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的20年里,中国的经济改革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并由此推动了国民经济的高速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家,在历史上曾经历了由人类文明的顶峰跌入谷底的过程,并长期处于贫困落后的状态,因而她的重新崛起引起了世界范围的关注。本书立足于中国的经验,并结合其他国家和地区发展与改革的经验,系统概括了压抑中国经济发展的传统经济体制的形成逻辑、内在统一性、改革的过程及其产生的矛盾,并指出改革的正确方向和中国经验对其他改革中国家的普遍意义。

中国传统经济体制形成的逻辑起点是资本密集型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选择。在一个经济发展水平低、资本极为稀缺的经济中优先发展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业,必须人为地压低资本、外汇、能源、原材料、劳动力和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以降低重工业资本形成的门槛。扭曲生产要素和产品价格的制度安排造成了整个经济的短缺现象,为了把短缺的资源配置到战略目标所青睐的重工业部门,就要有一个不同于市场机制的资源配置制度。为了保证微观经营单位的剩余的使用方向也合乎战略目标的要求,通过工业的国有化和农业的人民公社化建立起与此赶超战略相适应的微观经营机制。在扭曲价格的宏观政策环境之下,微观经营单位缺乏客观评价经营绩效的标准,为防止其经理人员和职工侵蚀利润和国有资产,国家就不能给微观经营单位以经营自主权。

可见,在传统经济体制中,只有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是政府主动选择的,是外生变量；而扭曲价格的宏观政策环境、资源计划配置制度和没有自主权的微观经营机制则是相应于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而形成的,是内生变量。这三种内生形成的制度安排构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具有不可分割的性质。

传统经济体制是为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以实现赶超发达国家的目标服务的。然而,没有自主权的微观经营机制造成劳动激励不足,排斥市场机制的资源计划配置制度减低了竞争的压力,扭曲的宏观政策环境则造成了扭曲的经济结构,因此,经济效率低下,增长难于持续,传统经济体制并没有实现赶超的使命,相反却导致了20世纪80年代以前中国经济增长缓慢,人民生活水平长期得不到提高的结果。

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中国经济改革,首先是从微观经营环节上的放权让利开始的。在国有经济部门,放权让利式的改革改进了激励机制,提高了生产率,并使企业获得了对部分新增资源的配置权。企业在利润动机的驱使下,将这部分新增资源配置到在传统经济体制下受压抑的部门。在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也同样提高了农民的积极性,创造出了新增资源,通过乡镇企业的迅速发展,这部分新增资源也被配置到原先受压抑的部门。

传统发展战略的目标是优先发展资本密集的重工业,受到压抑的是符合中国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因此,受压抑部门的发展具有矫正扭曲的产业结构和发挥资源比较优势的效应,由此带来了中国经济的巨大增长,并创造出80年代以来一直保持接近10%的平均增长速度的世界奇迹。微观经营单位对新增资源拥有配置权后,就需要有计划外的资源配置制度与它配合,虽然最初政府只允许企业进行实物串换而不准买卖,但以物易物过程中形成的影子价格冲击了扭曲价格的宏观政策环境并提出了改革的要求,于是出现了资源配置和价格的双轨制。

扭曲价格的宏观政策环境是在资金稀缺的环境下维系资金密集型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基本制度安排,它的逐步松动减弱了传统发展战略的影响；大中型国有企业是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基本力量,然而在以乡镇企业为代表的非国有经济快速增长的态势下,它们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日益下降,这也对传统发展战略产生了越来越强烈的冲击。

至此,我们可以回答本书绪论所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改革以前中国发展缓慢的根本原因在于推行了不符合中国比较优势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而改革以来中国经济得以迅速发展的关键则在于改革三位一体的传统经济体制,使中国所具有的资源比较优势能够发挥出来。从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经验也同样可以看出,凡是推行赶超战略的发展中经济,如中南美洲的许多国家和印度、菲律宾等亚洲国家,都形成了缺乏效率的经济体制,经济发展绩效都不尽如人意；凡是借助于市场机制的作用使自身资源比较优势得以发挥的经济,如亚洲“四小龙”,都形成了另一种富有效率的经济体制,并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发展。可见,归根结底,经济改革的核心是改变三位一体的传统经济体制,实现经济发展战略的转轨。

但是,中国经济改革还远远没有完成,在改革进程中还面临着一系列的矛盾。传统经济体制是由一套互为条件、互相适应的制度安排构成的。虽然从微观经营机制起步的改革,必然推动资源配置制度的改革,进而对宏观政策环境的改革提出要求。然而,在国家没有根本放弃资金密集型产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的条件下,政府仍然要保护或新建一批实行其战略意图的大中型国有企业,价格改革特别是生产要素价格的改革就必然相对滞后。

