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记载表明，约在公元4世纪前后，西藏高原先后形成了三个大的部落联系，一是位于雅鲁藏布江以南雅砻河谷地带的吐蕃部落，一是位于雅鲁藏布江以北唐古拉山脉南北草原地带的苏毗部落，一是位于藏西和藏北高原的象雄部落。广袤的西藏高原西部和北部地区藏语称其为“羌塘高原”，在吐蕃王朝统一西藏高原各部之前，藏文史书记载这里曾经是象雄（zhang zhung）部落的故地。前文已经论及，藏文史料中的象雄，和汉文史料中所记载的羊同、女国等地望大体可比^[32]，而象雄部落被认为是在继西藏历史上的“小邦时代”之后，“形成年代最早、历史最为古老”的部落联盟^[33]。

法国学者石泰安对于古代羊同（象雄）与外界的交流曾有过高度评价：“西藏西部对西藏文明的形成曾起过重大作用。那里既与犍陀罗和乌苌（斯瓦特）接壤，又与该地区的其他小国毗邻，希腊、伊朗和印度诸文明中的古老成分都经由那里传至吐蕃。”^[34]关于具体可能存在的交通路线，石泰安认为：“象雄肯定是向印度开放的，或是通过尼泊尔，或是通过克什米尔和拉达克。”^[35]

多年来，中外学术界一直十分关注这一地区与外界的交流和联系，从多个层面和角度进行过观察与分析。例如，许多学者注意到通过这一地区宗教文化之间的交流。首先是西藏的本教。如石泰安指出：“象雄国曾起过重要作用，因为西藏传说把那里说成是吐蕃本教的发源地，吐蕃人在接受佛教之前曾信仰过此教。”^[36]意大利学者杜齐也认为：“本教传说本身就含有暗示其最著名的大师及其教理的编纂者信各自出生地的内容，如勃律（吉尔吉特）及其附近地区和象雄。”^[37]藏文史书《西藏王统记》记载：“本教之经如康钦波吉八大部等皆传译自象雄地方。”^[38]一些藏文史料还认为，本教的始祖辛绕是“生在象雄的韦莫隆仁”^[39]。除此之外，西藏古代的一些丧葬习俗被认为是来自西藏西部并且多与本教的丧葬仪轨有关，如藏文史书《国王遗教》记载，“大王止贡赞普时，请来大食、阿豺的本波，他们将两勺黑石与被肢解的肉块合成一团，剥去人皮”^[40]。还有学者认为，来自伊朗波斯的祆教（拜火教）也曾由此进入到西藏高原，因为“伊朗祆教的发源地即与古代吐蕃人所在的青藏高原地区密切相接，尤其与居于青藏高原西部（今阿里）及以西的象雄地区相接壤，这为两地区间的文化交流提供了良好的条件”^[41]。

上述这些观点，都充分考虑到了西藏西部在地缘上与南亚、中亚等地紧相毗邻的这一地理位置上的特点，将这一地区的古代文明放眼于欧亚文明的历史大背景下加以考察，这是很有意义的。换言之，从各方面汇聚的线索都暗示着：至少在吐蕃王朝统一西藏高原各部之前，西藏西部已经成为青藏高原沟通与外部世界的前沿地带。如果将“丝绸之路”这个概念正确的理解为历史上有关中西文化交流的所有路网，那么无可否认地从理论上讲，历史上曾经有过一条将西藏西部与传统的丝绸之路相互联系在一起的线路——我们或可将其称为“高原丝绸之路”，这个推测应当是可以成立的。目前的问题只是在于，我们还需要大量可靠的证据，来梳理这条路线的有关细节，包括它的具体线路走向、开拓与利用的时间、所承担的不同功能等等。除了文献上可能提供的线索以外，考古学所能提供的线索也十分重要。

