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第十一届、十二届、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张伯礼为民生请愿，为国事建言，为推动中医药事业的大发展积极呼吁、建言献策。代表履职不仅需要“脑力”，还需要“脚力”。他深入基层、脚踏一线，常年走访医院、企业、研究院所，认真“做功课”，座谈、咨询的脚步从未停歇，用脚步丈量出履职的前进之路。在中医药立法、医疗改革、中药现代化发展、健康产业培育、中药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提出议案建议60余项，多数建议被采纳。其中，他曾多次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促成《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在2017年7月1日正式实施，让中医药的保护、人才培养、科学研究、传承与传播从此有法可依。“拿中医药法来说，从呼吁立法到立法调研，从法律草案起草到全国人大常委会的3次审议，直至表决通过，我全程参加了。”他曾提出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的建议，杜绝一切野生动物的市场交易，严禁食用陆生的野生动物，认为“野生动物合理利用应限定在药品上”。这一建议被全国人大常委会采纳。他还建议尽快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加快建立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应急体系，将中医药医疗纳入其中，在疫情发生后成建制介入。“把中医药融入传染病防治体系，融入重大疾病救治体系，能使我们的医疗体系更加完善，老百姓的健康得到更好的保障。”他建议完善传染病直报系统，同时提出推动中医药文化进校园，提升青少年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

全国两会期间，张伯礼表示，针对新冠病毒变异，宜未雨绸缪，开展前期研究。他建议从流行病学、病毒学以及检测、药物、疫苗、治疗等多方面采取措施，加以应对。此外，针对全国抗击疫情的有效经验，他建议尽快总结上升为制度层面，以便居安思危，应对各类公共卫生事件。他结合一年多的抗疫履职经历，提出加强农村地区疫情防控、重视新冠肺炎患者康复问题等建议。

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成就奖、吴阶平医学奖、全国中医药杰出贡献奖、树兰医学奖、全国杰出专业技术人才、全国教书育人楷模、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全国先进工作者、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人民英雄”国家荣誉称号……张伯礼可谓荣誉等身。面对诸多荣誉，张伯礼淡淡地说：“我最喜欢被称呼的是‘张老师’！”

1978年，全国恢复研究生考试。1979年，在中医药领域刻苦钻研多年的张伯礼顺利考上天津中医学院（天津中医药大学的前身）。那时的学习条件十分艰苦，但老师们不讲条件，不计报酬，兢兢业业地为培养学生付出自己的心血。正是在这种精神潜移默化的熏陶下，1982年毕业后，张伯礼决心留校，成为一名传承中医药学的教师。从被人称为“老师”的那天起，教师的使命便在他的心中刻下烙印。在他看来，教师被誉为人类的灵魂工程师，既是无上的光荣，也让自己深感责任在肩，以培养人才、教书育人为己任。因此，他的课程一般都安排在晚上，既不耽误工作，也不影响学生的课程。他晚上不吃晚餐是常事，有时身体吃不消，就吃几块巧克力，再喝上一杯热茶，然后继续讲课。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张伯礼就孜孜以求地开展了中医药现代化研究工作：开展中医舌诊客观化研究，他开拓了舌象色度学和舌底诊研究；开展了血管性痴呆系统研究，制订了分型标准和诊治方案；明确了中风病证候和先兆症动态演变规律，建立了综合治疗方案；创立了脑脊液药理学方法，揭示中药对神经细胞保护作用机制。进入21世纪，他又将目光投向中药方剂的关键科学问题研究，带领科研团队建立了中药重要组分库，以及包括化学信息、活性毒性信息及成药性研究的检索系统。“中药组分，就是从传统中药中提取出质量可控的有效成分群，可在细胞、分子药理水平相对清楚地揭示中药的药效物质基础及作用机制。”张伯礼介绍，天津中医药大学拥有目前世界最大的中药组分库，1100平方米的组分库中现已储备了6万多份中药组分。而且中药组分库的数据库是目前国内中药组分数量最多、中药有效成分数字化模型最多、检索速度最快的。“过去筛查中药有效成分往往需要约半年时间，如今通过关键词在数据库中检索，很短时间便可得出结果，指导有针对性的实验研究，事半功倍。”张伯礼说，组分可根据不同病症优化配伍成方，成为具有良好成药前景的候选药物，同时也对剂型进行研究，如胶囊、片剂、注射剂等。

