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的传统经济体制的形成过程,可以比较清晰地看到从选择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到形成扭曲产品和要素价格的宏观政策环境,以至建立高度集中的资源计划配置制度和毫无自主权的微观经营机制这样一个历史和逻辑的顺序关系。

图2.2概括了这种关系。图中表明,经济发展战略是外生的可以由政府选择的变量；而在资本稀缺的农业经济中,一经选定了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就会形成相应的扭曲价格的宏观政策环境,以及以计划为基本手段的资源配置制度和没有自主权的微观经营制度。这三者是内生变量,在逻辑上是由特定的资源结构和发展战略的选择而诱发形成的,构成不可分割的或三位一体的传统经济体制；一定的资源配置方式必然相应导致特定的经济结构类型,而一定的微观经营机制也产生特定的激励效果,这两个方面就表现为一种经济绩效。中国传统经济体制下的经济发展绩效,将是下一章讨论的内容。

不仅中国经历了以发展战略选择为起点的经济体制形成过程,对苏联的同一过程的简要回顾,也显示了同样的演进过程。进而,当我们把考察的眼界扩大到整个正在进行经济改革和经济调整的世界范围时,就将看到,事实上除了社会主义国家之外,在南亚、拉丁美洲等地区相当多的发展中国家也选择了类似的发展战略,从而形成了有同样特征的传统经济体制。除了前面论述中国的发展战略选择时已经提到的几个原因之外,我们还可以概括几个导致了这种发展战略及其相应的经济结构选择的共同的理论和实践因素。

第一,发展中国家政府的强烈赶超愿望。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大批原来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获得了政治上的独立。如何独立自主地发展经济,实现迅速的经济起飞,以便在经济上摆脱贫穷、落后的局面,是摆在每一个民族政府面前的迫切任务。而从当时的世界经济格局来看,这些发展中国家已经大大地落后于工业发达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具体来说,与发达国家相比,这些发展中国家具有十分低下的经济增长率和人均收入水平、高的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教育程度低下、称职的管理人才缺乏、政治制度长期不变等特征。为了迅速改变面貌,相当多的发展中国家政府强烈希望能走一条快捷的工业化道路。

第二,在发展中国家占有重要位置的激进主义经济发展主张的影响。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长期处于发达国家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统治之下。这些国家的领导人受到当时激进经济学家观点的影响,认为市场的作用将导致国内严重的两极分化和经济的不发达,而对外贸易带来的将是宝贵资源的廉价流失。特别是从这种认识出发,他们预计作为不发达国家主要出口构成的初级产品的贸易条件将呈现出不断恶化的趋势。因此,发展中国家领导人和经济学家倾向于认为,在世界经济发展十分不平衡的条件下,发展和不发展犹如一枚硬币的两面,如果发展中国家不建立自己独立的工业体系,而仅仅依赖于初级产品的出口,其结果只能是长期充当发达国家的“外围”,继续处于不发达的地位。

第三,发达国家的发展经济学中政府干预主义倾向的影响。受凯恩斯经济主张的影响,当时发展经济学的主流倾向是,市场存在着不可克服的缺陷,而政府则是克服市场不足,加快发展步伐的有力工具。从这种发展经济学的角度看发展中国家的现实,反对单一的经济学,强调发展中国家市场的不完全性,轻视市场和价格机制的作用,主张采取集中、周密的计划管理,以使国民经济顺利、合理地运转。这种发展倾向通过学术交流、发达国家的经济学家充当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顾问,以及像世界银行这样的国际经济组织介入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政策制定,而对这些步入独立自主发展经济的国家的发展战略选择,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无论是发展中国家的激进发展理论,还是那些受凯恩斯思想影响的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理论,都过分强调发展中国家不同于古典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特征。钱纳里概括了这些发展经济学理论的基本假设:（1）（生产）要素的价格无需准确地反映其机会成本；（2）部分地作为生产过程本身的结果,生产要素的质量和数量皆可随时发生重大变化；（3）在许多生产部门,与现有市场的大小有关的规模经济都是十分重要的；（4）商品之间的互补性强烈地影响着生产者和消费者的需求。由此产生的有关经济发展战略的观点,大都强调的是不断扩大经济增长的速度,从而扩大对生产要素的利用,而忽略市场机制的作用、对比较优势的利用和从对外贸易中获得发展的动力和源泉。

由于有这样一些共同因素的影响,无论是中国、苏联和东欧这些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还是亚洲和中南美洲的非社会主义发展中国家,都通过发展战略的选择、宏观政策环境的推行、资源配置制度和微观经营机制的建立,形成了大致相同的三位一体的传统经济体制。

首先,这种经济体制的逻辑起点是其赶超型发展战略选择。如前所述,中国和苏联在当时是典型地选择了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国家。而其他许多发展中国家也明确提出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主张。

