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唐代以来的汉文文献当中，对于西藏西部和北部地区多记载为“羊同”，认为其有大、小羊同之分，二者紧相毗邻。其中记载较为详细的可举唐人杜佑所撰《通典·边防六》“大羊同”条：

大羊同东接吐蕃，西接小羊同，北直于阗。东西千余里，胜兵八九万人。其人辫发毡裘，畜牧为业。地多风雪，冰厚丈余，所出物产，颇同蕃俗。无文字，但刻木结绳而已。刑法严峻。其酋豪死，抉去其脑，实以珠宝，剖其五脏，易以黄金，假造金鼻银齿，以人为殉，卜以吉辰，藏诸岩穴，他人莫知其所，多杀牦牛羊马，以充祭祀，葬毕服除。其王姓姜葛，有四大臣分掌国事。自古未通，大唐贞观十五年，遣使来朝^[2]。

《唐会要》卷九九“大羊同国”条与《通典》的记载基本相同，但只是明确指出：“贞观五年（631）朝贡使至。十五年，闻中国之威仪之盛，乃遣使朝贡。太宗嘉其远来，以礼答尉焉。至贞观末为吐蕃所灭，分其部众，散至隙地。”^[3]

关于“大羊同”的地望，20世纪90年代在西藏吉隆县境内考古调查发现的唐代显庆年间唐使王玄策使团所刻《大唐天竺使出铭》上，铭有“（唐）显庆三年（658）……届于小杨同之西”的字句，可以由此确定小羊同位于今西藏日喀则一带，而大羊同则应在小羊同之西，正好与今天西藏阿里、藏北等地大致相当^[4]。

在汉人史家的笔下，这个地区自然环境严酷，文明发展水平较低，主要以畜牧为业，没有创造出文字，纪事采用刻木结绳等原始的方式。但是，其中的“酋豪”（大约相当于部落首领一类人物）却与众不同，尤其是他们的丧葬习俗及其鲜明的特点给人以十分深刻的印象（以上《通典》引文中有下划线部分）。归纳其特点，大体有三。第一，从遗体的处理上看，这些酋豪死后要对其遗体采取一些特殊的处理方法，“抉去其脑，实以珠宝，剖其五脏，易以黄金，假造金鼻银齿”，这意味着不仅要采用外科手术式的方法将遗体中易腐的脑、内脏等加以清除，再用珠宝、黄金等贵重物品加以填充，另外还要对面部五官以金银类物品加以美化。第二，从葬所的选择上看，经过巫者的占卜之后，将葬地“藏诸岩穴”，不让它人知其去向。第三，在丧葬过程中“多杀牦牛羊马”，进行祭祀活动，等活动结束之后一切恢复原状。

长期以来，史学界对于这些文献记载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它们究竟是些不足征信的汉族史家们的道听途说，还是某种真实历史片断的反映？在没有足够的证据之前，对于这片距离中原千里之遥的西部边陲，人们还只能是隔雾观花，停留在历史的想象之中。近年来，随着西藏考古工作的进展，新出土的考古材料对于这段文字的解读提供了大量形象、具体的实物证据，让我们得以重新审视有关古代“羊同”及其“酋豪”的若干历史线索。

2005年，在西藏阿里境内噶尔县象泉河北岸的一个河谷台地上，由于偶然的原因，发现了故如甲木墓地^[5]。随后，考古学者连续三年在此进行考古发掘，并同时开始调查和发掘与之相邻的阿里札达县境内的曲踏墓地^[6]。在这两处墓地中，相继出土了多座形制不同、规格不等的墓葬和各种质地的随葬器物，通过碳十四测年和随葬器物的比较研究，初步可以断定这两处墓地的考古学年代均可上溯到公元2—3世纪，大约相当于中原汉晋时代^[7]。观察分析这批新出土的墓葬材料，既有不少与文献记载似可暗合之处，更有许多文献记载所缺失的更加丰富的细节。