随着具有经营自主权的微观经营环节可支配的新增资源的数量越来越大,资源配置制度也越来越松动,与仍然偏低的利率、汇率和能源、原材料价格体系的矛盾就越来越大。企业的扩张要求常常会受到能源、交通等基础产业的钳制,形成瓶颈对速度的制约,从而导致经济增长的巨大波动；在低利率政策环境下,非国有经济与国有企业相比在争夺资金方面具有较强的竞争力,而国家又要保国有企业的贷款,只好用增发货币的方式弥补信贷的不足,从而导致内生型的通货膨胀；在资源配置和价格双轨制的条件下,企业的利润动机的增强诱发出强烈的寻租欲望,使经济生活中滋生腐败；赶超战略一日不能实现转轨,国有企业就要承担政策性负担,从而企业改革不能真正成功,因而金融体制的改革也受到制约。

当这些“一放就乱”的现象严重到伤害整个经济运行时,传统的计划手段往往复归,强制性地紧缩并压制非国有经济的扩张,造成改革进程中的循环往复。由此,可以回答绪论中提出的第二个问题,中国经济改革进程中出现的“活—乱”循环,根源在于经济改革过程中一部分环节的改革先行造成了经济体制内部的制度不配套,而走出“活—乱”循环和解决其他诸多转型过程中问题的关键在于尽快把改革深入到宏观政策环境的层次,使三位一体的经济体制在比较优势战略下形成新的内部一致性。

虽然中国经济改革不断经历着起伏跌宕,“活—乱”循环反复出现,但改革的线索十分清晰,改革的最终目标也愈益明朗。中国的改革最先从改进微观激励机制入手,通过微观经营机制上的放权让利,促进了新增资源的创造和这部分资源在受压抑部门的配置,引起经济的迅速增长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在放权让利式的改革中,不仅微观经营单位是既得利益者,整个社会皆由此获益。

因此,当先行的微观经营机制和资源配置制度改革与宏观政策环境发生矛盾,产生制度安排上的不适应性时,虽然政府常常倾向于选择行政性收权的传统方式,以解决前者与传统战略下的宏观政策环境不相适应的问题,但结果是既得不到微观经营单位的支持,还造成自身财政收入的拮据,最终只能采取改革宏观政策环境,使其与有所改变的微观经营机制和资源配置制度相适应的办法。渐进式改革正是在这种机制中向纵深发展的。

可见,中国的改革就其自身逻辑而言具有不可逆性。如果政府能够自觉地认识到改革的不可逆性和实行比较优势战略的迫切性,中国的改革过程将更少曲折,速度将更快。我们对于绪论中提出的第三个问题的回答就是:只要沿着正确的方向坚持改革,就能克服前进过程中的困难,逾越各种障碍；而不断获得成功的改革又将有力地支持持续、快速、健康的经济增长。一旦有了这个保障,下个世纪初中国超过美国和日本,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进而创造中华民族由衰至盛的人间奇迹,就不是天方夜谭。

中国的改革方式也是成功的。与东欧和前苏联国家纷纷采取激进的“休克疗法”的改革方式不同,中国迄今为止走的是一条渐进的改革之路。这种渐进的改革道路不是从涉及较大利益结构调整的宏观政策环境改革起步,而是着眼于改进微观激励机制,给微观经营单位放权让利,新增资源的创造和向受压抑部门的配置给全社会都带来了好处,当先行的微观经营机制和资源配置制度改革要求进行价格改革与其配套时,社会收益的增加使政府有能力对可能受损的利益集团给予补偿,因而中国的改革具有“帕累托改进”或“卡尔多改进”的性质。

中国的改革在逻辑上是有序的。在微观经营机制上的改革使微观经营单位获得新增资源的配置权后,就不可能继续维系单一的资源计划配置制度和统制价格制度了,改革自然地要从微观经营机制深入到资源配置制度上,资源配置和价格双轨制就是它合乎逻辑的拓展；而双轨制的形成和市场轨的扩大,进一步要求宏观政策环境与之相适应,改革便进到更深的层次。在实行双轨制的过程中,一方面市场机制的调节范围不断扩大,另一方面计划价格也在不断调整,以逐步向市场价格水平靠拢,扭曲价格的宏观政策环境对经济运行的影响力越来越小,最终就能以极小的风险和代价跨越这条鸿沟。

除此之外,中国的渐进式改革道路为人民和政治领导人提供了选择改革具体实施步骤的机会,以保证整个改革过程中速度与稳定的恰当均衡,减小社会震动和过大的摩擦。由此我们便可以回答绪论中所提出的第四个问题,中国改革成功的一个重要保障是采取了一条代价低、风险小,又能及时带来收益的渐进道路。而东欧和前苏联国家由于选择了相反的改革方式,产生了巨大的摩擦和社会动荡,给社会和人民带来了诸多困难和灾难。既然改革中国家的传统经济体制有其共同的根源,其弊端的性质也是相同的,改革的道路也应该是相通的。所以,中国改革的经验是具有普遍意义的,而不是独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