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出土的丝绸实物

经过最近可移动文物的普查可知，甘肃省博物馆、甘肃简牍博物馆、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高台县博物馆、肃州区博物馆、敦煌市博物馆等文博单位都收藏有数量不等的两汉时期的丝织品。但是经过集中发掘的遗址主要是敦煌马圈湾遗址、居延遗址和悬泉置遗址。下面主要以此三个遗址为例来说明两汉丝织品的出土情况。

敦煌马圈湾遗址，1979年发掘。除出土汉简1217枚以外，还出土其他遗物343件。其中有各类纺织品140件。140件纺织品中有丝织品114件，毛织品和麻织品各13件。丝织品占全部纺织品的81.4%，而毛、麻织品各占18.6%左右^[2]。丝织品主要有锦、罗、纱、绢等遗物。

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瑞西北科学考查团组织的居延考古中，瑞典考古学家贝格曼沿着额济纳河流域进行了地毯式考察发掘，除了发现著名的居延汉简外，还发现了纺织品848件。其中丝织品681件，毛织品97件，麻织品70件，各占纺织品总数的80%、11.4%、8.2%^[3]。

上世纪70年代初，由甘肃省文博部门发掘的甲渠候官遗址和肩水金关遗址，除出土20000多枚“居延新简”外，同样出土了相当数量的纺织品。有丝织品282件、毛织品1件、麻织品32件，总计出土各类纺织品315件。其中丝织品占89.5%、麻织品占10%、毛织品只占0.3%。

1990年至1992年发掘的悬泉置遗址，除了出土20000多枚汉简和其他遗物外，还出土了大量纺织物，据初步统计，各类毛麻丝织品共有2306件，其中丝织品909件，占总数的39.41%，毛织品587件，占25.45%，麻织品810件，占35.12%^[4]。

以上三处遗址中，只有悬泉置遗址出土丝织品的比重大约在三分之一强，其他地区，丝织品都在80%以上。

三处遗址纺织品数据统计表

三处遗址出土的丝织品近2000件，数量相当可观。品种亦极为丰富。但是要研究数量如此之多、年代如此久远的丝织品，则需要专门的知识和技术设备，有待在今后的岁月中逐步进行。有一些标本已经在中国丝绸博物馆常年展出。应展出之需，赵丰和周旸二位先生已对展出品作过研究和鉴定。下面的介绍主要参考了展览说明和赵丰主编的《丝路之绸：起源、传播和交流》以及徐铮、金琳主编的《锦程：中国丝绸与丝绸之路》^[5]。

汉代采绢，出自敦煌悬泉置遗址。一组5件，均为残片。经中国丝绸博物馆鉴定：经密在60～80根/厘米之间，纬密在25～40根/厘米之间。其中2件呈蓝色，1件呈红色，1件呈黄色，1件呈本色。比较有趣的是黄色绢的染料检测，通过比对其在不同波长光照下的颜色变化，发现该织物的染料中含有小檗碱。小檗碱是天然黄色染料黄檗（Phellodendron spp.）的主要色素成分，在紫外光照射下往往会呈现出绿色的荧光，这一典型的特征有助于快速鉴别黄檗染料。黄檗染丝绸极易上染，从汉晋织物到明清服饰中均发现有小檗碱及其衍生物，但是黄檗的光照色牢度较差，短时间的光照即导致颜色变深，所以出土的黄檗染色织物往往呈现土黄色。

湖绿色四经绞横罗，出自敦煌马圈湾遗址。四经绞罗早在商代已经出现，到战国时出现四经绞提花罗，汉唐时十分流行。但这件四经绞横罗却很有特色。中国丝绸博物馆鉴定认为，经丝密度为61根/厘米，纬丝为40根/厘米，尽管密度不小，但仍见孔疏目朗，经纬丝均无捻。其组织结构的特殊之点是在传统的四经绞罗中多织了二梭平绞，形成一个三梭横罗的横向条纹状效应，十分轻薄柔美。同时，这件罗织物呈现较浅的蓝色，近湖色，经检测为靛青染料。横罗的出现或许是受了毛纱的影响。在新疆民丰尼雅遗址出土织物中出现了三梭平纹的毛纱，这类织物在后世就可称为横罗。在甘肃花海毕家滩26号墓出土的刺绣上，用的也是四经绞横罗，说明了这类罗织物在西北地区曾流行一时，或许正与毛织纱的影响有关。

