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痰使他走上呼吸疾病治疗的“正道”

20世纪70年代初，针对我国慢性支气管炎的发病情况，周总理向医务界发出号召，要求广大医务工作者做好慢性支气管炎等呼吸系统疾病的群防群治工作，很快就在全国掀起了开展慢支炎防治与研究的高潮。广州第四人民医院也成立了慢支炎防治小组，可是很多医生都不愿意去防治小组工作，当时的领导想来想去，就是找不到合适的人选。这时有好事者向他提醒，说钟南山可担此“重任”。“革委会”领导恍然大悟：“对，钟医生最适合了！”就这样，时年已37岁的钟南山去了慢支炎防治小组。所干的工作，就是三天两头为慢支炎患者检查一次身体，照看着患者们蹲在墙角晒太阳。

一天，钟南山在晒着太阳的慢支炎患者中漫无目的地走来走去。走着走着，他就瞧见了病人吐在地上的痰。钟南山惊奇地发现，慢支炎患者们吐出的痰并不是千篇一律的，而是各有各的不同，即使是一个人吐出的痰，也多不相同。直到今天，钟南山都无法解释自己当时怎么会突然有了那种奇妙的发现。他说从那个时刻以后，自己就走上了研究呼吸系统疾病的“正道”。

从痰样分析开始，防治小组真正开展起呼吸系统疾病的防治与研究工作，并用中西医结合分型来诊断和治疗慢性支气管炎。当时，慢支炎防治小组连一台像样的呼吸机都没有，对于危重的病人，医生们只能轮流手捏皮球呼吸机来进行抢救和治疗。尽管条件艰苦，钟南山和同事们还是抢救了一个又一个的呼吸衰弱病人。打倒“四人帮”后，他们的研究工作有了长足的进展。广东省卫生厅决定大力支持慢性支气管炎防治小组成立研究所，并且专门拨了10万元作为所里的科研经费。“要知道，当时的10万元，相当于今天的100万元都不止啊！”钟南山在追述这段往事时，不无感慨地说。

1978年，中国知识分子迎来了科学的春天。第一届全国科学大会在党的支持和科技工作者的努力下，在北京隆重开幕了。钟南山作为广东省的代表也参加了这次历史的盛会，他与侯恕副教授合写的《慢性气管炎275例的中西医结合分型诊断和治疗》的论文，获评国家科委全国科学大会成果一等奖。在钟南山正想着如何大干一场的时候，传来一个让人兴奋的消息：全国组织公费出国留学考试，凡符合条件的人都可以报名参加。43岁的钟南山已担任了呼吸疾病研究所副所长，他也报名参加了这次公费出国留学考试。经历了10年动乱，许多知识分子将英语丢得太多，分数偏低，因而录取分数线也相应划低，45分即可及格。钟南山考了52.5分，他赢得了这次机遇。出发那天，正好是钟南山43岁生日。经过9天的长途跋涉，终于在1979年10月28日到达伦敦。

在旁人看来，抗击“非典”是钟南山一生中遇到的最大挑战。但钟南山不这么认为，他坦言遇到的最大挑战是早年在英伦时的求学生涯。满怀抱负的钟南山刚到伦敦，就被浇了一盆冷水。英国法律不承认中国医生的资格，导师弗兰里教授当时也不了解中国，不信任钟南山，未曾见面便以信件的方式给了钟南山一个“忠告”——原本两年的留学时间，限制为8个月，8个月做不出什么工作，就要自找出路。1980年1月6日，钟南山与导师弗兰里教授第一次会面，教授用不冷不热的口吻说：“你先看看实验室，参加查看病房，1个月后再考虑该做些什么。”会见不到10分钟。走出教授办公室，钟南山内心非常压抑。但他很快就振作起来了，“我们要挺直腰板，要用行动为中国医生争口气”！

钟南山同英国医生一起，从巡查病房做起。有一次查房时，一位患肺源性心脏病的亚呼吸衰竭顽固性水肿病人引起医生们关注。虽然已使用了一周利尿剂，但这位病人的水肿未见消退，生命危在旦夕。医生们多数主张继续增加一般性的利尿剂量。钟南山根据病人的病史，运用中医辨证的方法，观察舌象，看到病人的舌面干燥、无苔、深红，判断病人为代谢性碱中毒，认为应该改用酸性利尿剂治疗，以促进酸碱平衡，达到逐步消肿。钟南山的方案引起了争议。但是抽血检验结果表明，患者的确是代谢性碱中毒。病人连续4天服食酸性利尿剂后，中毒症状完全消失，水肿开始消退，通气功能亦随之改善。此后，英国同行对钟南山有了正常的信任与合作。

