百人为上镇，三百人为中镇，不及者为下镇。”^[19]每镇最多只有五百防人，防御力量非常薄弱。随着唐朝疆域的不断扩大，边防战线越来越长，特别是在西域地区，一旦发生战事，唐廷调兵困难很大，随着突厥、吐蕃等民族的崛起，对唐王朝在西域的统治，造成很大冲击。咸亨元年（670）、仪凤二年（677）、垂拱二年（686）安西四镇三次沦陷，在此期间唐王朝为稳定安西四镇，采取诸多措施，如上元二年（675），恢复了四镇都督府及其军镇的设置；为加强丝路南道东线防御将鄯善城改为石城镇，上元三年又将且末郡改为播仙镇，隶属沙州管辖，但收效甚微，作用都不明显。长寿元年（692），唐将王孝杰率武威道行军击败吐蕃，收复安西四镇，鉴于以往教训，唐朝采取一项重要措施，修改了安西四镇的镇防体制，征发汉兵三万人镇守安西四镇，由此大大增强了四镇抵御外敌的能力。《旧唐书·地理志》记载安西都护府“管戍兵二万四千人，马二千七百疋，衣赐六十二万疋段”^[20]。在安西都护府下设四镇镇抚，四镇改为军镇编制，长官为镇守使或称镇使、军镇大使，职位较高，与都护属下之镇迥然不同。于阗镇下坎城、兰城由守捉升格为二级军镇，新增置胡弩、固城、吉良三个二级镇。根据出土文书，在于阗镇内还设置有杰谢镇、安夫镇等三级军镇，另见有玉河军、箫乡军等军镇名^[21]。荣新江先生据《皇华四达记》和出土文书考证在和田河沿岸还设置有彭怀堡、移杜堡、神山堡、睢阳〔堡〕、咸泊〔堡〕、疏树〔堡〕及草泽馆、欣衡馆、谋常馆、神山馆等戍堡、驿馆^[22]。在于阗镇内新设置如此众多的军镇，主要是为了对抗吐蕃对于阗、进而对四镇的进犯，是由羁縻府州下府兵番上镇戍体制向新的节度使控制下的军镇驻防体制转变的体现^[23]。众多新的军镇、守捉、镇戍以及烽铺馆驿等各级军事设施的建置，镇防人数的增加，极大增强了于阗镇的防御能力，真正形成了“大军万人，小军千人，烽戍逻卒，万里相继，以却于强敌”的局面，是唐安西都护府发展史上的一个重大变化，也是唐对西域统治由不稳定走向稳定的重要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