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敦煌与伊州道路记载

敦煌在丝绸之路上的地位，讨论汗牛充栋。但总结其地位的根本，还是《隋书·裴矩传》所载《西域图记》序的说法最为经典，其言为：

发自敦煌，至于西海，凡为三道，各有襟带。北道从伊吾，经蒲类海铁勒部，突厥可汗庭，度北流河水，至拂菻国，达于西海。其中道从高昌，焉耆，龟兹，疏勒，度葱岭，又经汗，苏对萨那国，康国，曹国，何国，大、小安国，穆国，至波斯，达于西海。其南道从鄯善，于阗，朱俱波、喝盘陀，度葱岭，又经护密，吐火罗，挹怛，忛延，漕国，至北婆罗门，达于西海。其三道诸国，亦各自有路，南北交通。其东女国、南婆罗门国等，并随其所往，诸处得达。故知伊吾、高昌、鄯善，并西域之门户也。总凑敦煌，是其咽喉之地。^[1]

敦煌是通往西域的咽喉要地，西域三条通道最后都汇总于敦煌，即“总凑”敦煌。敦煌的这个地位，是由地理位置决定的，山河理路，让敦煌的“西域门户”地位得以突显。汉代通西域以来，敦煌的地位即如此，裴矩所述，不过是事实概括而已。

唐代的敦煌交通，向北到达伊州，经过伊州可以到达铁勒、突厥所在地，进一步西行，可以到达拂菻国和西海，即拜占庭和地中海。在《西域图记》的文字中，这条道路被称作“北道”。对比《汉书·西域传》可以发现，从西汉到隋唐，通往西域的道路并非一成不变，敦煌通伊州的道路，并非从汉朝经营西域时就具备，而是在经营西域的过程中逐渐发展出来的。《汉书》的说法是：

自玉门、阳关出西域有两道。从鄯善傍南山北，波河西行至莎车，为南道；南道西逾葱岭则出大月氏、安息。自车师前王廷随北山，波河西行至疏勒，为北道；北道西逾葱岭则出大宛、康居、奄蔡焉^[2]。

《汉书》的“北道”，在《隋书》中是中道，而《隋书》中所谓“北道”，是从敦煌至伊吾开始，这条道路《汉书》在这段文字中并未涉及。在《汉书》的记载中，有关敦煌与伊吾的交通，有这样的记载：“元始中，车师后王国有新道，出五船北，通玉门关，往来差近，戊己校尉徐普欲开以省道里半，避白龙堆之阨。车师后王姑句以道当为拄置，心不便也。”^[3]既然是通玉门关，自然就是通过玉门关到达敦煌，这个“新道”能够“避白龙堆之阨”，可见比较容易通行，又能够“省道里半”，距离变得更近，节省一半里程。元始，是汉平帝年号，共有七年（公元前86—80），证明最晚在这个时候，一条“新道”已经发现，但是随后西汉末王莽的政策带来了西域动荡，开发新路的事情只能停滞下来，《汉书》确实也没有了下文。这条新道发现和使用之前，观《西域传》的车师条，汉朝与匈奴争夺车师，汉朝往来车师的方向主要是南方，间或也有北山，南方即楼兰、焉耆方向，应该经由唐朝熟知的银山道，北山即天山，由天山北麓进入或者影响车师。总之，新道之前，伊吾（今哈密）与车师之间没有通道。

《后汉书》再次提起西域的交通，敦煌至伊吾已经是一条很成熟的路，至少东汉时期这条路已经畅通，当然已经开辟完成。《后汉书·西域传》相关文字如下：

自敦煌西出玉门、阳关，涉鄯善，北通伊吾千余里，自伊吾北通车师前部高昌壁千二百里，自高昌壁北通后部金满城五百里。此其西域之门户也，故戊己校尉更互屯焉。伊吾地宜五谷、桑麻、蒲萄。其北又有柳中，皆膏腴之地。故汉常与匈奴争车师、伊吾，以制西域焉。自鄯善逾葱领出西诸国，有两道。傍南山北，陂河西行至莎车，为南道^[4]。