过去，我们曾经注意到西藏古代岩画中曾经出现的商队、车辆、具有欧亚草原文化意匠的“斯基泰风格动物形象”、青铜兵器中的带柄铜镜、双圆饼首青铜短剑、地表发现的石丘墓、“大石遗迹”等诸多线索^[42]，并用来考察西藏西部与周边地区之间的联系与交流。上述阿里地区故如甲木和曲踏墓地的考古发现，再次为我们提供了新的证据。从上文的分析中可以看到，从高等级的当地酋豪墓中出土了带有汉字“王侯”、“宜”等吉祥语的丝绸，还有煮食用的茶叶的残留物质，这再次提示我们注意西藏西部与中原文化之间的联系。如前所述，这类带有汉字吉祥语的丝绸通常均由汉地官家工匠织造，是销往边疆地区具有专供性质的奢侈品。而植物考古学的研究表明，“茶树一般生长在年温度10度以上、海拔2000米以下温暖、湿润环境，在高寒的青藏高原地区无法生长。印度从中国引进茶种开始种茶的历史也仅有200年左右。这些茶叶不可能来自印度，茶叶到达西藏阿里一个最可能的途径是与2200年前后汉代开通的丝绸之路有关”^[43]。结合这两处墓地中同时还发现与丝绸缝缀在一起的黄金面具、具有新疆古代文化风格的木牌饰、木盘、木梳、草编器等，就为我们勾勒出一条较为清晰的路线：这些器物很有可能是通过新疆南疆一带向西传入西藏西部的阿里高原；其中的丝绸、茶叶等具有中原文化特色的高级奢侈品，则有可能是首先辗转从汉地输入到新疆，进而传入到阿里。如果这个推测可以成立，就意味着早在汉晋时代，在从中原通向西域的陆上丝绸之路开通不久或者几乎同时，就有一条与之直接相连接的主干道已经穿越青藏高原的西部，通向阿里地区。

这里，我们不能不注意到《隋书·西域传》下有一条关于“女国”的记载：“女国在葱岭之南，其国代以女为王。……出鍮石、朱砂、麝香、牦牛、骏马、蜀马。尤多盐，恒将盐向天竺行贩，其利数倍。亦数与天竺及党项战争。……开皇六年，遣使朝贡，其后遂绝。”^[44]此处所载的“女国”，在《大唐西域记》、《释伽方志》等唐人文献中也有提及，亦称其名为“苏伐剌拏瞿呾罗国”，指其地望“东接吐蕃国，北接于阗国，西接三波诃国”，目前学术界根据这一地理位置多倾向于此处所指的“女国”实际上即为“羊同国”，亦即藏文史书中所载的“象雄国”^[45]。如是，则女国不仅出产鍮石、朱砂、麝香、牦牛、骏马、蜀马等多种可供交换贸易的商品，并且以向天竺贩盐作为其重要的产品输出。女国（即羊同、象雄）所在的西藏西部和北部地区，历来是湖盐的产地，至今当地还有多座湖泊为高原盐湖^[46]。所以，也许最早开辟的通向天竺等地的交通路线，正是这条被学者们称为“食盐之路”的贸易通道。如果我们认同女国即为羊同、象雄（或者至少为这一部落联盟的成员之一），那么隋开皇六年（586）女国的“遣使朝贡”，便是羊同酋豪们向中原王朝朝贡最早的一次历史记载，年代早出其后唐贞观五年（631）羊同遣使唐朝朝贡近半个世纪。这条记载进一步说明，西藏西部地区与中原、南亚地区均有着悠久的交往历史，上至汉晋，下迄隋唐，这种交往一直延绵不绝，始终保持着交通路线的畅通，虽然这一路线的具体走向可能并非十分固定，也不是一成不变，可能会随高原季节、水草、风雪、河流、沙漠等诸多因素的变化而变化，但这一走向明显的路网却一直存在着。

唐贞观十五年，史载大羊同国的“酋豪”再度遣使中原朝贡，他们显然对于当时通向中原的各条道路是相当熟悉的。前述这些出土在墓葬中的丝绸与茶叶，是否有可能就是他们从唐王朝朝贡所获的赏赐之物，也未可知。公元7世纪，羊同被兴起的吐蕃所吞并，纳入到吐蕃王朝的版图。吐蕃人很显然继承了这份历史遗产。从吐蕃时期唐代僧人出使印度、西域所选择的路线中，已经开始有多人选择了从吐蕃腹地穿越青藏高原的新路，其中最具代表性者可举唐代高僧玄照所行的路线^[47]，他不仅利用了唐初新开的“吐蕃—泥婆罗道”，还很可能沿着雅鲁藏布江西行至西藏西部，再由此抵达西域和中亚地区^[48]。王小甫先生对吐蕃时期进出中亚的主要路线进行研究分析之后也认为，由于自然地理条件的限制，古往今来青藏高原向北去塔里木盆地的大道可分三条，其中的“中道”不仅最为捷近，而且由于它是在羊同（女国）早已开始利用的古道基础上拓展继承的，故“最易为刚兴起不久的吐蕃所利用”，吐蕃最初还是越过于阗南山进入到西域的，其走向很可能是从西藏阿里通过今新藏公路穿越阿克塞钦地区进入叶城、于阗，此道虽然文献记载较少，但“直到清代，西藏北去新疆主要仍经由阿里”^[49]。而这条道路，极有可能即为本文所论汉晋时期丝绸、茶叶传入阿里高原的道路，在后世一直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