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人生之远谋推国家之宏谟

大学毕业后，王小谟被分配到南京第14研究所。14所的前身是国民党的一个雷达修配厂，新中国成立后一批老的技术人员留在了这里。新中国的雷达事业在这里起步。王小谟来到这里之前，14所就已经做出了我国第一部自行设计的警戒雷达406。到14所之后，王小谟听到了很多老一辈专家艰苦创业的故事，如“向北望，学雷达”：一开始科研人员不知道怎么做雷达，甚至很多人都不知道雷达是什么样的，他们就坐绿皮火车，跑到中苏边界去，用望远镜看对面苏联“老大哥”的雷达是什么样的，回来仿制。

早期的雷达只能给出目标的距离和方位的两维坐标，不能给出高度。20世纪60年代开始，三坐标雷达成为当时国际雷达技术研究的前沿领域。14所从50年代末期，就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开始三坐标雷达的研制。1960年，随着中苏关系的破裂，苏联撤走了援助专家。

1961年，研究室主任薛国伟找到刚到14所报到的王小谟：“你负责做三坐标雷达吧。”王小谟问：“跟谁一起做？”薛国伟说：“就你一个人先做吧。”说完，薛国伟就把厚厚的一沓资料放在王小谟桌上。

那沓资料，是苏联专家留下的手稿，也是当时所里仅有的资料。读完了那些资料后，王小谟又从各种渠道收集国外资料。然而，资料都是英文的，对一直学俄语的王小谟来说，必须在短时间内掌握英语。他每天早晨起来就念单词，找雷达方面的经典文章，边看边查字典，花了一年时间，既把文章读通了，又把英语学起来了。

正当王小谟如饥似渴地钻研雷达技术时，1965年他被派到苏北溧阳的农村“搞四清”。直到半年后，才从溧阳回到14所，这时，所里正在“闹革命”。一些留过学的科学家被扣上各种帽子，打倒了。政治风暴中，王小谟也被冠以“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被打入研究所机房管理计算机。他在机房的空调冷却池里游泳，用计算机下棋、唱歌。两年后，当他从机房里被“放出来”的时候，已经是一个计算机专家了。他可谓因祸得福。后来他说：“我感谢这段时间，因为在这里，我切实掌握了计算机，为后来把计算机技术应用到三坐标雷达上打下了坚实基础。”

王小谟大胆地突破了传统设计的模式，创造性地提出了脉内扫频的方法，简化了复杂的雷达高频系统，攻克了三坐标雷达的技术难关——威力、精度、时间的矛盾。

1969年，王小谟接到了一个新的调令：到三线去。当时，“备战备荒为人民”“好人好马上三线”的口号响彻天南地北，一大批国家重要的钢铁、常规兵器、航空、航天、能源、电子、重型机械、发电设备制造等工业基地向三线战略转移。

跟王小谟一起从14所去贵州的有八九百人，他们组成了一个新的研究所——电子工业部第38研究所（今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38研究所）。

“38所在贵州黔南自治州的都匀大坪，四面环山，其中有一块平地。我们盖了一些‘干打垒’，相当于毛坯平房，没有厕所。吃菜很奢侈了，下面弄点柴火，上面从房梁上吊个锅，烧点儿开水，很少的菜，加很多的红辣子和盐。”王小谟回忆道：“我们还开办了子弟学校，一开始由所里的技术人员轮流兼任教师。开办了医院，因为贵州山区冻雨多，那种毛毛雨，从空中下来就冻了，每年都要砸伤一些人。”

大坪离都匀市区十五六公里，大部分是坑坑洼洼的土路，走路得翻过几个山头，走得快也要五六个小时。“当时进城是一件大事。那会儿，司机是最好的职业。大家都要拍司机的马屁。和司机关系好点儿，可以搭顺风车，去城里买豆腐皮、买肉，拉煤也会先拉到你家。还可以托他买东西。”

虽然山沟里条件苦，但政治运动也少。青山绿水中，适合静心搞研究。王小谟说：“这段时间我们的生活比较平静，是出成果的时期。”这时期的王小谟，挑起了三坐标雷达总设计师的担子，带领一批技术骨干，开始了长达13年的三坐标雷达研究。

王小谟（右二）获2009年度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

“晚上下班了，一片漆黑，什么都没有，对我们搞研究来说也是个好事，没什么事情可做那就工作吧，也没有上班下班的概念，反正都一样，工作效率很高。”王小谟说，当年了解国际前沿信息只能靠“晚半年一年才能看到的外国杂志”。

他大胆创新，采用了多项新技术，成功研制出我国第一部自动化三坐标雷达，实现了我国防空雷达从单一警戒功能向精确指挥引导的重大跃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王小谟的学生陆军介绍，这个成果不仅可以帮助我军打得狠还能打得准：“他去做雷达，敏锐地抓到了三坐标代表了世界水平，因为要看到方位、距离、高度，尤其是高度，他这个三坐标就跟许海峰打靶一样，200公里以外枪枪都是10环。”

以前的雷达车上没空调，四五十度的高温，人在里面就算只穿一条短裤，也能看见汗毛孔里汗珠冒出来。经常待在里面进行试验的王小谟深知其中的辛苦，于是，他提出在雷达机里装空调器。这种人性化的设计理念，挑战了当时“以苏联为师”的顽固理念，需要巨大的勇气。

