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通典》所载，羊同已经进入到阶级社会，有了地方性的权力组织形态：“其王姓姜葛，有四大臣分掌国事。”与之大体上可能同时的敦煌出土古藏文写卷P.T.1287《赞普传记》中，也记载象雄（羊同）在松赞干布时期曾与吐蕃联姻结好，松赞干布派遣“赞蒙赛玛噶往象雄作李迷夏之王妃”，象雄王与王妃居住在“琼垄堡寨”之中，最后由王妃作为内应，引导吐蕃“发兵攻象雄之王，统其国政，象雄王李迷夏失国，象雄一切部众咸归于（吐蕃）辖下收为编氓”等诸事^[12]，由此可见，羊同的社会形态很可能是一个庞大的部落联盟，其部落首领可统率“一切部众”；国中已经有定居的城堡，其最高首领之下还有所谓“大臣”分掌国政，其文明发展和社会阶级化的程度应当已经具有相当的水平。

从考古发现的资料来看，故如甲木墓地附近的山头上，就有一座规模巨大的城堡遗址，城堡内发现有房屋、城墙、祭坛、暗道等各类遗址和铁甲、铁三角、石器、青铜像等遗物。城堡下的河谷平原上，分布着大量的古墓葬，其中包括体量巨大的两座石丘墓和具有祭祀性质的大型石构遗迹^[13]。这些遗存的年代可能延续的时间较长，但与故如甲木墓地和曲踏墓地应有相互重合的时段^[14]，这可以作为一个旁证，证明这个区域内社会的复杂化程度。综合这些因素分析，故如甲木和曲踏墓地很可能与这座城堡均同属于羊同时代，虽然这两处墓地目前尚未全面揭露，但可以初步肯定当中墓葬构建相对复杂、随葬品较为丰厚的墓葬，其墓主人身份很有可能就是羊同的“酋豪”。

《隋书》、《通典》、《唐会要》的记载还反映出，这个位于西藏西部古老的边地王国，在隋唐时期，还曾作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实体遣使中原朝贡，与中原王朝建立过联系，其时应当是在被吐蕃松赞干布灭亡之前。从故如甲木墓地和曲踏墓地出土的材料来看，这种联系可以从考古实物材料上得到佐证，其中最为重要的证据，是丝绸、茶叶、黄金面具等高级奢侈品的发现。

故如甲木墓地1号墓中出土了大量的丝绸，据初步检视，有四种不同的纺织品，包括织锦和平纹织物两类，材质有桑蚕丝、柞蚕丝和麻^[15]，其中墓主人头骨所包裹的丝绸为鸟兽纹锦，基本构图最下层为波状纹饰，每个波曲内内饰有一组对鸟，足踏祥云，波曲间饰背对的鸟首纹饰，每个单元内围绕中心的神树有对称分布的朱雀、白虎，四角对称分布青龙和玄武等“四神”，四神之间有汉字“王侯”字样。最上层以神树为对称轴饰以背对而立的虎状有翼神兽，尾部放置一件三足汉式鼎，其旁有汉字“宜”^[16]。这件丝绸无论是从图案元素中的四神、汉式鼎，还是汉字“王侯”、“宜”等字样的出现，都充分显示出它所具有的中原文化特征。鉴于西藏当地从来没有制作丝绸的传统，它只能是从汉地经过某种途径传来。过去在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汉晋时代墓葬和新疆营盘墓地中也出土过带有“胡王”、“王侯”等字样的织绵^[17]，构图的形式也与西藏所出的这件“王侯”锦基本一致，所以学术界一般认为，这类织锦很可能都是由汉地工匠或织造机构专为边疆定制，通过商贸交换、官方赏赐等不同的方式流传到边地，成为专供“酋豪”们享用的高级奢侈品。

除丝绸之外，在墓地中发现的另一类高级奢侈品——茶叶。在故如甲木1号墓的一件铜盆、一件铜壶内，都分别发现了“疑似茶叶”的痕迹，铜盆内发现“茶叶状植物叶片结块，由于铜锈染作绿色”；铜壶内“发现有褐色茶叶状植物叶片残留，部分被铜锈染为绿色”^[18]； 曲踏墓地第4号墓内发现木案三件，其中一件为四足鼎形，案面呈圆盘状，“内盛茶叶状食物残渣”^[19]。对于这批“疑似茶叶”，经自然科学家对其植硅体和植钙体进行鉴定后表明，“这些考古植物样品中都含有只有茶叶才同时具有的茶叶植钙体、丰富的茶氨酸和咖啡因等可以相互验证的系统性证据，组成一个证据链”，从而确认其“都是茶叶”^[20]。这个极为重要的考古发现表明，早在汉晋时代（故如甲木墓地的年代经碳十四测年约当公元2—3世纪），茶叶便已经传入到西藏西部地区，这是迄今为止西藏高原最早的有关茶叶出土的考古实物证据。

