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为人梯：给你我的肩

方正是年轻的企业，其中的骨干大部分也是年轻的知识分子，方正科研开发的主要工作是这些平均年龄不到30岁的青年人在做，王选对此十分欣慰。他每天工作的重要一项就是和青年们谈话，了解他们的想法，鼓励他们的创造，解决他们的问题，发现他们中可担重任的苗子。王选说：“我的高峰已经过去了，在知识经济领域里，必须扶持年轻人，让年轻人挑重担。”

王选所领导的北大计算机研究所，有人说是那时中国唯一的一个“五星级单位”，它拥有硕士点、博士点、博士后流动站，是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工程研究中心。从1993年起，王选开始花大力气让年轻人取代自己的作用。有些人开始又不理解了，人家60多岁的老人在一线搞科研的也很多，王选是不是想“见好就收”？但王选心里很清楚，他深刻地意识到并非每个领域的科学研究都欢迎年长者。计算机技术发展日新月异，年轻人具有明显的优势。他说自己的两次创造高峰——1964年从事软硬件研究和1975年研制激光照排项目，分别只有27岁和38岁。

“知识产业，拼的就是人才，在人才方面应该下很大功夫。我年满60岁，甚至在55岁的时候，我就开始做一个重要的决策，就是要扶持一大批年轻人，让他们逐步取代我。在这方面，英国的卡文·迪什实验室是我们的一个榜样，这个实验室扶持了一批年轻人，培养了25个诺贝尔奖得主。世上从来没有60岁的计算机权威，60岁以后犯错误的科学家倒是一大批。我应该早点退下来！”

王选说：“从1975年到1993年的18年是我的创业期，当时条件差，开头10年没有奖金，后来报酬也不高。自己既要在第一线上奋斗，干得比谁都多，又要负责整个照排项目的协调管理，两副担子都很重。每周工作65小时以上，没有节假日和星期天。”跨越永无止境，但世人皆知最难逾越的是超越自身。1993年王选56岁，功成名就，如日中天，但一件“小事”却深深地震撼了他的内心。这年春节，同往年春节一样，他在家埋头工作，殚精竭虑搞设计。没想到一个来拜年的学生看了他刚完成的设计，直言不讳地说：“王老师，您的这些设计没有用。”这个学生提出了更为简便的方法，一下让王选茅塞顿开。“我两周所有的图纸统统是毫无用处的，但是我还是很高兴。在我最熟悉的领域中，我原以为自己可以干到60岁，但实际上我已不如年轻人了。”对于一个为探求创新奉献了一切的科学家，忽然发现自己已经落伍了，这是何等残酷的判决。

然而，王选在科学预见之外，还有卓越的人才预见能力，“发明家在晚年都容易犯错误，我如今最好的办法是培养新人，让年轻人出彩，让他们多出创造性成果”。于是，淡出的王选从台前走到了幕后，这看似最为简单的抉择映照出他人生的又一次跨越。并且，王选针对常见的名退实不退、余热光辉盖住在位者光环的现象，庄重声明：退下来后决不做“太上皇”。王选最反对挂名：“我挂了名，底下人还有什么责任感、积极性。过去就是这样做的，即使我在项目中做了具体工作，如果贡献不如年轻人，署名只能排在后面；如果我在项目中只做了组织工作，就不署名。”尽管如此，王选还是认为他客观上“剥削”了别人，“尽管我没有主观上剥削别人，但恰恰是我剥削得最多，因为最终外界还是认为‘什么都是在王选领导下完成的’，其实我脱离第一线具体技术工作已经好几年了”。

王选颇有创意的人才见解和甘做人梯精神，同样受到人们的推崇。的确，科技事业只有一代一代接替，才能发展延续，保持活力。为此，他把年轻的优秀人才推到第一线上锻炼，想方设法让他们上来，由他们做主、出主意；在工资、福利待遇及事业上，为他们提供良好的生活、工作条件；在分房上，不看资历、年限，只看贡献大小；所里的技术转让费大头用于更新科研设备，科研项目看准就批……