在从事中医临床、教育和科研工作中，张伯礼不但在中医药防治冠心病、中风、痴呆等重大疾病方面有丰富经验，临床疗效显著，深受患者欢迎，也在教学育人方面硕果累累，桃李满天下。在诊室，张伯礼是医生，脱下白大褂站上讲台是教师，进了实验室又是研究者。他经常说，一流的医生应该坐下来会看病，站起来能演讲，闭上眼会思考，进实验室能科研。“我给学生讲课时候经常提到，同样的错误不犯第二次就是聪明的人，因为你犯一次错误，可能就会给患者带来很多痛苦。所以医生要善于培养自己的悟性，悟性就是思考，就是总结，就是升华。”他坚持院校教育和师承教育相结合，要求学生从院校走出去，跟临床名师学习经验，培养具有一定科研能力和实际工作能力的临床实用型人才。他还特别注重教学中的互动，鼓励师生间对病例进行分析讨论，创建了“基于案例的讨论式教学——自主式学习联动”的教学方法，得到了学界的广泛认同和高度评价，2009年获评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

有一年，学校购置了一台用全血检测血小板聚集性的新仪器，为摸索实验条件，建立基础数据库，需要新鲜血液进行反复测试。当时，张伯礼主持这项测试，先后8次抽取自己的血用来测试，让学生们感动不已。耳濡目染之下，他的研究生都成为有志于中医药研究的人。他培养的3位博士撰写的论文先后被评为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而全国中医药领域也仅有8篇论文获此殊荣。他的学生说：“获奖看得见，但张老师付出的心血又有谁知道？”张伯礼却说：“看到学生获奖，比我自己获奖都高兴。培养出一批超过我的学生，就是我最大的心愿。”

人民英雄、院士、校长、中医、教师……在诸多头衔中，张伯礼最看重的是教师身份。“我是当老师出身的，教了那么多年书，在过去不是随便能被叫‘老师’的。老师是要传道授业解惑、真正培养人的，有很崇高的地位，作为老师自己要以身作则，你自己必须是正人君子，学生才服你。所以，我努力做一个合格的老师。”有些学生称张伯礼是“天中的男神”“精神的榜样”，有的还喊他“校长爷爷”“伯礼大大”，有的说“敬畏他，每次看到他就像打鸡血一样，有干劲”。

“我是先做医生，后做研究，然后才做老师的。我最大的收获是教学相长，可以培养后学，壮大我们的队伍，在教学当中享受很多乐趣。”张伯礼在接受采访时说，很多思路在平常不清晰，在给学生讲课的时候经常会迸出思想火花来。“一个人热爱自己的事业，就会希望这个事业不断地去发展。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但是你的事业是无限的。我喜欢这项事业，就会努力去干，越干就越有奔头，追求未知的解决，在解决的过程中又出现新的问题，又不断去解决它。这个过程，它的乐趣是局外人体会不到的。培养自己的学生超过自己是我一直期盼的，现在我的学生还没有出院士是我的遗憾。”

关于自己是一名什么样的老师，张伯礼说：“还算合格吧。老师是要求很高的职业，有很高的标准，我只能说在某些方面合格了。我还做了学校里的一些行政工作，每次看病，我要看30多个病人，时间又很紧，每个病人的情况去与学生细讲的时间都没有，有时候很内疚。如果掰开了同学生细细讲，那么时间不允许，毕竟治病的人在排队，所以对不起学生。”

每年毕业季，都是张伯礼最幸福也最辛苦的时刻。在毕业典礼上，他会亲自给近3000名毕业生授予学位，并逐个握手合影。这位国医名师动情地说：“人生有些节点是不能忽略的，我虽然累几天，但学生们会记住这一刻。我希望更多中医药人才从这里出发，学有所成，成为让患者满意的好大夫。”作为一校之长，当看到台下那么多张青春洋溢的脸庞，张伯礼不由得欣慰感慨。他满含着期待和爱的目光，送走一批又一批本、硕、博毕业生，用这一仪式感向莘莘学子传递着“不为良相，则为良医”的理念，期待着这些后生能够服务患者、造福人类，把中医药做得更大更强。

2019年，天津中医药大学举行航天中医药研究联合实验室揭牌仪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