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结　语

综上所论，本文的主要结论有三：

其一，早在汉晋时代（约公元2—4世纪），西藏西部便已经存在着一条与汉代开通的陆上丝绸之路相连通的主干道，它很可能是一个网状结构的路网，由一条主干道和多条支线、甚至细如毛细血管般的山间小道共同构成，向北可通往新疆，进而可东去于阗、敦煌，汇合于丝绸之路南北两道，从而走向中原内地；向西可走叶城、喀什、越过喀喇昆仑山进而进入中亚地区；向南、向西则可通向南亚天竺、拉达克、列城、泥婆罗等地。

其二，这条道路几乎与汉代丝绸之路的开通同时，便发挥着联系祖国西部边地和中央王朝以及羊同周边地区的重要作用。这条道路的功能是多方面的，它既是一条“朝贡之路”，联系起中央王朝与边疆民族之间的朝贡往来；同时也是一条“求法之路”，来自内地和西域的高僧们曾经也不畏艰险踏上西藏高原，以求更为近捷的去往“西天”求法；它也是一条“商贸之路”，来自中原的丝绸、茶叶，以及周边地区的各种物质源源不断地输往阿里高原，同时也将食盐、鍮石、朱砂、麝香、牦牛、骏马等高原特产输往各地，使羊同形成为当时西藏西部最为重要的一个政治、宗教与商贸中心。

其三，这条路网的最初的开拓者，与羊同的“酋豪”们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他们出于多种内在和外在的驱动力，如对中原王朝的倾慕之情；对汉地和周边各国包括丝绸、茶叶、黄金、珠宝等多种高级奢侈品在内的消费追求；对当地所必需的各种生活和生产物品（如粮食、生产工具、建筑材料等等）的需求以及输出当地土特产品的渴望等诸多因素，与当地民众一道共同创建、凿通了这条“高原丝绸之路”。在羊同覆灭之后，继起的吐蕃王朝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对这条通道加以利用与开拓，使其成为吐蕃进出中亚最为重要的路线之一，也成为唐蕃友好期间唐代官方使节、高僧去往南亚、中亚地区的一条便捷之路，影响极为深远。今天我们在讨论“一带一路”形成的历史过程时，是不应当忽视这条道路的存在的。

【注释】

[1]才让太《古老象雄文明》，《西藏研究》1985年第2期，96—104页；霍巍《从新出唐代碑铭论“羊同”与“女国”之地望》，《民族研究》1996年第1期，94—100页；范祥雍《唐代中印交通吐蕃一道考》，《中华文史论丛》1982年第4辑，195—227页。

[2]（唐）杜佑《通典》卷一九〇，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5177—5178页。

[3]（宋）王溥《唐会要》卷九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2100—2101页。

[4]霍巍《从新出唐代碑铭论“羊同”“女国”之地望》，《民族研究》1996年第1期，95—97页。

[5]金书波《从象雄走来》，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2012年，81—91页；霍巍《一方古织物和一座古城堡》，《中国西藏》2011年第1期，60—65页；仝涛《西藏阿里象雄都城“穹隆银城”附近发现汉晋丝绸》，《中国文物报》2011年9月23日第4版。

[6]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西藏阿里地区噶尔县故如甲木墓地2012年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14年第4期，563—587页，图版壹至陆；吕红亮《西喜马拉雅山地区早期墓葬研究》，《考古学报》2015年第1期，1—34页；仝涛、李林辉《欧亚视野内的喜马拉雅黄金面具》，《考古》2015年第2期，92—102页；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西藏阿里地区故如甲木墓地和曲踏墓地》，《考古》2015年第7期，29—50页。

[7]霍巍《西藏西部的早期墓葬及其与周边文化的关系》，《北方民族考古》第2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15年，103—121页。

[8]《西藏阿里地区噶尔县故如甲木墓地2012年发掘报告》，566页。

[9]《西藏阿里地区噶尔县故如甲木墓地2012年发掘报告》，566页。

[10]同上，570—571页。

[11]《西藏阿里地区故如甲木墓地和曲踏墓地》，30页。

[12]王尧、陈践《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北京：民族出版社，1992年，167—168页。

[13]霍巍《西藏西部象泉河流域穹隆遗址的考古调查》，《西部西藏的文化历史——来自中国藏学研究机构和维也纳大学的最新研究》，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8年，20—34页。

[14]霍巍《西藏西部的早期墓葬及其与周边文化的关系》，103—121页。

[15]这座墓葬中出土丝绸的情况至今未见具体的数量统计公布，在金书波《从象雄走来》一书中披露数量极大，81—91页。

[16]《西藏阿里地区噶尔县故如甲木墓地2012年发掘报告》，566页。

[17]赵丰《纺织品考古新发现》，北京：艺纱堂服饰，2002年；新疆文物局等《丝路考古珍品》，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130页。