这段道路的记载，颇有疑惑。如果从敦煌通伊吾，经过玉门是正常的，为什么要经过阳关？为什么要涉鄯善？如果这段文字没有或者后移“阳关，涉鄯善”五字，则明白无误。对此暂且不论，我们仍能读通东汉时期西域道路的基本情况，即比较西汉可知，从敦煌到伊吾的这条路线不仅从无到有，并且变得重要。正是如此，伊吾与高昌，被称作“西域之门户”，“故汉常与匈奴争车师、伊吾，以制西域焉”。伊吾和高昌成为兵家必争之地。尤其需要强调的是，从敦煌“北通伊吾千余里”紧接着是“自伊吾北通车师前部高昌壁千二百里……”，说明从敦煌到达高昌，中间必经伊吾，先伊吾而后高昌。

从东汉经营西域的历程看，伊吾、高昌的西域门户地位是从最初便确立下来的。东汉明帝时开始，终于决定经营西域，时间是永平十六年（73），这也是东汉初通西域的时间。《后汉书·西域传》的记载十分清楚，其文如下：

十六年，明帝乃命将帅，北征匈奴，取伊吾卢地，置宜禾都尉以屯田，遂通西域，于窴诸国皆遣子入侍。西域自绝六十五载，乃复通焉。

明年，始置都护、戊己校尉。及明帝崩，焉耆、龟兹攻没都护陈睦，悉覆其众，匈奴、车师围戊己校尉。建初元年春，酒泉太守段彭大破车师于交河城。章帝不欲疲敝中国以事夷狄，乃迎还戊己校尉，不复遣都护。二年，复罢屯田伊吾，匈奴因遣兵守伊吾地。时军司马班超留于窴，绥集诸国。和帝永元元年，大将军窦宪大破匈奴。二年，宪因遣副校尉阎盘将二千余骑掩击伊吾，破之。三年，班超遂定西域，因以超为都护，居龟兹。复置戊己校尉，领兵五百人，居车师前部高昌壁，又置戊部候，居车师后部候城，相去五百里。^[5]

东汉恢复西汉的经营理念，在塔里木盆地西缘设置西域都护，吐鲁番盆地设置戊己校尉。后来，东汉在经营西域的力度有所降低，决定羁縻西域的时候，伊吾、高昌仍然是最后控制的地区。东汉与西汉相比，伊吾之地变得十分重要^[6]。伊吾与高昌的“西域门户”地位，与敦煌通伊吾的道路，显然是联系在一起的，没有这样一条道路的支撑，东汉经营西域的门户就无从说起^[7]。

至三国时，这条道路早就是一条成熟之路。但传世文献的记载，并非皆然一致。比如《魏略·西戎传》中的文字，有如下表述：

西域诸国，汉初开其道，时有三十六，后分为五十余。从建武以来，更相吞灭，于今有二十道。从敦煌玉门关入西域，前有二道，今有三道。从玉门关西出，经婼羌转西，越葱领，经县度，入大月氏，为南道。从玉门关西出，发都护井，回三陇沙北头，经居卢仓，从沙西井转西北，过龙堆，到故楼兰，转西诣龟兹，至葱领，为中道。从玉门关西北出，经横坑，辟三陇沙及龙堆，出五船北，到车师界戊己校尉所治高昌，转西与中道合龟兹，为新道。^[8]

“今有二十道”，联系上下文，“道”应是“国”之误。更重要的，“前有二道，今有三道”，所谓“今”是什么时候，李锦绣、余太山先生认为是“曹魏时期”^[9]。这里所谓“新道”指敦煌至高昌，未言及伊吾，但出玉门关、辟龙堆、出五船北这些标志看，就是《汉书》中的新道，但这里没有提及伊吾，而是直接到达戊己校尉所治的高昌。而从上引《后汉书》的资料看，从敦煌到伊吾然后再到高昌这条道路的开辟使用在东汉已经很成熟。如此一来，《后汉书》与《魏略》所记，便出现了问题，到底是敦煌通伊吾，还是敦煌直通高昌？

