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辟蹊径：无人区最能出成果

“我小时候经常跑印刷厂，看到排版工人走来走去，瞪大眼睛寻找一个又一个铅字，再弯腰躬背地拼成一个个版面，心里特别佩服，因为一本本书，就是这样从铅字变出来的。大概是七八年前，我到《人民日报》海外版编辑部有事，偶然到了他们的排版部门，忽然发现已经不见了捧着铅字盒的工人，只见一台台电脑前，编辑人员轻轻敲打着键盘，将稿子输出来，再交给排版的人剪剪裁裁，就变成了整个版面的大样。此时我想起以前的排版工人，那种辛苦，那种充满铅味的污染空间，如今一去不复返了。”这是一位传媒工作者对今昔印刷业的感受，这想必是绝大多数中国人的深切体会。今天，人们都知道实现这一印刷业革命的功臣，就是王选院士。

少年时的王选就读于上海南洋模范学校，当时发生在身边的学生爱国运动成为他接触进步思想的开端。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王选目睹解放军进城的一幕：“解放军就睡在地上，没有进老百姓的家里，站岗的解放军威风凛凛的。尽管当时我才12岁，还不太懂事，对共产党、解放军还没有更多的认识，但还是有一种高兴的心情和喜悦的感觉。”在这样的环境下，王选很快接受进步思想。在分别加入中国共产党和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哥哥和姐姐的影响下，1951年，刚满14岁的王选成为班里第一名团员——这是王选在追求进步人生路上迈出的第一步。

进入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就读后不久，王选被选为团支部书记，后来又担任系分团委副书记。北大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和五四运动的发祥地，也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活动根据地之一。校园中涌动的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氛围和精神深深感染着王选，他在追求理想和进步的道路上自由地徜徉、求索。“大量的学生工作和社会活动占据了他很多精力，可王选乐此不疲，他把追求政治进步和学业有成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认为这样才能对社会、对国家作出更多贡献。”

功成名就的王选，在谈及一生中的几次重要抉择时说：“1961年，我做出了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次选择，从硬件转向软件，但不放弃硬件，而是从事软、硬件相结合的研究，以探讨软件对未来计算机体系结构的影响。”这一选择是睿智的选择，跨领域研究无疑是取得新成果的重要因素，在已经建立起来的学科之间的无人空白区里去耕耘，最能取得丰硕成果。

早在19岁大二分专业时，作为北大数学力学系学生的王选便有了独辟蹊径的潜意识，他撇开纯数学专业及力学专业不选，而死心眼地拣人家认为“跟计算机打交道没有意义，很枯燥，没有高深学问”的、刚刚兴起的计算数学专业。这门专业，当时北大连教材都还缺乏，可称得上冷清而荒凉。

“计算机，今天是这么好的一个事业，我正好赶上了，这是我一生中的幸运。尽管当时计算数学才刚刚起步，远不如其他学科‘兵强马壮’和引人注目。”的确，新兴的学科往往代表着未来，越不成熟，留给人们的创造空间就越广阔。出生在上海一个知识分子家庭里的王选，在战火纷飞的学习气氛中以优异的成绩读完了小学。1954年在上海南洋模范中学毕业后，考进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成为莘莘学子中的佼佼者。他幼年便直接感受到中国由于科技落后而受人欺凌的惨痛现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决心用科技振兴自己的国家和民族，这也是那一代知识分子的共同志向。让他欣慰的是，选择专业上，把自己与祖国最需要的事业的发展方向结合在一块儿，成就了自己一条正确的道路。

1958年7月，一脚踏进“冷门”的王选大学毕业后，在北大开始了长达22年的助教生涯。当时北大正研制一台中型电子计算机——红旗机，王选作为主要设计人员参加了这个项目。这段时间，他先后借阅了百余篇国外文献原文，对世界计算机发展的状况了然于心。为此，王选养成了一个习惯，确立一个科研项目之前，一定要大量查阅最新文献，寻找科技发展最前沿的需求，发现已有技术的不足。

王选曾为锻炼自己的英语听力，常常半夜听英国的BBC，每天半小时，坚持了近三年。没想到当时收听英文广播被视为“收听敌台”，被揭发出来了。在“文革”中吃尽了大苦头，病中的他多次被揪出来参加学习班。“尽管收听国外电台让我大吃苦头，但也让我受益匪浅，大大提高了我的英语听力，为日后查阅国外文献及从事计算机技术的研究提供了语言基础。”