例如,在总理尼赫鲁的领导下,由马哈拉诺比斯制订了印度的重工业发展计划。在其第一个和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重工业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目标。在此之后,印度政府的投资重点也放在重工业。从1976/1977年度中央政府的企业投资分配来看,钢铁工业占28.5%,化学和制药占18.7%,煤炭工业占11.5%,重型机器制造业占7.3%,采矿业占6.4%,石油工业占6.2%,合计为78.6%。这种直接把重工业优先发展体现在经济计划或发展战略中的情形,经常被认为是实行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

以中南美洲为代表的一些发展中国家,将其经济发展战略称为进口替代型战略。这种发展战略旨在以本国生产的工业制成品来满足国内需求,取代进口品并通过进口替代工业的发展推动国家工业化。而重工业的优先发展则是这种战略的必然阶段即次级进口替代阶段。因此,重工业优先增长和进口替代本质上是同一种发展战略。我们称之为赶超战略。赶超战略这个用语,在中国曾经用来概括50年代后期提出的“超英赶美”的口号所诱导的经济发展方式。例如,1958年5月,中国共产党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明确提出,在今后5年或稍长一些时间赶上或超过英国,15年或稍长一点时间赶上或超过美国,并将其作为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由此导致了“大跃进”的经济增长方式和后果。

发展中国家在其发展初期,大都具有资本稀缺而劳动力或自然资源丰富的要素禀赋特点。不顾这种资源约束,以重工业以致整个工业体系去赶超发达国家,实际上是超越经济发展阶段,不顾自己的资源比较优势的战略设想。因此,“赶超”战略是重工业优先增长和进口替代战略的形象概括,我们用它来称谓所有类型的不顾资源比较优势而盲目赶超的发展战略。

其次,扭曲产品和要素价格的宏观政策环境是这种经济体制的核心。推行超越发展阶段和违背资源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所要优先发展的产业在自由竞争的市场环境下缺乏自生能力,因此依靠市场和价格机制来发展是不行的。在所有推行赶超战略的国家,都不可避免地要用一系列政策手段来扭曲价格体系,以便为其工业化创造政策环境。这些政策通常包括压低利率、汇率,压低资本投入品价格、压低农产品价格等。比较研究表明,凡是推行赶超战略的发展中国家和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国家几乎无一例外地实行了有利于发展战略实施的价格抑制,我们称这样一套政策措施为扭曲政策或扭曲价格的宏观政策环境。

最后,高度统制的管理体制是扭曲政策的实施保障。人为扭曲产品和要素的价格就意味着限制或压抑市场机制的作用,排斥竞争,因而就需要以各种管制、歧视和保护来替代市场和价格的作用。这一套执行扭曲政策的管理体制包括:

第一,为控制经济命脉而推行经济的国有化或过高的国有经济比重。例如,印度的国有企业几乎在所有重要的工业经济部门占据主导地位,生产出了80年代国内生产净值的22%。又如在典型地推行进口替代战略的巴西,1984年最大的200家企业中,有81家为国有企业,其总资产占这200家大企业的74.2%,纯收入占56.3%。

第二,政府参与稀缺资源的配置和实行贸易垄断,为扶持没有自生能力的工业而建立产业保护制度和设置进入障碍。实行赶超战略的国家几乎无一例外地采取了关税、多重汇率制、数量限额等贸易保护措施,以及诸如生产许可证及国家垄断等国内歧视政策。

第三,为了向处于战略优先地位的产业提供优惠的投入条件而订立利率上限并控制金融业,实行金融压抑。通过将典型的实行赶超战略的经济,与工业发达经济和实行不同的经济发展战略的经济作比较,从前者金融抑制的结果——银行业的不发达和可贷资金不足可以看到这一制度特征。表2.4的数字表明,由于实行低利率和金融压抑政策,这些经济中银行可贷资金率（M2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大大低于其他类别的经济。

第四,为了鼓励工业发展和鼓励工业企业家而实行向城市倾斜的社会福利政策。同样,我们可以从衡量这种城乡歧视政策的结果之一——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来看这个特性（参见表2.5）。

由此可见,通过选择赶超型的经济发展战略而形成传统经济体制,既非中国特有的经历,也不是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结果。事实是,无论一个发展中国家采取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还是采取了资本主义的基本制度,都有可能因选择赶超型发展战略而形成类似的经济体制。也正是由于这一点,分析中国传统经济体制的形成、实行的结果和改革过程,对于有类似经历的发展中国家和曾经实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国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注　释

①《1981年中国经济年鉴（简编）》,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1982年版,第Ⅵ—4页。

②廖季立:《关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问题》,载《1981年中国经济年鉴（简编）》,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1982年版,第Ⅲ－37页。

③Walter Hoffmann,Growth of Industrial Economics,Manchester: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1958.