毛纱，出自敦煌马圈湾遗址。织物残片，由一块深蓝色平纹绢和一块浅棕色毛纱缝制而成。毛纱部分经纬线均为Z捻，经向长7.5厘米，纬向长24厘米。地组织为平纹，花部为两根经线相互绞转并每一纬绞转一次的二经绞组织。图案单元为矩形，呈散点排列，每个单元包括3根纬线、10对经线。

据王乐的说明：汉代的毛纱织物并不是很多，新疆扎滚鲁克出土过一件有类似绞纱组织的黄色毛织物。其基本组织是平纹地上以二经绞显花的暗花纱，绞纱部分图案也很简单，为条纹和散点。织物局部有缂织纹样，缂织部分约3厘米宽，平纹地上用红、黄、白、蓝等色纬线缂织出二方连续的方格纹和阶梯式山纹。山普拉也出土过几件平纹地上以二经绞显花的毛织物，如原白色毛纱上衣残片和原白色毛纱衣角。织造二经绞丝织物时需要在织机上增加绞综，但已知的汉代织机并未发现绞综。从新疆发现的二经绞和缂毛同时出现在一块织物上的情况推测，当时织造二经绞组织并未使用绞综，而是用手工挑花^[6]。

杂色绢，出自敦煌马圈湾遗址。根据中国丝绸博物馆刘剑的介绍，蓝色绢根据颜色深浅可以分为蓝色、宝蓝和月白。通过微型光纤光谱检测发现这三件蓝色绢织物上均含有靛蓝，说明由靛青染料染色。在丝绸之路沿线菘蓝和蓼蓝较为常见。靛青是瓮染染料，该组蓝色绢片的颜色不同是由白坯浸染的时间和次数不同决定的。靛青染料色牢度极佳，即使埋藏于地下几千年也不会褪色。

红色绢残片边缘存在一行缝线，说明该残片可能来自于衣服。经过检测发现红色染料取自西茜草（Rubia tinctorum），一种仅产于新疆地区的茜草科植物，所以也被称为“回回茜”。无论是新疆小河墓地出土的公元前2000年左右的毛织物，还是唐代青海地区出土的粟特锦，都发现该种红色染料，因此可以推测西茜草一直是西北地区重要的植物染料。

黄色绢残片上呈现多处缝线，应该来自于服饰的一部分，可能为内衬。经过检测，未发现有明显的染料遗存，说明残片的黄色可能是蚕丝遭受环境影响发生了劣化。

在丝绸之路沿线出土的纺织品中黑色和棕色的织物并不多见，而且毛织物的深色很可能来自于羊毛本身的颜色。而该组织物中的棕色绢片显然由黑色染料染色，在西北地区常见的黑色染料是胡桃，而东南地区出产的黑色染料则为五倍子或皂斗。

丝带，出自敦煌马圈湾遗址。由一粗一细的两条织物搓捻而成，略呈绿色，制作粗疏。丝带结系后垂余的部分，未加搓捻或虽经搓捻但已散乱。帛鱼主要由三部分组成，包括团状米黄色帛鱼主体、红色尖饰和红色三角形饰，红色三角形饰和帛鱼主体之间以缝线缝缀。其中的红色、绿色和米黄色织物，均为平纹绢，经纬密度分别是130×60根/厘米、140×70根/厘米和80×45根/厘米。采用微型光纤光谱仪对织物中的红色、绿色和米黄色等部位进行原位无损的染料分析，可知红色为茜草染成，绿色同样来自靛青与另一种黄色染料的套染。关于帛鱼的用途至今尚无定论，在汉晋时期的西北地区，帛鱼应为女性随身用品。至唐，鱼袋的佩戴与颁赐成为官员品阶等级的象征，并逐渐形成与之适应的鱼袋制度，两者之间或与汉晋时期的帛鱼使用有所关联^[7]。

