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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州与伊州的交通，传世文献不乏记载，但给人印象不显。比较而言，出土资料则给出了更详细具体的证据。唐高宗时期，敦煌与伊州的运输，敦煌文献中有一件《唐总章二年（669）八月九月传马坊牒案卷》（P.3714号背），可以认为是迄今为止最为翔实的文献，实实在在地证明敦煌与伊州的交通十分繁忙，与传世文献记载的空乏相比，文书的价值显得十分突出。

《唐总章二年（669）八月九月传马坊牒案卷》文书虽然有残，但现有内容已经十分丰富。录文如下：

1.传驴卅六头，去七月廿一日给送帛练使司马杜雄充使往伊州

14.　　　　　　总章二年八月廿一日前校尉杨迪牒。（后，纸缝）

116.　　　　　　　　　八月廿一日廿五日行判无稽。（后行中空）

130.□传马驴八十头匹，去七月廿五日送庭州帛练使杜雄（廿七匹马，五十三头驴）

131.九匹马，伊州往还死：△张仁洪马赤△张智积马赤△袁树马赤

这件出土文书对于理解唐朝前期的交通运输体制十分重要，从体制方面进行解释、研究的成果也很突出^[26]。传世文献的记载比较模糊，严耕望先生依据《沙州图经》给出了沙州与伊州的确切交通路线证明，那么，这件出土文献则提供了沙州与伊州之间的具体而真实的交通证明。

根据《元和郡县图志》的记载，沙州至伊州是七百里，卢向前推测，这件文书的所属单位当为沙州敦煌县。文书中，“马子”是重要的参与者，运输物资或者送使的责任人，而卢向前讨论，这些马子，都是百姓的个人承担者。政府有专门的机构负责交通运输，这就是“马坊”，他们的工作及其流程，在这件文书中反映得十分清楚。按照荒川正晴的看法，维护巨大的交通运输系统的良好运行，是唐帝国赖以存在的重要基础。马坊的负责人为“前官杨迪”，所谓“前官”，其实就是“前校尉”。校尉是府兵制时代折冲府的军官，折冲府之下的组织单位为团，团的长官为校尉，品阶为从七品下。杨迪是前校尉，说明是转业军官，因病因伤或者年龄关系退出军队，成为敦煌县马坊的负责人。

这件文书所涉及的事实，都是总章二年（669）六月七月的运输事件，而八月是报告的写作时间，请县进行审核批准。没有同一规模的数据可以进行对比研究，仅仅此文书而言，我们就可以认识到，沙州至伊州的运输量极大，彼此交通往来频度极高，这是丝绸之路上极其繁荣的一段陆路交通。

观察这件文书，中间有缺环，128行与129行之间不能衔接，中间空缺多少无法了解。但即使如此，我们依然能够获得很多重要信息。下面，制表以示。

这里的顺序，是文书原来的，不知道为什么时间出现颠倒。从六月底到七月底，这是一个不完整的统计。帛练使杜雄出现多次，可见从沙州运往伊州和庭州的帛练，都是由这位杜雄承担的，他的地位不低，因为可以骑乘传马。两次运输帛练，三次送使，一次运输铁器。为了节省蓄力，来回都很努力，运输物资或者人员。比如，第一次返回时就运输了葡萄酒。总之，现在所知，动用的马匹一共54匹，驴95头。

马和驴，都有行程要求，满程或者不满程，是一个很关键的因素。以第一次为例，“传驴卅六头，去七月廿一日给送帛练使司马杜雄充使往伊州，□三头在伊州坊，程未满。十六伊州满，给送蒲桃酒来”，十六头驴返回，完成任务，应该是程满者。剩下的因为程未满，被留在伊州坊，中间阙字，因为“三”字明显，似乎无法充填。但可以明白，沙州与伊州的联动性很强，足以证明处于同一个制度系统之中。等在伊州的其他驴，其实就是在等待运输的任务。程满的含义尚不能确定，很可能是“马子”等都要任务规定，比如往返不能空行，完成的称作“程满”。

其中，违程是比较容易理解的，即超期到达。文书给出了违程者的惩罚标准和依据，说明政府的管理及其制度，是长期施行，成效明显的。

唐朝政府负责管理全国的运输体系，从驿传到道路，从人工到蓄力。不仅如此，管理交通运输的最高责任单位是兵部，一个重要的国家权力部门。《唐六典》对于兵部之下的驾部司职能，有以下如此归纳，其言为：

