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运输的民众负担

长途运输有很多不确定性，但是具体承担人要负责一切。政府监督，负责管理与惩罚，但最后的压力，都有“马子”等具体人承担。这个到底负担有多重？从《唐总章二年（669）八月九月传马坊牒案卷》（P.3714号背）的资料看，卢向前先生认为：“这显然说明传马传驴的性质是私人的”。私人参与政府的运输，肯定是以服役的方式进行的。唐代的服役，个人的负担是明显的。

吐鲁番阿斯塔纳509号墓出土一件文书，整理者命名为《唐城南营小水田家牒稿为举老人董思举检校取水事》，是城南一老人董思举为首的一些农户给政府书写的状，为的是合理分配利用城壕中的积水灌溉的事，内容如下：

1　城南小水营田家状上

2　　　○○老人董思举

3　　　　右件人等所营水田，皆用当城四面豪（壕）

4　　　　坑内水，中间亦有口分，亦有私种者。非是

5　　　　三家五家，每欲浇溉之晨，漏并无准。

　　　　　　　　　　　人

6　　　　只知家有三○，两人者。重浇三回

7　　　　（惸）独之流，不蒙升合，富者因滋转赡，贫

　　　　　　　　　　　　　　　　　　　　　　　有

8　　　　者转复更穷。总缘无检校人，致使○

　　　　　　　　　　　前件老人

9　　　　强○欺弱。

　　　性质清平，谙识水利，望差庶得无漏。○○立一牌牓，水次到，

10　　检校，

　　　　　转牌看名用水，庶得无漏。

11　　○有不依次第取水用者。请罚车牛一道

12　即　远使。如无车牛家，罚单功一月日驱使。

　　　　　　　　　　无漏并长安稳，请处分

13　　

14　牒件如前，谨牒^[31]。

状文虽然有残，但大体上能够看清问题所在。为了合理使用城壕之水，老人董思举给政府提出了很具体的建议。因为使用这里的水灌溉，政府没有管理，导致有人以强凌弱，贫富不均，混乱不堪。建议政府介入管理，立水牌，依次用水，均匀分配。特别之处是，老人还建议，如果有人违背规矩，可以采取罚则，具体办法是“有不依次第取水用者，请罚车牛一道即远使。如无车牛家，罚单功一月日驱使”。远使，即为政府出差远方，既然有车有牛，一定是承担运输任务。如果没有车没有牛的人家，可以罚一个月劳作，为政府“驱使”。我们今天已经很难理解“远使”的负担到底有多重，但罚一个月的驱使还是能够理解的。在当时人看来，这两种惩罚方式应该程度相当。之所以老人董思举有如此建议，可以理解为在当时人看来，这种惩罚方式足够严厉。从而可以证明，如果参与政府的长途运输，对于百姓而言，是一个沉重的负担。

老人董思举的状文，虽然是吐鲁番出土，但对于说明唐朝前期的民众运输负担，应该有普遍性。敦煌盛行民间结社，在结社行为中，最重要的就是社条修订。对于百姓而言，接受官府派遣远赴他州公干，其实是最痛苦和最重的负担。为此，我们看到民间结社数据中，有的结社为了支持同社成员，修订结社社条，加入远行支持条款。这就是《申年五月社人王奴子等状》（S.1475V2-3），内容如下：

1　社司　　　　　　状上

2　右奴子等，先无兄弟姊妹男女至亲及远行

3　条件餪脚。今因李子荣斋，对社人商量，

4　从武光晖远行及病损致酒，社人置条件：

5　社内至亲兄弟姊妹男女妇远行、回及亡逝，人各

6　助借布壹匹吊问。远行壹千里外，去日，缘公事送

7　酒壹瓮；回日，餪脚置酒两瓮。如有私行，不在送

8　限。请依此状为定。如后不移此状，求受重罚，请处

9　分。如有重限出孝，纳酒两瓮。

10　牒件状如前，谨牒。

11　　　　　　申年五月　日社人王奴子等牒^[32]