④中国著名经济学家薛暮桥就持这一观点（薛暮桥:《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81页）；世界银行也有类似观点,但提法上比较慎重:“中国采用了苏联的经济体制,但在许多方面进行了修改。”（世界银行:《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华盛顿,1983年,第46页）。

⑤争论的焦点和“超工业化派”的主要理论观点都反映在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新经济学》一书中（《新经济学》,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另外可参考西方经济学家的讨论（Sah,Raaj K.and Joseph E.Stiglitz,“Price Scissors and the Structure of the Economy”,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Vol.1,102:1987,pp.109—134；Sah,Raaj K.and Joseph E.Stiglitz,Peasants versus City Dwellers,Oxford:Clarendon Press,1992）。

⑥参见多马:《经济增长理论》,第九部分:“苏联的增长模型”,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Jones,H.G.,An Introduction to Modern Theories of Economic Growth,New York:McGraw Hill,1976。

⑦汤姆·肯普:《现代工业化模式——苏日及发展中国家》,北京:中国展望出版社1985年版,第76页。

⑧第一次关于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理论问题的广泛讨论是在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中期。参见《建国以来政治经济学重要问题争论（1949—1980）》,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1年版。

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文件》,北京: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160—161页。

⑩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1992年）》,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2年版,第158页。

Lin,Justin Yifu and Guofu Tan,“Policy Burdens,Accountability,and the Soft Budget Constraint”,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l.89,No.2（May,1999）.

盛斌、冯仑主编:《中国国情报告》,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21页。

稍后几年,当这种发展战略格局初步形成之际,全国上下十分热衷的口号“超英赶美”更形象地印证了这一点。

Lin,Justin Yifu and Guofu Tan,“Policy Burdens,Accountability,and the Soft Budget Constraint”,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l.89,No.2（May,1999）.

郑先炳:《利率导论》,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1991年版,第115—120页。

低汇率政策的另一个作用是降低初级产品出口所获得的国内货币,从而实现向这些产业的间接征税。这同样可以用来为优先发展重工业服务。

参见《汇价手册》,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1986年版；马洪、孙尚清主编:《现代中国经济大事典》,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3年版,第960页。

我们把短缺现象归因于为推行赶超战略而形成的宏观政策环境。以研究社会主义短缺现象著称的科尔内（J.Kornai）也承认,在非社会主义的发展中国家,也同样存在短缺现象（科尔内:《短缺经济学（上）》,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2页）。

刘国光主编:《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模式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38页。还有另一种数据,1957年统配物资和部管物资分别为231种和301种（李德彬:《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简编（1949—1985年）》,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72页）。但这个时期计划配置物资的种类大幅度增加是大家都承认的。

毛泽东1950年6月在中国共产党七届三中全会上就曾批评那种认为可以提早消灭资本主义、实现社会主义的认识,指出“这种思想是错误的,是不适合我们国家的情况的”（转引自赵德馨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18页）。

薛暮桥:《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8页。

毛泽东当时承认:“统购统销是实行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步骤。”时隔不久,他又很符合逻辑地指出: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合在一起,便于领导（参见《毛泽东视察山东农村》,《人民日报》1958年8月13日）。

从经济学的基本道理可知,对农产品收购实行垄断的政策,只赋予政府低价收购农产品的权力。但如果要同时扩大农产品的收购数量,则必须对农业生产进行直接的控制。农业集体化便是提高政府对农业生产直接控制程度的一个制度安排。

苏星:《我国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56页。

赵德馨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49页。

农业生产由于周期长、空间分布广大而监督不易,因此农业合作社的成功有赖于社员的自律。但自律只有在自愿形成的合作社中才能维持。林毅夫认为,从互助组到高级社阶段,农民有退社权,即参加合作社是自愿的。因而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农业生产得以不断发展。但从1958年底开始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剥夺了农民的退社权,入社成为被迫的行为。在这种情况下,社员自律的行为规范就无法维持,生产积极性降低,农业生产随之受到挫折,从而导致了1959年中国农业生产突然发生危机（参见Justin Yifu Lin,“Collectivization and China's Agricul tural Crisis in 1959—1961”,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Vol.98,No.6,December 1990）。围绕林毅夫的论文,在美国的学术界展开了一场争论,有关论文见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1993年6月出版的第17卷第2期专集。

参见Basil Aoton,Kenneth Hill,Alan Piazza and Robin Zeitz,“Famine in China,1958—1961”,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Vol.10（December 1984）,pp.613—645。

例如,1962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八届十中全会通过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正式确立了人民公社体制,以及管理原则。

参阅查尔斯·威尔伯主编:《发达与不发达问题的政治经济学》,第二编:“从历史上看经济发达和不发达问题”,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

“直到70年代中期的时间里,发展经济学家的时尚态度是反价格机制、倾向于计划方式、倾向于干预和反贸易……他们作实证分析时,就要指出市场的无效,他们作规范分析时,通常便主张干预”,参见Knight,Current Issues in Development Economics；Deepak Lal,The Poverty of“Development Economics”,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5,pp.5—16。

Hollis B.Chenery,“Comparative Advantage and Development Policy”,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l.51,March 1961,p.21.

资料引自陈立成等:《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与国际经济新秩序》,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47页。

陈立成等:《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与国际经济新秩序》,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3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