勇者： 我这辈子注定与武汉肝胆相照

2020年1月23日，武汉因为新冠肺炎疫情“封城”。随之，各大城市陆续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全国局势骤然紧张起来。这一天，张伯礼在天津出席新闻发布会，提出“中医药应可发挥作用”。25日，大年初一，中央紧急成立疫情防控工作指导组，张伯礼名列其中。26日深夜11时，正在天津忙于指导疫情防控的张伯礼接到了指导组急召驰援武汉的通知。5个小时后，即1月27日（农历正月初三）凌晨4时，张伯礼只身一人启程赶赴首都机场集合地点。此刻，清冷的月光洒在孤独的路面上，一排排树木、房屋在车窗外快速向后“滑”过。望着窗外熟悉的家园，这位古稀老人内心坚定地写下了《菩萨蛮·战冠厄》：“疫情蔓延举国焦，初二星夜奉国诏。晓飞江城疾，疫茫伴心悌。隔离防胜治，中西互补施。冠魔休猖獗，众志可摧灭。”

很快，他作为中医医疗救治专家随中央指导组乘机抵达中国疫情暴发的中心——武汉。接受采访时，他声音哽咽：“1月中旬我们就盯着这个病的发展，当时就有思想准备要去武汉，甚至自己想申请去。疫情严重，国难当头。我这个岁数本身在这摆着，说明疫情很重才让我来负责，否则不会让我这个老头来。这份信任是无价的，我绝对不能推辞。我必须去，而且还要战斗好！如果不去，那这辈子都会后悔死！”他分明就是一位铁骨铮铮的老将！在他看来，这是给了中医一个展现的机会、一个证明中医治疗疫病的机会，就应该“医”无反顾 。

这是又一次肩负使命的出征！2003年，“非典”肆虐。“国有大疫时，医生即战士。宁负自己，不负人民！”这是张伯礼抗击“非典”时的誓言。当时，他主动请缨组建中医医疗队，筹建了全国第一个中医红区，担任天津中医治疗SARS总指挥。他深入一线，开展了SARS中医证候的流行病学调查，根据临床经验编辑了国内第一册10万字的《非典专辑》，印刷数万册，邮寄各地。他所总结的“非典”发病特点，中医药在控制病情恶化、改善症状、稳定血氧饱和度等方面的经验，均被世界卫生组织编制的《SARS中医药治疗指南》收录，得到了世界卫生组织的赞扬，并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SARS是场特殊的严峻考验。它既考验我们的党性，也考验中医药治疗疫病的能力。”十几年前，他率队战“非典”，取得了实战经验。这一次，他渴望早期介入，让中医药疗法更快地派上用场，以阻断新冠肺炎疫情的蔓延。于是，他再次逆向而行、披荆斩棘。

刚到武汉的情景令人心惊。“一到武汉，哪里睡得安稳，毕竟情况远比想象的严重得多。发热门诊拥挤不堪，医院不堪重负，各种症状的患者快把医院挤爆了，一床难求。看病要排几个小时，并且有病的、没病的、输液的、等待就诊的统统都混在一起，互相交叉感染太厉害，一时有不知从哪下手的感觉。”张伯礼深入定点医院、社区，给病人看舌象、把脉，综合会诊，第一时间实地了解病情。在没有特效药的情况下，张伯礼提出对“四类人群”（确诊、发热、疑似、留观）采取分类管理、集中隔离。对集中隔离的疑似、发热患者采用“中药漫灌”的治疗方法，给予以治湿毒疫为主要功效的中药袋装汤剂，“相同病因、相似症状，对大量患者只能用通治方药普遍服用”。这些兼具针对性与可操作性的建议，成为全国疫情防控工作的重要决策。

“非典”时的抗疫经验，极大地提高了这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反应速度和反应机制，“‘非典’时，中医药后半程介入；这次（新冠）从中央到各级卫生行政部门更强调中医药的作用，中医药从参与者变成和西医并肩战斗的主力军”。他表示，中医抗疫有3000多年的历史，有记载的大疫共有500余次。祖先总结了很多经验在书上，研制了很多药在书上。“我们上前线前，知识在脑子里。”西医关注病毒，中医关注证候、辨证论治。

大疫出良药。新冠肺炎的治疗无章可循，临床上更是没有特效药物可用，同时面对成千上万的患者，张伯礼率领的中医团队“压力山大”。于是，张伯礼对800例新冠确诊患者进行证候学调查分析，为中医辨证论治提供了科学指导。他们和中医同道筛选出的金花清感颗粒、连花清瘟胶囊、血必清注射液、清肺排毒汤、化湿败毒方、宣肺败毒方“三药三方”，因疗效明显，被编入国家版诊疗方案。还有其他一批口服药物和注射剂也同时纳入了临床研究。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登记的中国临床试验229项，中医类的有82项。张伯礼娓娓道来：“《伤寒论》《瘟疫论》就是治疗包括疫病在内的传染病的经验集成，历久弥新，方药至今仍然非常有效。”

为落实“应收尽收，应治尽治”，中央指导组决定建立方舱医院收治轻症患者。张伯礼介绍说：“方舱医院是军事上的一个名词，即可移动医院，就像搭积木，一个一个盒子，装建起来非常迅速，救治病人非常及时，提供了很强的医疗服务能力。”