如前所述，在故如甲木1号墓、曲踏墓地中，还分别出土了三件黄金面具，考古发现的类似这样的黄金面具在喜马拉雅地区的中段和西段共发现5件，分别为：西藏故如甲木墓地1件、西藏曲踏墓地2件、印度北方邦马拉里墓地出土1件、尼泊尔穆斯塘萨木宗墓地出土1件。与喜马拉雅地区出土的这类黄金面具最为近似的黄金面具，还包括我国新疆昭苏波马墓地出土的1件、中亚吉尔吉斯萨石墓地出土的1件。据研究，这一习俗在欧亚大陆起源甚早，在欧亚大陆东部地区主要流行于公元前后到公元6世纪之间，“其出现、流行和传播可能与帕提亚波斯和萨珊波斯的文化密切相关。中亚地区和新疆是丧葬用黄金面具发现比较集中的区域”^[21]。西藏阿里这两处墓地中发现的三件黄金面具，有的背面还残留着穿缀丝绸的痕迹，证明其是以丝绸覆面作为衬底，两者配合使用，被认为是“西方起源的金属面具传统与东方起源的丝绸覆面传统相结合而形成的独特文化现象”^[22]，这是很有说服力的推断。

上述丝绸、茶叶和黄金面具的发现，一方面显示出羊同酋豪具有显赫的社会地位，可以占有和享用一般人所无法企及的高级奢侈品；而另一方面则表明这个区域具有很强的开放性特征，与周边国家和地区已经建立起不同程度的联系与交流，才有可能通过商贸、交换、赏赐等不同的途径和方式获得这些物品。实际上，除了上述这三大类高级奢侈品之外，从故如甲木和曲踏墓葬的出土器物中，还可以发现其他一些与地域文化之间相互交流有关的器物。

例如，在故如甲木1号墓主人身边，还发现了一组料珠，其中包括浅绿色珠子、红色珠子、近绿松石的绿色珠子等，从质地上分析可能为“费昂斯珠”（Faience Beads）^[23]。另在曲踏墓地中也出土有大量珠饰，其中编号为2014M4的一座墓葬中出土有蚀花玛瑙珠两颗、编号为2014M2的另一座墓葬中出土有玛瑙珠37颗、玻璃珠756颗、费昂斯珠8颗^[24]。关于“费昂斯珠”的起源地，学术界历来有不同的观点，或认为其最早起源于古代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和地中海地区，时代约为公元前三千纪，稍后在印度、中国也开始出现，中国最早发现的此类珠子年代可早到西周时期^[25]。从西藏西部所处的地理位置、交通孔道以及墓葬中其他器物的年代综合考虑，在西藏这两座墓中所出的费昂斯珠只可能是从外部传入，既有可能来源于西域新疆地区，也有可能来源于邻近的印度西北部和巴基斯坦等地。另一类蚀花玛瑙珠即为藏族人民习称的“天珠”，藏语中也称为“Gzi”，以往在青藏高原的山南隆子县吞玛村石棺葬^[26]、青海省大通上孙家寨汉墓中曾各发现一例^[27]，其特点是珠体表面有白色、黑色相间的条形纹饰，如同眼睛状纹饰。此次在曲踏墓地中发现的这两颗蚀花珠子发现时位于墓主人的头颈部，与发辫放置在一起，这是迄今为止首例与墓主人体位关系清晰的出土材料，表明其是作为墓主人的身体装饰品使用于头颈等部位。这两颗珠子的珠体呈橄榄形，两端截平，纵向穿孔内残留有细绳，器表有深褐色和乳白色相间的纹饰。对于此类珠饰，过去曾有意大利藏学家G·杜齐^[28]、我国学者童恩正^[29]、汤惠生^[30]等均做过研究，均倾向认为青藏高原的此类珠饰其来源很可能是伊朗、印度或西域于阗等地，不是西藏的原产品，也是作为一种高级奢侈品从外部输入。

再如，考古工作者还注意到，两处墓地中出土的带柄铜镜、铜铃项饰、木柄匕首、刻纹木牌、木盘、木梳、草编器等，都与新疆地区的同类器物具有可比性，极有可能也受到新疆地区的影响或直接从新疆输入；大量的束腰形铜饰片、铜铃项饰和带柄铜镜在邻近的拉达克地区也有发现；一字格铁剑则受到中原地区的影响^[31]。上述这些考古发现都充分地证明，羊同地区（也即藏文史书中所称的象雄地区）早在汉晋时代，其部落首领——酋豪已经具有广泛的对外交流能力，不仅与中原内地建立了联系，而且还与周边南亚、中亚等地区也有着不同程度的物质文化交流，成为当时西藏西部一个重要的文明中心，通过一定的交通网络与周边的其他各文明中心保持着密切的联系。那么，我们不能不由此提出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早在汉晋时代，是否便已经存在着一条丝绸之路的支线，将西藏阿里高原与丝绸之路联系在一起呢？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谁又是这条路线最早的开拓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