《魏略》之后，北魏似乎坚持了同一个说法。北魏时，多次遣使通西域，对于西域的道路记载以董琬归来的报告为主，记入《魏书》，其言如下：

出西域本有二道，后更为四：出自玉门，渡流沙，西行二千里至鄯善为一道；自玉门渡流沙，北行二千二百里至车师为一道；从莎车西行一百里至葱岭，葱岭西一千三百里至伽倍为一道；自莎车西南五百里葱岭，西南一千三百里至波路为一道焉。自琬所不传而更有朝贡者，纪其名，不能具国俗也。其与前使所异者录之。^[10]

出玉门关前往车师的道路，是否就是新道，因为北魏没有使者走过这条路，所以记载简略，如同《魏略·西戎传》所言新道，只说高昌，未言及伊吾。

唐朝杜佑《通典》，在介绍这条道路的时候，明显继承了《魏略》之说，其文如下：

前往西域有二道，自元始以后有三道。从玉门关西出，经婼羌婼，而遮反。转西，越葱岭，经悬度，入大月氏，为南道。从玉门关西出，发都护井，回三陇沙北头，经居卢仓，从沙西井转西北，过龙堆，到故楼兰，转西诣龟兹，至葱岭，为中道。从玉门关西北出，经横坑，辟三陇沙及龙堆，出五船北，到车师界戊己校尉所理高昌，转西与中道合龟兹，为新道。^[11]

如此一来，西汉发现的新北道，从《魏略》到《通典》，就被描绘成敦煌通往高昌的道路^[12]，那么《后汉书》所记的敦煌通伊吾之路呢？因为《通典》遵从《魏略》，造成了巨大的分歧。事实上，敦煌通往伊吾的道路为北道的正宗之说，通过《隋书》的记录，理应没有异议，但《通典》不从《隋书》从《魏略》，从而导致混乱，是必须警惕的。

“北道从伊吾”，这是《隋书》采用《西域图记》的观点，叙述敦煌通西域的三条道路之一。汉唐之间，通往西域的交通，经过一番变化之后，门户的地位开始属于敦煌，东汉时期，曾经有伊吾、高昌门户之说，至隋唐，敦煌重新获得西域门户的地位。研究西域交通，敦煌的枢纽地位岿然，从敦煌开始，从历史实际到学术理路，都有必然性。

唐代文献，因为唐朝实际经营和敦煌资料的存在，有关道路行程的记载，明显超越以往。《旧唐书·地理志》记载沙州（敦煌），以如下文字：

沙州（下）　隋敦煌郡。武德二年，置瓜州。五年，改为西沙州。贞观七年，去“西”字。天宝元年，改为敦煌郡。乾元元年，复为沙州。旧领县二，户四千二百六十五，口一万六千二百五十。在京师西北三千六百五十里，至东都四千三百九里。^[13]

《旧唐书》只交代州郡通往京师（长安）和东都（洛阳）的路程里数，与邻州的具体道路里程并不交待。不过，传世文献对此是有补充的。《通典》记载敦煌郡“东到晋昌郡二百八十里。南至故南口烽二百五十里，烽以南吐谷浑界。西至寿昌废县中界五十里，以破石亭为界。北至故咸泉戍三百三十六里，与伊吾郡分界。东南到晋昌郡三百五十里。西南到废寿昌县界三百九十里。西北到河苍烽二百四十二里，与废寿昌县分界。东北到伊吾界三百八十里”^[14]。而在“伊吾郡”条下，记为“南至敦煌郡界一百四十里”^[15]。如《通典》所述，那么伊吾郡至敦煌只有四百三十里。《元和郡县图志》，每州都有“八到”条目，沙州的八到：“东南至上都三千七百里。东南至东都四千五百六十里。东至瓜州三百里。西至石城镇一千五百里。西至吐蕃界三百里。北至伊州七百里。”^[16]该书的“八到”，除了京都之外，与周边地区的交通只列入三项，东方的瓜州，北方的伊州和西方的石城镇^[17]。