果然，这一理念遇到了很大的阻力，但王小谟斩钉截铁：“人是第一战斗力！人都不行了，你那设备有什么用啊！”这种以人为本的设计理念在后来我国预警机的设计中也得到了贯彻，比如在预警机上装厕所、对预警机进行减噪等。

1986年，王小谟担任38所所长。这年5月，一条爆炸性的新闻震惊了全世界，德国青年鲁斯特驾驶轻型飞机低空飞越苏联领空数千里，突破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苏联地面雷达防空网，降落在莫斯科红场。此事坚定了王小谟向低空防御问题探索的决心。

当时，闭塞的环境、贫瘠的土地所带来的不便立即凸显出来，种种困难使得驻在贵州都匀的38所难以获得长足的发展。技术骨干、一线工人开始流失。据不完全统计，当时大约有260名工程师、骨干或下海经商，或奔赴发达的城市。每年分配来的大学生不仅数量少，而且报到率低。看着高水平的研究者“招不来，留不住”，王小谟忧心忡忡：要保存住这支国防科研力量，一定要搬出大山。

1988年，38所获得走出大山的机会，这是国务院三线办批准向外搬迁的第一个科研院所。把几千人的大所搬出大山谈何容易，但王小谟的决心很大，“不搬出大山，这支国防科研力量就可能流失”。国家财政支持2000万元，王小谟则下决心举全所之力自筹5000万元。

5000万元从何而来？王小谟想到了出口雷达，而这款出口型雷达还是“先有广告，后有产品”。

一次国际防务展上，王小谟打出了一个很有“卖点”的广告——中低空兼顾雷达，而那时这款雷达还根本没有样机。低空防御正是热点，一款能做到中低空兼顾的雷达自然马上引来关注，有国家提出购买。

王小谟带着订单回国立即组织团队投入研制。由于三坐标雷达的技术已经十分成熟，王小谟便率领团队在原有的技术基础上加入新的设计特点，突破了多项关键技术，以超常规速度研制成了我国第一部中低空兼顾的微波雷达。一年后，他兑现了自己的诺言。该雷达很好地解决了地面雷达的低空补盲，参与构建了我国全空域覆盖的地面防空网。该雷达曾与美、英、法、俄等国同类雷达装备同台竞技，综合性能排名第二、电子对抗性能排名第一，为国产雷达赢得世界声誉。

王小谟顺利将雷达卖到了国外。事后有人问他，没有样机怎么敢冒险打广告？王小谟笑着说：“当总设计师，水平就体现在这儿啊。”

不守成规，相信自己，这是王小谟身上的鲜明特色。虽然没做出样机，但38所此前一直在做低空雷达方面的研究，预演做了很多，各种技术他都了然于心，“有现成的技术，只需要把它们凑到一起就行”。

靠着这个冒险的广告，王小谟给38所搬出大山赚到了“搬家费”——合肥成了38所的新驻点，更重要的是赢得了新型中低空兼顾雷达的研制机会。这个“出口转内销”的项目为王小谟赢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此时的38所，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暴露出了很多问题，王小谟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工资和住房采取按贡献分配。对技术尖子给予浮动两级工资的重奖；对长期不干工作的人先是黄牌警告，如不改正就请出所。经过改革，人的积极性被调动，科研成果如雨后春笋，38所逐步走向国内一流水平。王小谟强调说：“我多次到美国出差，无论是旧金山、洛杉矶还是纽约、华盛顿，从事高科技工作的大多是中国人。中国人不笨啊！关键要有赶超国际先进技术的雄心壮志，并很好地组织起来，创造好一些的工作环境。”

当年，在安徽合肥新建的38所职工宿舍，就有热水、有暖气。我国长江以南的建筑装暖气设备是不合规定的，但王小谟有自己的看法。在贵州山沟里待了多年，一到冬天，办公室和宿舍没有取暖设施，科研人员只能在家“冬眠”三四个月。“这是多大的浪费呀，为什么不能把条件创造得好一些，让科研人员看看书做做研究？”他坚信这个效益会远远大于暖气费。

因为这个超标的暖气，王小谟做了不少检讨，“后来干脆写了好多份放在抽屉里，谁来了就给一份”。刚刚从大山里搬出的38所却因此收获了“副产品”，“招人才呀。很多人都说，去38所吧，有暖气”！

1991年，53岁的王小谟离开合肥38所，到北京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总体研究院开始了他的又一段人生之路。2009年，已经72岁的他，又回到合肥，欣然接受38所聘请，担任38所“预警探测领域首席科学家”，继续为38所的发展壮大贡献力量。

谟，意为“计谋、策略”。王小谟这位“谟士”以人生之远谋，推国家之宏谟，远瞩善任，忠铸大成。王小谟是一个惜才如命的人。他常常说，雷达不是一个人干起来的，而是一个团队去完成的。从最早的雷达团队到如今研制预警机的年轻队伍，王小谟历经几代科研人的交替，也从当初的逐梦青年变成现在的华发老人。他言传身教、甘为人梯，先后培养了14位博士生、18位我国预警机系统或雷达系统总设计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