2020年，张伯礼在武汉战疫

不计个人得失，只愿山河无恙。2月初，张伯礼与同是中央指导组专家的北京中医医院院长刘清泉写下请战书，提出“中药进方舱、中医包方舱”，获得批准。“一定要有中医药阵地。中医药是‘给点阳光就灿烂’，只要有阵地，就能有作为。”于是，武汉江夏区大花山户外运动中心开始被改造，筹建以中医药综合治疗为主的方舱医院——江夏中医方舱医院。2月12日，张伯礼率领来自天津、江苏、湖南、河南、陕西等5地20家中医院的209名医护人员组成中医国家队进驻方舱医院，出任首个中医方舱医院总顾问、名誉院长。14日17时30分，收治首位新冠肺炎患者。

自逆行武汉的那天起，张伯礼就一直战斗在抗疫最前线。那段时间，全副武装，穿戴着密不透风的隔离防护服、口罩、护目镜、橡胶手套，全副武装的张伯礼不分昼夜，高负荷工作，指导临床、查看患者、拟方、巡查医院等。在江夏中医方舱医院，既有统一方案，又根据患者的病症采取个性治疗，除了给所有患者统一服用中药汤剂外，还因人施治调制中药颗粒剂，再辅以按摩、刮痧、敷贴、针灸、保健操、太极、八段锦和心理疏导。“我们采取了全新的方舱医院管理模式：以治疗为辅，关爱为主。床是热的、水是热的、饭是热的、药是热的，所有的服务都是热的，把关爱与信心传达给患者。”

2月15日凌晨，连日的奔波劳累让这位72岁的老人腹痛难忍，病倒在了武汉抗疫一线。“当疼痛集中在胆囊区时，我判断可能是胆囊炎发作了。”16日，一检查，胆囊已经化脓，胆管结石嵌顿坏疽了，中央指导组的领导强令他住院治疗。张伯礼希望能够进行保守治疗，但负责治疗的专家态度坚决：“不能再拖了，必须马上手术！”这时，张伯礼“恨自己关键时刻掉链子，最需要的时候却老病复发”。

2月19日凌晨，微创胆囊摘除手术进行。手术前，按惯例要征求家属意见，张伯礼说：“不要告诉家人，我自己签字吧！”说罢，他的心还是咯噔了一下。“再过两天，就是老伴儿的生日。我万一……”张伯礼瞬间闪现的担心不是因为害怕，而是一种情感上的歉疚，自到武汉来他每晚向老伴报平安。半个世纪的时光，他都奉献给了中医事业……

后来，张伯礼的儿子张磊回忆说，当时，武汉突然来电话，“你父亲现在需要在武汉协和医院做腹腔镜胆囊摘除手术，征求你们家属意见”。张磊心里一颤，急忙询问病情，然后提了一个小小的请求：“父亲手术完成后，麻烦给我回个电话，报个平安。”

术后，张伯礼的两腿出现血栓，医生要求他卧床。可是，麻醉过后，他醒来的第一件事就是让助理读疫情通报，并电话询问江夏方舱医院的情况，还经常接听医护人员咨询求教电话。怕影响军心，他提出暂时不要将自己手术的消息对外界公布。仅仅在术后第三天，张伯礼就出现在了江夏方舱医院，所有看到他的医护人员都热泪盈眶。“我不能倒下啊，抗疫还没胜利，我们还有一场场硬仗要打。”回忆起当时的情景，张伯礼说。

医生说按照张伯礼的病情，至少要卧床休息两个星期。张伯礼听说后，急了：“抗疫最关键的时候，我可不能躺着！”他说自己尽量听话，多给点药，最后妥协只住院一个星期。

张伯礼回忆说：“这期间，国家中医局一直往回赶我，让我回天津去。绝对不可能的，我是绝对不回！刚铺开打仗，我怎么就撤离战线？”他在病床上架小桌办公，修改方案，参加视频会议，指导医护人员，并回答患者的咨询。

2月21日，张伯礼的儿子、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风湿免疫科副主任、天津中医药大学第四附属医院（滨海新区中医医院）执行院长张磊带领天津市第十二批援汉医疗队也来到了武汉，负责江夏方舱医院“天一病区”诊治工作。张磊说：“古稀之龄的父亲尚且冲锋在前，年富力强的儿子哪能坐得住？更何况我是一名共产党员，还有抗击‘非典’、禽流感的经验。”

到了武汉后，张磊很长时间没见过父亲一面。电话中，张伯礼告诉儿子：“我被照顾得很好。非常时期，你不用来看我，看好你的病人，在‘红区’一定努力完成任务，保护好同事和自己。”

在住院期间，张伯礼写过一首诗：“抗疫战犹酣，身恙保守难。肝胆相照真，割胆留决断。”他风趣地说：“我这回把胆留在了武汉，看来这辈子注定与武汉肝胆相照了。”他还笑着调侃道：“中医把胆叫‘胆腑’，‘胆者，中正之官，决断出焉’。胆虽然没了，但做决断的勇气不能少。”于是，有人称他为“无胆英雄”。而武汉市民给他取了“武胆英雄”的称号，认为他就是武汉战胜新冠肺炎疫情的“胆量”。对于外界的赞誉，张伯礼表示，自己只是一名普通的医生，治病救人是医生的本职。“我是平常人，干的也是平常的事，够不上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