此“申年”，大约是816年。这个社，利用李子荣斋会的机会，宣布的一项新“条件”，也就是社条的补充条款。所有参加斋会的人都签署了名字，而起草的这份文件强调，以后依此状为定。这个状，明显就是唐朝的公文书式样，非常郑重其事。今后“社内至亲兄弟姊妹男女妇远行、回及亡逝”，都要给予支持。尤其是强调“缘公事”“远行壹千里外”这个前提，至于因私则与此无关，“不在送限”。以敦煌为中心，一千里之外，当然是外州，如西州、于阗等地。之所以如此，理由只有一个，因公远行千里，对于平民而言，不仅困难巨大，也比较常见。所以，这个民间结社才有了这个条款。

另一件残文书《社人索庭金等状》，问题也与此相关。S.5759号文书，内容如下：

1　社人索庭金等

2　右社内有人远行[缺]

3　餪，所行人事，用上勤劳[缺]

4　从今已后，有洗餪及[缺]

5　直家生，如其有洗餪者[缺]

6　看临事便宜破除[缺]

7　今日已后，一依此状为定[缺]

8　罚一席，请处分^[33]。

文书残缺不全，但可以看到也是关于社人远行和洗餪的事情，并且也有“一依此状为定”的自我肯定用语。社人索庭金等提议，社内有人远行，要给予支持，方式送迎，“洗餪”。当然，这就是结社成员内部的一种集体支持措施，因为远行公差对任何人来说都是一个沉重的负担，社人的支持至少具有精神意义。

在敦煌出土的契约文书中，我们也能见到相关资料，个人参与国家运输行为，要有一定的付出，负担不轻。下面这些契约资料，都是个人为“充使”而租借蓄力，或者是骆驼，或者是驴，租借需要费用，如果发生意外，还有一定的责任。从上文《唐总章二年（669）八月九月传马坊牒案卷》资料就可以看出，马驴等远途运输，有相当高的死亡率。

