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河西丝织品的来源

关于河西丝织品的来源，我们目前还无法采用先进的技术手段进行检测，只能按传统的方法从简牍和文献信息中获得一些不尽全面的认识。大体上说，河西的丝织品大都来自内地，本地可能也有少量产出。

斯坦因1907年在敦煌玉门关附近发现一件帛书：“任城国亢父缣一匹，幅广二尺二寸，长四丈，重廿五两，直钱六百一十八。”^[26]这应该是一匹缣上的标签，注明了产地、品种、数量、规格、重量、价钱等等。《续汉书·郡国志》：“任城国，三城，户三万六千四百四十二，口十九万四千一百五十六。任城本任国。有桃聚。亢父、樊。”^[27]王先谦《后汉书集解》引马与龙曰：“章帝封东平宪王子尚为王，传至刘佗，魏受禅，以为崇德侯。”^[28]任城国与亢父连称，说明其隶属关系。亢父在战国属齐地，故城在今山东济宁市南^[29]。任城国是东汉章帝元和元年（84）所封，此时亢父属任城国统辖，因而敦煌出土此帛书应为东汉中期之物。《史记·货殖列传》：“齐带山海，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彩布帛鱼盐。”《管子·山权数》：“民之通于蚕桑，使蚕不疾病者，皆置之黄金一斤，直食八石。”^[30]故山东齐地，早在桓公、管仲时就已“织作冰纨绮绣纯丽之物，号为冠带衣履天下”^[31]。到两汉之时，“亢父之缣”出现在河西，说明齐鲁的名牌产品已经出现在丝绸之路上^[32]。除了“亢父之缣”以外，河西地区可能还有其他丝织品种类来自齐鲁之地。

此外，来自河内的“廿两帛”

出河内廿两帛八匹一丈三尺四寸大半寸，直二千九百七十八，给佐史一人。元凤三年正月尽九月积八月少半日奉。（303.5）

受六月馀河内廿两帛卅六匹二丈二尺二寸半寸，直万三千五十八。（509.8）

今毋馀河内廿两帛（513.24）

今馀河内第十六辈丝絮六十二斤四两，直四千廿钱八分。率斤六十四钱五分。什分七百分八（73EJT5：60）

河内指河内郡。同河南、河东通称三河地区，与三辅同属司隶校尉，地理位置极其重要。《史记·货殖列传》：“昔唐人都河东，殷人都河内，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33]赵丰先生认为：“秦至西汉时期全国范围出产丝织物的地方主要集中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如齐郡的临淄、陈留郡的襄邑、任城国的亢父、河内郡的怀县、鲁国的曲阜等地。到了东汉时期西南蜀郡开始成为全国闻名的丝织中心，其著名产品蜀锦逐渐占据了国内的主要市场。”^[34]河内之地，大致相当于今天太行山以东，黄河以北，安阳以南。郡治怀县（今武陟县西南）。汉简中河内，当指上述地区。“廿两帛”，大概以重量来表示质量，如“五稯布”、“七稯布”之类，“廿两帛”也形成了一种特定的规格品牌^[35]。

上引丝织品种类有“锦”，而且有“交龙锦”、“青汉纯锦”、“落真锦”。锦是一种高档丝织品，当时只产自襄邑，故《说文》曰：“锦，襄邑织文也。”《三国志·魏书·东夷传附倭传》景初二年（238）十二月制诏曰：“今以绛地交龙锦五匹……悉可以示汝国中人，使知国家哀汝，故郑重赐汝好物也。”^[36]可见交龙锦是朝廷用以赏赐藩国的贵重物品。《玉台新咏》梁元帝乌栖曲有：“交龙成锦斗凤纹，芙蓉为带石榴裙。”交龙锦深受皇帝贵族的爱赏已溢于言表。襄邑，治今兰考县东南，属陈留郡。有服官。《续汉书·舆服志》：“衣裳玉佩备章采，乘舆刺绣，公侯九卿以下皆织成，陈留襄邑献之云。”汉简中所记河西的锦，大概都来自襄邑。总之，河西地区出现的上述亢父之缣、河内之帛以及各种高档锦，都应来自齐鲁和中原。

在河西地区的嘉峪关新城魏晋壁画墓、酒泉果园乡西沟魏晋壁画墓中出现几十幅采桑图、丝绢图、丝蚕茧图、护桑育蚕图、采帛机图^[37]，有些壁画逼真生动，内容十分丰富，涉及社会生活及神鬼信仰的各个方面。一般地说，壁画的题材都是社会生活的实际反映，其中涉及种桑养蚕、抽丝纺织的内容说明，至少在魏晋时期，河西地区已经有了蚕桑丝织活动。但是历史的发展是连续的。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变迁往往不与政治变动相同步。魏晋时期的生计习俗大多都是从两汉时期延续下来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两汉时期的河西也可能存在桑蚕和丝织活动。因此，两汉时期河西地区的丝和丝织品的一部分，不能完全排除本地生产的可能。