首先，这两处墓地中都发现了大量动物随葬、殉葬的现象，既有用全牲整体下葬的，也有肢解之后下葬的。所埋葬的层次也各不相同，有的是用于墓葬顶部；有的是用于墓内不同的位置；还有些动物甚至与人骨相互混杂在一起，这可能与丧葬过程中杀牲祭祀的不同仪轨有关，印证了文献记载中祭祀“多杀牦牛羊马”的风俗的确存在。

其次，这两处墓地目前在地表上都没有发现有明显的标识物，如封土、石丘之类，曲踏墓地所发掘出土的墓葬有的为带有竖穴墓道的洞室墓形制，有的全部采用深而狭窄的直下式墓坑，其总体特点都是“深藏不露”，与文献记载所称“藏诸岩穴，他人莫知其所”习俗亦有相互吻合之处。

再次，死者遗体大多有经过人为处理的痕迹。其中，故如甲木2012年发掘出土的1号墓（编号为M1）是出土器物最为丰富、丧葬特点最为突出、墓主身份最为显赫的一座墓葬。据发掘简报记述，此墓形制为长方形竖穴土坑石室墓，长约4米，宽约2米，四壁均用石块垒砌，个别石块表面尚余涂朱痕迹，顶部用圆木横置覆盖。由于出土时已经被人为破坏，墓中死者的葬式系由墓地附近寺院僧人追述：“人骨发现于木棺内，双手作束缚状置于胸前，人骨发黑，具体葬式不明，头骨包裹有‘王侯’文鸟曾纹锦，棺内发现大量丝织物，具体位置不详。”^[8]后来考古工作者所收集到的其他金属器、陶器和木器等大多发现于木棺周边范围，并且推测“人骨经鉴定为30～50岁的男性，根据木棺形制、大小，应是二次葬”^[9]。从死者的性别、年龄和随葬品的丰厚程度看，其“酋豪”的身份大致可以确认。

2012年度发掘出土的其他几座墓葬墓主人骨都很散乱，推测均为二次葬，发掘者还观察到一个很重要的现象：“根据填土中的堆积及随葬动物摆放情况，判断为二次葬，埋葬顺序应是先放置随葬动物，预留出圆形区域用以放置墓主人尸骨。墓坑可能敞开过一段时间，导致自然淤沙将墓底动物骨骼和随葬品掩埋，后尸骨埋入，与随葬品之间形成自然的地层分割。墓坑敞开的一段时间很可能是停厝待葬或进行尸体处理，并进行某种形式的祭祀。”^[10]虽然发掘者没有进一步推测死者的尸体是采用了何种处理方式，但很显然可以证实这种葬法与正常的下葬是有所区别的。2013年这个墓地中发现的墓主人骨骼的情况更为散乱，也多为二次葬，有的墓室内发现人头骨多达10个，还多见人头骨与躯干、四肢骨骼甚至与动物骨骼混杂在一起的现象^[11]。这或有可能与某种特殊的杀牲祭祀仪轨有关，也有可能反映出对死者尸体进行处理的某种特殊现象。

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在故如甲木1号墓中出土了一件黄金面具，系用金片压制而成，正面用红、黑、白三色颜料绘出人物面部，周边有八个小孔，可以用来缝缀在其他质地较软的材料上。这就印证了该墓中死者的面部覆盖有黄金面具。曲踏墓地位于札达县城附近，此处墓地墓主人尸骨的情况有仰身直肢葬、侧身屈肢葬、二次葬等多种葬式，也出土了两面黄金面具：其中一件面具为椭圆形，在金片上压制出面部轮廓和五官，边缘处折向背面，可用以固定在其他物品之上。另一件面具大小与真人面部相仿，额部有一长方形牌饰，如同冠饰，上刻有动物与植物图案，面部錾刻出五官，面具边缘上有两个一组的小孔，用系带与背面的多层丝织物缝缀在一起。这些黄金面具的发现，与文献记载的以金银类物品对死者面部加以装饰美化的做法也相吻合。

综上所述，上述这些考古发现，与文献记载中关于古代羊同“酋豪”们的丧葬习俗有着十分惊人的相似之处，这就让我们不得不再次审视这个区域古代文明发展的真实水平，通过考古发现所揭示出的若干细节，来重新构建和复原一个业已消逝的时代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