敦煌出土契约文书，有如下几件，涉及百姓参与长途运输的资料。

第一、《唐乾宁三年（896）平康乡百姓冯文达雇驼契》（P.2885背）

1　乾宁三年丙辰岁二月十七日，平康乡百姓冯文达

2　奉差入京，为少畜乘，今于同乡百姓李略山

3　边，遂雇八岁黄父驼一头，断作雇价，却回来

4　时，生绢五匹。见立典物，分付驼主^[34]。

第二、《壬午年（922？）苏永进雇驼契》（津博4402背）

1　壬午年正月廿六日立契。押衙苏永进伏缘家于阗

2　充使，欠少畜乘，遂于都头邓裁连面上雇

3　陆岁驼壹头。断作雇价大紫帛绫一匹为定。

4　立契押衙苏永进^[35]。

第三、《癸未年（923？）张修造雇驼契》（习字，北殷41）

1　癸未年四月十五日张修造遂于西州充使，欠阙

2　驼乘，遂于押衙王通通面上雇父驼壹头。

3　断作驼价官布十六匹，长柒捌，到日还纳。

4　驼若路上贼打病死，一仰同行见。若若非

5　理押损走却，不驼主知事，一仰修造^[36]。

第四、《丙午年（946）洪润乡百姓宋禹□雇驼契》（P.2652背）

1　丙午年正月廿二日洪润乡百姓宋禹□充

2　使西州，欠少题驼畜，遂于同乡百姓厶专甲

3　面上（雇）八岁驼一头，断作驼价生绢一匹，

4　正月至七月便须填还，于限不还者，准乡

5　元礼（例）生利。所有路上驼伤走失，驼（后缺）

6　在，须立本驼，驼价本在。（如若疮出病死者，得同行三人征见）。若有身东西不平

7　善者，一仰男厶专甲面上折雇价立本驼^[37]。

第五、《年代不详队头程住儿雇驴契》（S.1403）

1　（前缺）月十六日队头程住儿今往甘州充使，

2　（前缺）遂于僧福性面上雇七岁怀身课

3　（前缺）断作雇价上好羊皮九张。到上州日

4　（前缺）分付，如若不还，便任掣夺。便皮（价）

5　（前缺）归，仰住儿赔掣。如若身东西

6　（前缺）驴。其驴走失，及非用损，雇

7　（前缺）驴（中缺）雇价本在，仰立

8　本驴。今两共面平章为定。恐人无信，

9　故立此契，用为后凭。书上四主字。

10　　　　　　　　　十二月十六日雇驴人程住儿（押）

11　　　　　　　　　　口承人父兵马使程庆庆（押）

12　　　　　　　　　　见人徐贤者

13　　　　　　　　　　见人队头程憨奴（押）

14　　　　　　　　　　见人程善住（押）

15　　　　　　　　　　见人竹加进（押）^[38]

以上契约，共五件。最后一件，没有时间标志，因为有“队头”概念，应该是府兵制度尚存的时代，所以时间可能最早。第一件，唐昭宗乾宁三年（894），为唐末期，实际上即张氏归义军时期。另外三件，属于五代时期，属于曹氏归义军时代。

五件契约，提及远行，最早的一件是前往甘州充使，两件充使西州，一件充使于阗，一件充使入京。除了入京之外，其他都是前往临州的。这里的“充使”，应该不是使者，只能是使者的随从劳力。因为要骆驼等充当驮运工具，随员的可能性也小，负责运输，属于随团劳作的可能性更高。从目的地的情况看，如同出土文献中，不见沙州与伊州的交通资料，这里也没有伊州的消息。西州与沙州的交往，显然很重要。唐朝的沙州与西州，官方往来似乎并不密切，因为中间隔着伊州。但是，在归义军时期，伊州的记载忽然减少了，沙州却与西州有了更多的往来。

这写资料反映了怎样的历史背景呢？根据荣新江先生的研究，此事的背景是清楚的。唐宣宗大中二年（848），张议潮率领敦煌人起义，在沙州推翻吐蕃统治，建立归义军地方政权，并首先恢复了对沙州、瓜州、肃州、甘州的控制。两年以后，收复伊州，并移民四十多户沙州人前往居住。大中十一年，伊州刺史王和清曾经派使者到达沙州，汇报回鹘人的动静，证明当时伊州依然在归义军的领导之下。乾符三年（876）四月二十四日，敦煌文书有记载回鹘“打破伊州”的文字，这应该就是伊州陷落回鹘的时间。从此，伊州属于西州回鹘的一部分。后来，西州回鹘与归义军保持了长期的友好关系，所以使者往来比较频繁^[39]。

上文契约中的西州，其实不单纯指代一个地名，而是指西州回鹘。至于伊州，因为已经归西州回鹘所有，自然被涵盖在西州概念之下。如果从交通道路的视角来看，前往西州回鹘，主要的路线依然是沙州与伊州之间道路。毕竟，与沙州和西州之间的大海道相比，沙州通过伊州再前往西州更加顺畅。

【注释】

[1]《隋书》卷六七《裴矩传》，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1579—1580页。

[2]《汉书》卷九六上《西域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3872页。

[3]《汉书》卷九六下《西域传》，3924页。

[4]《后汉书》卷八八《西域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2914页。

[5]《后汉书》卷八八《西域传》，1910页。

[6]余太山认为，永平十六年很重要，“至迟在这一年，伊吾登上历史舞台，成为西域门户。东汉用兵伊吾乃打击匈奴之需要，伊吾道开辟，则是伊吾屯田的结果”。此说，值得支持。见余太山《裴矩〈西域图记〉所见敦煌至西海的“三道”》，余太山《早期丝绸之路文献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84页。

[7]参见王宗维《五船道与伊吾路》，《西域研究》1994年第4期，18—27页。

[8]《三国志》卷三〇《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裴松志注引《魏略·西戎传》，北京：中华书局，1971年，859页。

