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　巍

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

汉、藏文献中对于西藏高原早期人类及其活动的记载都较为晚近，对于号称“世界屋脊之上的屋脊”的西藏高原西部地区，中原史家和藏族史家留给我们的文献记载则更为鲜见。直到唐代及以后，才在诸如《唐会要》、《通典》、《文献通考》、《资治通鉴》等官修史书以及慧超《往五天竺国传》、道宣《释迦方志》等巡礼西天的佛教僧侣的游记当中，出现了记载“羊同”的一些片断。学术界长期以来一般倾向认为，唐代以来汉文史料中所记载的“羊同”，大致地理范围可以比定在本文所论的西藏高原西部、西南部和北部局部地区这一广袤空间，与藏文史书中所载的“象雄”（Zhang zhung）或可对应^[1]。然而，如果再向上追溯到汉晋时代，对于这一区域的历史记载则几乎为空白。近年来，随着在这一地区考古工作的深入开展，揭示出一些重要的线索，极大地弥补了文献史料之不足，也为汉晋时代陆上丝绸之路的延伸与开拓提供了新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