火眼金睛，识千里良驹。王选以敏锐的眼光和不拘一格的标准，发现人才、培养人才，更毫无保留地重用人才，一批敢于创新、勇于拼搏的青年迅速走到了科研前沿，在项目研究、开发、市场销售的各个领域崭露头角，承担重任。1993年，方正研究院任命肖建国（36岁）、阳振坤（28岁）、汤炽（28岁）三位年轻人担任研究室主任。肖建国主持完成了第一个中文彩色报纸编排系统，汤炽提出并主持实现了采用面向对象技术的新一代排版软件，而阳振坤博士也领导完成了由我国独立研制的Post Script Lever2照排系统。王选杰出的科技成就和人格魅力，感召了一大批年轻的科技工作者，使得北大方正生机勃勃、持续发展壮大，他们正在为我国的计算机信息处理事业奉献着青春和才智。说起方正年轻人的成就，王选显得眉飞色舞，语调轻快急促，恨不得把所有有成绩的人挨个称赞一番。

他把这一切称为第二次创业，仍旧保有第一次投入时的热忱。王选为人师表，甘为人梯，是年轻人的良师益友。在方正，大家喊得最多的不是“王总”“王老板”“王主席”“王院士”，而是简简单单、亲切随意的“王老师”。作为教授、博导，王选挟“三主席”与“三院士”于一身，然而他似乎一辈子都未获得过骄傲的机会，而是终于获得了一个可以谦虚的资格。他不无幽默地说：“我忽然成为计算机界的权威，一下子成了‘三院士’。可惜，我今天已经老了。在我年轻最需要的时候，却没有得到承认。在高新技术领域，年轻人有明显的优势，哪还有60岁的权威呢？”这就是一代科研巨擘博大无私的胸怀与淡泊名利的人格魅力。“对我来说，科学研究本身带来的愉快是最大的报酬，而实现科技报国的宏伟志愿是我此生最大的欣慰。我最大的心愿还是培养好年青一代，在他们的领导下，把中国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科技产品打入国际市场。”在那样缓缓的话语中涌动着一个科学家深沉的爱，他今生走不出那种热爱，走不出那份渴望奉献的情怀。

祖国没有忘记王选为出版印刷业立下的丰功伟绩，他获得了我国科学技术界的最高殊荣。王选自己也记不清获得过多少荣誉，在他眼中，“一个成功者必然是一个能为别人着想的人，我看到不少能力出众的人，就是因为不能团结人，因而很难有大的成就”。他说，他自己有强项，也有很多弱项，“所以必须依靠团队”。诚然，现代科学技术离不开合作，离不开团队。像陈景润那样，只靠看文献和个人异常刻苦的独自钻研，在某一领域取得突破的例子只会越来越少。对高新技术产业而言，团队精神和组织管理能力显得尤其重要。“我从小学五年级开始做学生干部，直到大学毕业。12年的学生干部经历，使我懂得要团结人，要为大家服务，要接受别人的批评，甚至受各种委屈，而这种磨炼对我后来取得一些成绩起了重要作用。”有幸的是，现在方正研究院有这种团结合作的精神，而且年青一代在继续创造着这种气氛。所以王选说，他现在已经预感到了这批年轻人将来能够创造奇迹，能够造就国际一流的软件公司。

这就是王选，一个认为实现梦想靠团队的科学家，一个把生命潜能与人生聪慧发挥到了极致的科学家！

20世纪90年代，王选的人生轨迹中又增添了一条璀璨的参政议政之路。1993年，王选当选为第八届全国政协委员，人生翻开崭新的一页。在政协分组会上，王选围绕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和吸引人才的问题进行阐述，观点得到许多委员的支持。1998年3月，王选当选为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人大教科文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在王选担任的众多职务中，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一职是他格外重视的。王选说：“九三学社成员大多是科学技术领域中的中、高级知识分子，他们生活、工作中的实际问题，也将是我关注的焦点。我将利用一切机会，为他们呼吁，为他们创造条件，让他们发挥更大的作用。”他也曾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