[9]李锦绣、余太山《〈通典〉西域文献要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68页。

[10]《魏书》卷一〇二《西域传》，北京：中华书局，点校修订本，2017年，2451页。

[11]杜佑《通典》，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5194页。

[12]今天学者也会如此理解，王炳华先生认为，新北道就是唐朝敦煌与西州之间的“大海道”。见王炳华《“丝绸之路”新疆段考古新收获》，原载《新疆社会科学》，1982年第3期；收入作者著《西域考古历史论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1—32页。

[13]《旧唐书》卷四〇《地理三·陇右道八》，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1644页。

[14]杜佑《通典》卷一七四《州郡四》，4556页。

[15]同上，4557页。

[16]《元和郡县图志》卷四〇，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1026页。

[17]《元和郡县图志》卷四〇“伊州”条，“八到”记载伊州与敦煌道路：“东南取莫碛路至瓜州九百里。正南微东至沙州七百里。”与“沙州条”所记一致，沙州与伊州七百里。1029页。

[18]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1辑，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年，43页。

[19]《元和郡县图志》卷四〇，1031页。

[20]P.2009，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1辑，52页。

[21]《沙州伊州地志》（S.367）残卷，记录伊吾军比较详细，先记载伊吾军的建立时间“景龙四年五月日奉敕置，至开元六年移就甘露镇，兵士三千人，马一千卌匹”，又记载伊吾军的“四至”，内容为“东南去伊州三百里。西南去西州八百里。西去庭州七百八十里。东北接贼界”。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1辑，《唐光启元年书写沙州伊州地志残卷》，41页。

[22]唐耕耦《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1辑，2—23页。

[23]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第2册《长安西通安西驿道下：凉州西通安西驿道》，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445页。此文之后，是具体论证，见445—452页。陈国灿先生赞同严耕望的考证，见《唐五代敦煌四出道路考》，《敦煌学国际研讨会文集》（石窟·史地·语文篇），沈阳：辽宁美术出版社，1995年；收入作者著《敦煌史事新证》，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02年，423—444页。

[24]唐耕耦录文为“一匹留仅满戍”，《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4辑，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0年，428页；荒川正晴录文为“一匹留□备戍”，荒川正晴《ユーラシアの交通·交易と唐帝国》第四章《唐代公用交通システムの研究》第3节《传送による交通》，名古屋：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10年，190页。

[25]唐耕耦《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4辑，417—428页。

[26]参见卢向前《伯希和三七一四号北面传马坊文书研究》，载《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收入作者著《唐代政治经济史综论——甘露之变研究及其他》，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198—224页。[日]荒川正晴《ユーラシアの交通·交易と唐帝国》第四章《唐代公用交通システムの研究》第3节《传送による交通》，181—202页。

[27]《唐六典》卷五，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162—163页。

[28]《唐六典》卷三〇，749页。

[29]同上，753页。

[30][日]大津透《唐律令制下の力役について——仪凤三年度支奏抄、四年金部旨符试释》，《史学杂志》95卷12号，1986年，1—50页；宋金文、马雷译《唐律令制国家的预算——仪凤三年度支抄、四年金部旨符试释》，收入《日本中青年学者论中国史·六朝隋唐卷》，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430—484页。大津透先生利用吐鲁番出土文书，主要是张礼臣墓（阿斯塔纳230号墓）出土的文书，复原唐高宗时期的财政资料，此次所引，见441页。

[31]唐长孺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肆，北京：文物出版社，1997年，339页。

[32]宁可、郝春文《敦煌社邑文书辑校》，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713页。

[33]宁可、郝春文《敦煌社邑文书辑校》，713页。

[34]沙知《敦煌契约文书辑校》，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303页。

[35]沙知《敦煌契约文书辑校》，307页。

[36]同上，309页。

[37]同上，315页。

[38]沙知《敦煌契约文书辑校》，317页。

[39]荣新江《归义军史研究——唐宋时代敦煌历史考索》，专设一章《归义军与西州回鹘之关系》，其中第二节为“伊州的易手”，第四节为“曹氏归义军与西州回鹘的文化交往”，以上所述史事，皆来自这一章。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351—39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