【注释】

[1]荣新江《丝绸之路就是一条“丝绸”之路》，赵丰主编《丝路之绸：起源、传播与交流》，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16页。

[2]《敦煌马圈湾汉代烽燧遗址发掘报告》，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敦煌汉简》，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

[3]参[瑞典]博·索马斯特勒姆编，黄晓宏、张德芳等译《内蒙古额济纳河流域考古报告》，北京：学苑出版社，2014年。

[4]悬泉置遗址出土的遗物只是初步统计，更准确的统计数据以后发表的考古报告为准。

[5]赵丰主编《丝路之绸：起源、传播与交流》，78—89页（又见2017年版，64—75页）；徐铮、金琳主编《锦程：中国丝绸和丝绸之路》，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7年，17—27页。

[6]赵丰主编《丝路之绸：起源、传播与交流》，87页。

[7]赵丰主编《丝路之绸：起源、传播与交流》，83页。

[8]赵丰主编《丝路之绸：起源、传播与交流》，80页。

[9]罗继祖主编《罗振玉学术论著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226页。

[10]胡厚宣《殷代的蚕桑和丝织》，《文物》1972年第11期，5页。

[11]李发、向仲怀《甲骨文中的“丝”及相关诸字试析》，《丝绸》2013第8期，3页。

[12]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吴兴钱山漾遗址第一、二次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60年第2期，86页；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荥阳青台遗址出土纺织物的报告》，《中原文物》1999第3期，9页。

[13]括号中的简号，凡是只引阿拉伯数字者，为《敦煌汉简》；凡阿拉伯数字中间用一圆点隔开者，为居延旧简。凡数字前冠以“EPT”者为居延新简；凡注“EJT”者为肩水金关汉简，凡注“DXT”者，为悬泉汉简。

[14]班固《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2859页。

[15]陈寿《三国志》，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861页。

[16]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随州孔家坡汉墓简牍》，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年，183页。

[17]可参看熊铁基《啬夫考》，《熊铁基学术论著选》，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355—361页；裘锡圭《啬夫初探》，《裘锡圭学术文集》第5卷，44—106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孙闻博《秦县的列曹与诸官——从〈洪范五行传〉一则佚文说起》，《简帛》2015年第2期，75—66页；单印飞《略论秦代迁陵县吏员设置》，《简帛》2015年第2期，89—100页；黎明钊、唐俊峰《里耶秦简所见秦代县官、曹组织的职能分野与行政互动——以计、课为中心》，《简帛》2016第2期，131—158页；邹水杰《秦简“有秩”新证》，《中国史研究》2017年第3期，43—60页。

[18]甘肃简牍保护研究中心等编《肩水金关汉简》，上海：中西书局，2011年，110页。

[19]上引14条简文均出自甲渠候官遗址破城子。简号有“.”隔开者为居延旧简，数字前冠以“EPT”者为居延新简。

[20]班固《汉书》，4103页。

[21]区秋明、袁宣萍《中国古代丝绸品种的分类》，朱新予主编《中国丝绸史（专论）》，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1997年，259页。

[22]王进岑《怎样识别丝织品的分类编号和定名》，《中国蚕业》1995年第4期，40页。

[23]范晔《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67页。

[24]李均明《汉代甲渠候官规模考》，《文史》第34、35辑。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当然也有106人、107人的记载。

[25]陈梦家《西汉都尉考》，《汉简缀述》，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128页。

[26][法]沙畹《斯坦因在新疆沙漠所获汉文文书》（Les documents chinois decouverts par Aurel Stein dans les sable du Turkestan oriental），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1913年，118页，第539号，释“亢父”为“古父”。《敦煌汉简》，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释文编为1970号，296页；图版第159。

[27]《后汉书·郡国志》，3452页。

[28]王先谦《后汉书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虚受堂影印本，1230页。

[29]钱林书《续汉书郡国志汇释》，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7年，147页。

[30]黎翔凤《管子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1309页。

[31]班固《汉书》，1660页。

[32]王子今《河西简文所见汉代丝织品的地方品牌》，《简帛》第17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251页。

[33]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3959页。

[34]赵丰《中国丝绸通史》，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05年，86页。

[35]上引王子今文。

[36]陈寿《三国志》，857页。

[37]俄军等编《甘肃出土魏晋唐墓壁画》，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09年，58、69、74、108、138、139、157、183、191、193、211、278、279、425、469、470、623、625、655、664、66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