汉代绢制冥衣，出自敦煌马圈湾遗址。据周旸的介绍，冥衣作交领式，左袖缺失，自腰部断裂，无下摆。衣身单层无衬里，由红色绢制成，经密70根/厘米，纬密35根/厘米。领部及袖缘采用蓝色绢，经纬密度与红色绢相近。染料分析结果表明，红色为茜草染成，蓝色还是来自靛青。在马圈湾烽燧遗址共出土两件此种冥衣，另一件款式与此相近，袖略长，衣身为米黄色，袖及领为红色，袖缘为蓝色，同样在腰部以下缺失。根据河西出土的汉晋时期服装的形制可推断，此件冥衣极有可能是腰部以下加缝一段下摆的短袖襦。此类冥衣是中国古代丧葬礼仪及风俗的产物，其体量很小，虽是专为陪葬所做的冥服，但其样式应是对实物的模仿，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服装式样。在楼兰古墓群MB2曾出土一件绢质冥衣，宽衣长袖，是仿制成人衣服制作的冥衣。营盘15号墓也出土过一件淡黄色绢衣袍和黄褐色绢衣襦，不仅服装保存最为完整，入葬方式也最为明确。在胸前及左手各置一件绢质冥衣，以象征备足四季之衣服，供死者在另外一个世界享用。从楼兰及营盘墓地所保存较为完整的信息推测，马圈湾遗址所出土的小型服装亦应为冥衣类随葬品。

蓝地立鸟云纹锦，出自敦煌马圈湾遗址。根据周旸等人的介绍，织锦已残，残存部分呈长条形。此锦曾被用作某些装饰，较平直的一端可见疏密有致的钉线，丝线散乱的一端也可见明显的缝线。经纬密度为112×26根/厘米，组织结构为平纹经锦，以深蓝为地，显黄、绿二色花，织出云气纹，云气之间每行交错排列，每一云气作中心对称状。纹样总体模拟博山炉，云纹象征炉中升腾的烟气，填充的立鸟形象似为象征长生的仙鹤。汉晋时期，社会上流行升仙思想，以致生活日用往往以各种云气作为装饰。对织锦的蓝色和绿色部位进行染料分析，可知深蓝色地部为靛青染成，绿色花部则来自靛青与另一种黄色染料的套染。尽管天然染料的品种繁多，但是真正常用的染料也就十几种，因此，为了满足人们对丰富色彩的向往与需求，古代染匠采用套染的方法来获得成百上千种颜色。一般认为，天然绿色染料极为稀少，所以历史上的绿色几乎都是由黄色染料和靛青套染得到的。

菱格几何纹锦残片，出自敦煌悬泉置遗址。根据周旸的介绍，残片由1块织锦和2块不同的绢拼缝而成，残损较甚。其中织锦的经纬密度130×40根/厘米，两种绢疏密有所不同，较疏者经纬密度分别为65×35根/厘米，较密者90×45根/厘米。织锦与绢拼缝的一端存有幅边，织锦上且存有缝线。间缝缀有蓝色绢片，其外覆以米黄色绢，并存有较为凌乱的缝线。织锦为平纹经锦，以深青为地，显黄色花，织出互相连续的菱格纹，菱格纹内饰以几何纹样，纹样元素为穿璧和对羊，斯坦因曾在楼兰遗址中发现同类纹样的织物。采用微型光纤光谱仪对织锦进行原位无损的染料分析，可知地部的深青色为靛青染成，花部的黄色中检出单宁成分。

织锦残片，出自敦煌悬泉置遗址。织锦为平纹经锦，经纬密度160×35根/厘米。残损较甚，残存部分略呈长方形。织锦以蓝色为地，显褐色花，白色勾边，纹样略近于菱格云纹。织锦一端尚存幅边。

漆纱，出自敦煌悬泉置遗址。一组4件，其中3件为宽窄不一的组带，为编织后髹漆而成；1件为漆纱，系平纹绢髹漆而成。具体用途不详，但从其形制和同类编织物的使用情况看，当为服饰器物的系带和残片。

根据周旸的介绍，中国是世界上最早使用天然生漆的国家，较早的髹漆纺织品为春秋后期河南光山黄国墓和山东临淄郎家庄东周殉人墓出土的髹漆编织履残片。至汉，文职戴进贤冠，武职戴武弁，冠弁髹以黑漆是汉代通常的做法，湖南长沙马王堆3号西汉墓出土过完整的漆纱弁，甘肃嘉峪关丁家闸5号壁画墓出土了漆纱残片，6号壁画墓描绘有进贤冠的图像。

髹漆纺织品具有一系列优异性能，大多用作冠、带、履等成型产品——化柔软为硬挺，用作冠履便于成型；化娇弱为坚牢，用作鞋履耐磨持久；化原色为棕黑色，最能符合周制中对冠帽的色彩期望；化亲水为拒水，冠履可适度防水防雨。今在悬泉置遗址发现的大量漆纱，不仅说明髹漆技术和髹漆纺织品顺着丝绸之路自东而西传播，同时也说明随着汉武帝凿空丝路营建官驿，汉制冠服制度也延伸至此^[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