[18]《西藏阿里地区噶尔县故如甲木墓地2012年发掘报告》，572—573页。

[19]《西藏阿里地区故如甲木墓地和曲踏墓地》，43页。

[20]吕厚远《1800年前丝绸之路穿越青藏高原的茶叶证据》，《中国西藏》2016年第2期，68—71页。

[21]仝涛、李林辉《欧亚视野内的喜马拉雅黄金面具》，《考古》2015年第2期，97页。

[22]同上，98页。

[23]《西藏阿里地区噶尔县故如甲木墓地2012年发掘报告》，580页。

[24]《西藏阿里地区故如甲木墓地和曲踏墓地》，48页。

[25]赵德云《西周至汉晋时期中国外来珠饰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2016年，38—48页。

[26]西藏自治区文物普查队《西藏山南隆子县石棺墓的调查与清理》，《考古》1994年第7期，601页。

[27]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上孙家寨汉晋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93年，161—164页。

[28][意]G·杜齐著、向红笳译《西藏考古》，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7年，7页。

[29]童恩正《西藏考古综述》，《文物》1985年第9期，15页。

[30]汤惠生《藏族珠饰“Gzi”考略》，作者《青藏高原古代文明》，西安：三秦出版社，2003年，321—343页。

[31]《西藏阿里地区故如甲木墓地和曲踏墓地》，50页。

[32]张云《上古西藏与波斯文明》，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5年，86—87页。

[33]西藏自治区交通厅、西藏社会科学院《西藏古近代交通史》，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2001年，48页。

[34][法]R·A·石泰安著、耿昇译、王尧校《西藏的文明》，拉萨：西藏社会科学院西藏学汉文献编辑室编印，1982年，23页。

[35][法]R·A·石泰安著、耿昇译、王尧校《西藏的文明》，拉萨：西藏社会科学院西藏学汉文献编辑室编印，1982年，23页。

[36][法]R·A·石泰安著、耿昇译、王尧校《西藏的文明》，拉萨：西藏社会科学院西藏学汉文献编辑室编印，1982年，22页。

[37][意]杜齐著、耿昇译、王尧校定《西藏的宗教》，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9年，266页。

[38]刘立千译注《西藏王统记》，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5年，35页。

[39]刘立千译注《土观宗派源流》，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4年，193页。

[40]欧坚朗巴《五部遗教》，北京：民族出版社，1986年，115页。

[41]张云《上古西藏与波斯文明》，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5年，102—103页。

[42]霍巍等《考古发现与西藏文明史》第一卷“史前时代”，北京：科学出版社，2015年，249—272页。

[43]吕厚远《1800年前丝绸之路穿越青藏高原的茶叶证据》，71页。

[44]《隋书》卷八三，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1850页。

[45]霍巍《从新出唐代碑铭论“羊同”“女国”之地望》，97—100页。

[46]据徐华鑫《西藏自治区地理》一书记载，西藏的湖泊在藏北内陆湖区的矿化度明显高于藏东南和藏南两湖区，湖泊种类主要是咸水湖和盐湖，“藏北高原北部湖区盐湖广布，盐矿资源种类多，储量大，是西藏一项重要的自然资源”。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年，101—103页。

[47]“沙门玄照法师者，太州仙掌人也。……以贞观年中，乃于大兴善寺玄证明师处初学梵语。于是杖锡西迈，挂想祗园。背金府而出流沙，践铁门而登雪岭。漱香池以结念，毕契四弘；陟葱岭而翘心，誓度有三。途经速利，过睹货罗，远跨胡疆，到土蕃国。蒙文成公主送往北天，渐向阇兰陀国，经于四载，蒙国王钦重，留之供养。……后因唐使王玄策归乡，表奏言其实德，遂蒙降敕旨，重诣西天，追玄照入京。路次泥婆罗国，蒙国王发遣，送至土蕃，重见文成公主，深致礼遇，资给归唐。于是巡涉西蕃，而至东夏。以九月而辞苫部，正月便到洛阳，五月之间，途经万里。”参见（唐）义净著、王邦维校注《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10页。

[48]王邦维先生对玄照所行路线的理解为：“（玄照）从土蕃往北天，似乎也未取道泥婆罗，而是直接到阇兰陀国。如此玄照则只能沿今西藏西南冈底斯山与喜马拉雅山之间，雅鲁藏布江上游马泉河谷西北行，即略当于今新藏公路南段的路线，然后顺萨特累季河上游河谷入北印度。”参见《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校注》，19页。

[49]王小甫《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32—3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