驾部郎中、员外郎掌邦国之舆辇、车乘，及天下之传、驿、厩、牧官私马、牛、杂畜之簿籍，辨其出入阑逸之政令，司其名数。凡三十里一驿，天下凡一千六百三十有九所。（二百六十所水驿，一千二百九十七所陆驿，八十六所水陆相兼。若地势险阻及须依水草，不必三十里。每驿皆置驿长一人，量驿之闲要以定其马数：都亭七十五匹，诸道之第一等减都亭之十五，第二、第三皆以十五为差，第四减十二，第五减六，第六减四，其马官给。有山阪险峻之处及江南、岭南暑湿不宜大马处，兼置蜀马……凡驿皆给钱以资之，什物并皆为市。凡乘驿者，在京于门下给券，在外于留守及诸军、州给券。若乘驿经留守及五军都督府过者，长官押暑；若不应给者，随即停之。）……凡诸卫有承直之马，（诸卫每日置承直马八十匹，以备杂使。诸卫官、诸州、府马每月常差赴京、都为承直，诸府常备，其数其多。开元二十五年，敕以为天下无事，劳费颇烦，宜随京、都近便量留三千匹充扈从及街使乘直，余一切并停。）^[27]

地方州县，则是具体交通运输的管理部门。州郡之内，户曹参军是具体负责人。《唐六典》规定：“户曹、司户参军掌户籍、计帐，道路、逆旅，田畴、六畜、过所、蠲符之事，而剖断人之诉竞。”^[28]户曹参军，是都督府的设置，而州称司户。虽然有此分工，但在县令的执掌之下，《六典》有如此说明：“京畿及天下诸县令之职，皆掌导扬风化，抚字黎氓，敦四人之业，崇五土之利，养鳏寡，恤孤穷，审察冤屈，躬亲狱讼，务知百姓之疾苦……若籍帐、传驿、仓库、盗贼、河堤、道路，虽有专当官，皆县令兼综焉。县丞为之贰。”^[29]

从敦煌出土的这件资料看，县一级的运输机构是马坊，而此时的敦煌县马坊，负责人是一位前校尉。从这位杨迪所写的牒文看，马坊是县下所属，杨迪的牒文都是请示性的，而最后定夺批示来自县府官员。官员的批示，引用法律条文，而程满、程未满等都不是随意性概念，尤其标准和规定，可见管理运输，是有制度依据的。

从《唐总章二年（669）八月九月传马坊牒案卷》来看，牒文都是申请确定“肤第”的，很明显这是传马、传驴等管理的固定程序和内容，每一次任务归来，都要重新核定“肤第”，以便下一次任务继续使用。这件文书，由多件牒文黏着而成，应该是马坊的存档文件或者负责制定“肤第”的部门的留档文件。不知道是巧合还是制度原本如此，这批文件都是关于伊州往返的内容。按理，敦煌前往邻州都会有运输需要，为什么这个文件中只有前往伊州方向的呢？或许，运输工作的申报审批，就是按照路线进行核算统计的。

吐鲁番出土文书中，有如此记载：

一　每年伊州貯物叁万段，瓜州貯物壹万段，剑南诸州庸调送至凉府日，请委府司，各准数差官典部领，并给传递往瓜、伊二州，仍令所在兵防人夫等防援日任夫脚发遣讫，仰头色数具申所司。其伊、瓜等州准数受纳，破用见在，年终申金部度支^[30]。

这是唐高宗仪凤四年（679）金部旨符的相关内容，所记载的伊州每年貯物叁万段，而这里的所谓“貯物”，自当帛练等。运输这些织物的任务，交给凉州地方政府，具体的运输方式即“传递”。《唐总章二年（669）八月九月传马坊牒案卷》中，杜雄负责由敦煌运送帛练前往伊州，他的职责当时“差官”，称作“帛练使”。虽然不能肯定，他所运送的帛练是否来自剑南等州的庸调，但从沙州到伊州的传递任务是比较稳定的，因为是国家的固定的财政任务。

杜雄运送物资前往伊州，也有一次前往庭州（130行），率领八十匹头的驼队运送帛练。从这个资料看，沙州前往庭州是途经伊州的。可见，伊州是交通要道。通过伊州再前往西州和庭州，显示出伊州是东天山的交通中心与枢纽。这对于理解伊州的庞大貯物不无关系。

道路交通和运输，在那个时代主要是国家使用，军队调动、物资运送、官员往来等等，无一不是国家行为。也有百姓行走在运输大动脉上，但多处于为国家服役状态，也不属于私人行为。比较社会化的交通，大约只有僧人的往来，尽管僧人情况各种多样，但与一般百姓依然大有不同。总之，政府维护交通是正常之举，理据充分。只要国家正常时期，交通的维护与管理通常也会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