王选十分关心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关心人民政协的工作，积极参政议政，为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为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事业的发展，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出了重要贡献。他注重调查研究，积极为国家发展、民族振兴和祖国统一，为实现科教兴国战略建言献策。他关心九三学社的自身建设，强调要增强九三学社的凝聚力，认真履行参政党职能，把发展作为参政议政的第一要务，坚持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为科教兴国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贡献力量。他以自己的高尚品质、人格魅力和特有的亲和力，教育、影响、团结了广大社员，为九三学社的建设和发展倾注了大量心血，作出了积极贡献，在九三学社社员中享有崇高威望，赢得了广泛的尊敬和爱戴。他坚信，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多党合作事业一定会更加兴旺发达。他关心公益事业和困难群众。他还先后担任了全国人大中国—菲律宾友好小组主席、外交部中俄友好、和平与发展委员会委员、中国国际交流协会副会长、马来西亚政府多媒体超级走廊国际顾问组成员等职务，积极参加各种国际交流活动，利用自己的特殊影响广泛结交各国朋友，为促进中国与世界各国的科技文化交流和友好合作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上初中时，王选（左）与大哥、二姐在一起玩鸽子

2000年9月，王选病倒了，10月4日确诊为肺癌。确诊后的第三天，他就写下了遗嘱，第一句话就是“人总有一死”。他已经把生死置之度外，积极配合治疗，腾出精力做力所能及的事情。

每当治疗间隙，除了参加活动，他主要做两件事：一是写文章，从确诊到去世的1900多天里，有794天在治疗和住院，但他仍然写出了50多篇文章和讲话，他要把他用心血换来的体会供后人参考；再就是关心帮助年轻人才，他深切体会到支持爱护尚未出名但有潜力后辈的重要性，所以他非常爱护年轻人才，尽量为单位的骨干创造有利的环境。他常找年轻人谈话，病后出门少了就通电话、发邮件，了解情况、鼓励帮助。

尽管他左肺全部切除后一直胸痛，后来的几次转移又引起多处疼痛，但他从不呻吟叫苦，只有在病情恶化以后，才轻轻对夫人说：“我实在痛苦！”其余大部分时间他常常喜笑颜开，与同事或朋友在一起时更是谈笑风生。住院期间常同医生、护士聊天、开玩笑。有人称他首长，他会玩笑着伸出手说：“我是这手掌！”

2005年11月，他的病情恶化，完全不能进食，每天只能喝几口水和果汁，靠鼻饲营养液维持。王选夫人陈堃銶回忆说：“即使这样，他还不肯躺在床上，坚持自己上厕所、自己洗澡，后来太虚弱了，才肯让我帮他洗。到去世前一天的2006年2月12日，他发着烧，身体非常虚弱，大家叫他不要下床，但他还想撑着自己上厕所，我知道他特别不愿意麻烦人，这之后大约两小时他突然消化道出血不止。第二天上午我陪在他身边，眼看他停止呼吸和心跳，我看到他流出了眼泪，这是他病后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流泪，我知道他舍不得离开这个世界，舍不得离开他的事业和亲人，但是他还是走了。以前每次出差，他总盼着早点回家，但这次他永远回不来了。”

2月16日，五六级凛冽的北风使立春后的北京显得格外萧条。寒风中，方正集团在京数千名员工来到30年前王选开始参与国家“748工程”的地方：“敬爱的王选老师，方正全体员工都来送别您了！您感受到我们带给您的温馨与祝福了吗？我们相信，天堂里也有温暖的家……”

2月19日，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天空少有如此的清朗，是哀伤的泪水洗去了云絮！阳光鲜有这般的明媚，是他留给世界无憾的微笑！

上午9时，党和国家领导人来了，为这位杰出科学家送行。胡锦涛、温家宝等领导人分别与王选家属握手，表示深切慰问。

王选的一腔报国之情，在有生之年倾力付出。正如他在遗愿中所说：“我对国家的前途充满信心，21世纪中叶中国必将成为世界强国，我能够在有生之年为此做了一点儿贡献，已死而无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