敦煌出土《沙州城土镜》（P.1691），所记沙州（敦煌）的四至，比传世文献更丰富：“东去京师三千七百五十九里，去洛阳四千七百九里。四至：东至瓜州三百一十九里，西至石城一千五百八十里，西北至西州一千三百八十里。”^[18]《沙州城土镜》有“至今大汉乾祐二年己巳岁”，当为公元949年。对比《元和郡县图志》，沙州与瓜州的距离多出“一十九里”；可见《元和郡县图志》所记是约数，《沙州城土镜》所记更具体。

《沙州城土镜》记载了沙州与西州的道路里程，但《元和郡县图志》沙州条下却没有这方面的内容。不过“西州条”下有“东南至金沙州一千四百里”的记录^[19]，或许是“沙州条”下阙误。同是敦煌出土的《西州图经》“大海道”条，记为“右道出柳中县界，东南向沙州一千三百六十里，常流沙，人行迷误，有泉井咸苦，无草，行旅覆水担粮，履践沙石，往来困弊”^[20]。就沙州与西州的里程来看，两件出土文献差距只有二十里，可以忽略。由此可知，《元和图志》所记也是约数。敦煌（沙州）通往伊州和西州，确有两条道路，直接前往西州的称作“大海道”，但经过伊州至西州，路程增多，但更容易通行，如玄奘所行。是否因此文献常常省略经过伊州的过程，直接表述为敦煌通西州，亦是情有可原。

《沙州城土镜》没有记载伊州，而伊州是敦煌最重要的邻州。《沙州伊州地志》残卷，就伊州部分而言，应该并没有残缺，但记载确实比较混乱，公廨、户口数字都有参差^[21]。没有记载伊州与邻州的交通道路，或许是编写体例使然。但是，最奇怪的是以沙州为核心的此条中，出土文献中都没有关于沙州与伊州的交通路线以及路程里数。

沙州与伊州交通的重要性，我们下一节还要强调。在这里，我们必须指出，如此重要的交通路线，传世文献的记载令人无法满意，是出土文献再次成为记载的主角。《沙州都督府图经》，不仅弥补了传世文献记载的不足，而且给出了更加详细的根据。严耕望先生的名著《唐代交通图考》，正是根据《沙州都督府图经》^[22]，复原了沙州、瓜州与伊州的交通基本状况。《沙州都督府图经》，见敦煌文书P.2005号，共有文字513行。此外，P.2695号，保留文字79行。P.5034号217行。另有一件S.2593号背面，只留下6行文字。严耕望先生指出：

瓜、沙两州有道通伊州（今哈密），亦皆可考见于《沙州都督府图经》。沙伊道曰矟竿道；瓜伊道曰第五道，一曰莫贺延碛道。高宗、武后时代，此东西两道曾交替使用。第五道者，由瓜州常乐县县驿西北行二十七里二百步至新井驿；又一百五十一里，中经广显驿至乌山驿；又北六十九里二百六十步至双泉驿；又六十四里八十步至第五驿，盖第五烽建置。又北入莫贺延碛，六十八里三十步至冷泉驿；又八十四里至胡桐驿；又八十里至赤崖驿，在伊州柔远县西南境。又西北经两驿二百四十余里至伊州治所伊吾县，去瓜州九百里。……矟竿道者，由沙州州城驿西北行，一百一十里至兴胡泊，又一百三十二里至河仓城（今大方盘城），又三十里至玉门故关城（今小方盘城），又折北行盖六十六里至咸泉戍，为沙伊州分界处。又北至矟竿馆，置矟竿戍。又北至伊州治所伊吾县，去沙州七百里。^[23]

由此论证，可以画出一张清晰的沙州伊州交通地图。出土文献的学术价值，再次充分展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