“令我不解的是，为什么看到国外有好的材料、好的设计，我们却只能停留在欣赏的地步，不能有自己的思想、自己的创新呢？”后来，王选发现自己不懂得应用——不了解计算机的应用，不了解程序设计。于是，他在有了几年硬件研究的基础上，投身到程序设计、程序自动化这样一些软件研究方面。“做软件与硬件结合的项目，使我豁然开朗，上升到一个新的境界。”

寒来暑往，他把行李搬到实验室，晚上睡在办公桌上，天亮之后铺盖一卷，接着画图。有时连续工作20小时，调试最紧张的时候通宵达旦干了40个小时。1960年夏天，他出差到内蒙古大学时，趴在车厢里的小桌子上睡着了，这是整整一年的时间里王选睡的第一个好觉。那是段不知疲倦的日子，伴随着日夜难以忍受的饥饿，那年冬天，他的晚饭只有三碗稀粥、一小盘黄酱，然后便是一个通宵的工作。

他垮下来了。“结节性动脉周围炎”使得他低烧不退、胸闷憋气，连呼吸都困难，病倒了的王选无奈需长期卧床。然而，他却一分钟也没有舍弃自己的事业，在那些病痛与心痛接踵而至的日子里，在病床旁的小桌子上，他完成了ALGOL60编译系统及双重纠错码……他找到了创造的源泉。尽管“红旗机”最终未能投入正式使用，但这足以显示出王选非凡的才华和忘我的拼搏精神。

王选身上的光环太耀眼了，几乎遮没了他身边的一位坚强而出色的女性。也就在他那次同命运搏击中，他结识了人生中的伴侣与事业上的知己——北大青年女教师陈堃銶。1967年2月1日，而立之年的王选与她在北大一间不足10平方米的小屋举行了简朴的婚礼。作为新娘，陈堃銶每天在椅子上铺一床棉被，让棉被搭在椅背上，然后把重病中的王选安置在椅子上面，王选就靠在椅背上面对阳光喘息。新娘甚至不知道这个生命能坚持多久，只知道应该爱惜这个生命，非常爱惜这个生命，这算不算爱情？他们从最佳的科研搭档到相知相爱相结合，一同走向了坎坷相伴而又不失辉煌的风雨人生。几十年来，两人患难与共、相濡以沫。

“没有她，我的成功是难以想象的。”相同的领域、共同的志趣与追求，使他们并肩战斗在北大“748工程”研制组，走过人生大部分青春年华。为了“748”，几乎与王选一样执着工作的她，差点把命给搭上了。那一年，几乎判了“死刑”的她是那样的坚强、坦然与乐观。手术后，医生开玩笑说，她体质太弱，连癌细胞都没有力气扩散。休息一年后，她又继续工作一直至今。在自身繁重的教学工作之余，她担负着中国传统女性在家庭所扮演的“主妇”角色，操持着一日三餐、油盐酱醋。她常常为王选太忙、缺少休息而心疼。今天，作为博士生导师的陈堃銶也是我国计算机软件的先驱者之一 ，在事业上的贡献也是有目共睹的。王选曾是号称够“研究水平”的京剧迷，但为了科研跟京剧绝缘多年。两人都很喜爱小孩，但他们放弃了做父母的快乐。朋友送给酷爱音乐的夫妻俩一套进口贝多芬交响乐唱片，但他俩却无暇去购买唱机。

综观王选院士的科研之路，其起点可用“逆风起飞”来概括。王选在其回忆录《艰难的起步》中写道：“‘文化大革命’初期，有大字报批评我‘喜欢一鸣惊人’。现在看来，‘喜欢一鸣惊人’‘喜欢标新立异’‘要么不干，要干就要干第一流的’这种雄心壮志都不坏，关键在于还要有严谨细致、脚踏实地和锲而不舍的实干精神。”正是由于这种冷峻、独特、力排众议的科研精神，王选不仅敏锐地选学具有潜在前景的计算数学这一分支学科，而且选择了当时计算机界并不看好的激光照排。历史将中国实现印刷技术突变的机会，馈赠给了先知先觉者王选。于是，有了被誉为“汉字印刷术的第二次发明”的激光照排系统。正像他很喜欢的另一句名言：“我放弃了常人的许多乐趣，我也得到了常人所得不到的乐趣。”

1999年，方正直接制版系统研制成功，正式投入生产使用

成名后，王选的本色仍是学者、科学家，没有企业家或“大款”气派。他担任方正集团最高领导时，办公室拒绝豪华装修，就连自己的家也只有67平方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