皇家医院呼吸生物化学实验室的一台血液气体张力平衡仪是钟南山完成实验设计所必需的工具，要经常依靠它标定氧电极的数据。实验室主任沃克先生告诉他，这台仪器出了毛病，已经闲置大半年了，医院正等着拨款购置新设备。可是，钟南山总共才有两年的进修时间，每分每秒都是十分宝贵的，他决心亲自尝试修复这台仪器。通过仔细检查、摸索，钟南山先后从自己身上抽了600ml鲜血进行30多次的反复校正，仪器终于“复活”了。沃克先生抚摸着修复了的仪器，舒心地说：“我们可以节省3000英镑了！”医生们对来自中国的钟南山会修理这种高级医学仪器感到不可思议，他们想不到的是钟南山也是到皇家医院才第一次看到这种仪器。

有了设备，钟南山按照原定设计开始了“吸烟（一氧化碳）对人体影响”的实验。为了取得第一手数据，他连续吸入一氧化碳同时不断抽血测定浓度。当一氧化碳的浓度达15%时，从不吸烟的钟南山感到头昏脑涨。有同事说：“停止吧！”但钟南山不肯停止。他知道，成功从不会轻易得到，要突破就得付出代价。他毫不犹豫地咬紧牙关，继续吸入一氧化碳，直到血红蛋白中一氧化碳的浓度达到22%才肯停止。这相当于一个人连续吸60支香烟。这时的钟南山已经感到天旋地转，但他内心是明白的，这正是他实验设计的要求。实验终于取得了满意的效果，不但证实了弗兰里教授的一个演算公式，还发现了他的推导的不完整性。那天，弗兰里教授一下将钟南山抱住，连连说：“谢谢你，谢谢你证实了我多年的设想，祝贺你有新的发现。”他又问钟南山：“你打算在这里干多久？”“你不是说只能待8个月吗？”钟南山说。“不！你愿意在这里干到什么时候都可以。”弗兰里教授非常肯定地答道。

在皇家医院，钟南山每天工作16小时以上，每天深夜都坚持整理白天实验取得的数据。每当疲累难熬的时候，他就拿出弗兰里教授第一次写给他的信读一读。它好比一针兴奋剂，顿时促使他振作起来，重新投入战斗。这样他不仅顺利地完成了要研究的课题，而且对支气管疾病进行了实验观察，开始了新的研究工作。

1980年9月，钟南山的研究报告《一氧化碳对血液氧气运输的影响》在全英医学研究会议上宣读，一鸣惊人。同年10月，他应邀到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参加欧洲免疫学会议。在那里，钟南山结识了伦敦大学附属圣·巴弗勒姆医院胸科主任戴维教授。戴维先生非常热情地请他前去圣·巴弗勒姆医院合作，并且商定共同进行对哮喘疾病介质的研究。1981年夏，钟南山提前结束了在爱丁堡的研究工作，应邀前去伦敦大学的圣·巴弗勒姆医院。

1981年的秋天，钟南山忽然接到全英麻醉学术研究会的通知，邀请他前去做学术报告。原来钟南山先前在爱丁堡大学皇家医院进修期间，在研究人工呼吸对肺部氧气运输的影响时，发现自己实验的结果同牛津大学雷德克里夫医院麻醉科的克尔教授5年前的一篇论文的结论完全相反。开始，他怀疑自己在测定上出了差错，因为克尔教授是英国麻醉学的权威，他的那篇论文已被全英麻醉学会所承认。然而钟南山经过一再的测定和实验，最终证实了自己的结论正确无误。他为此写的一篇论文在皇家医院麻醉科小范围内做报告时，有人认为他狂妄大胆，唯独麻醉科主任杜鲁门教授独具慧眼，认为钟南山的研究很有价值，推荐给全英麻醉学术研究会。

9月6日，钟南山坐火车赶往80公里外的剑桥参加会议。如同一名整装待发的战士，兴奋之余，钟南山做着战斗前的准备。报告安排在下午，他意气风发地走上讲台演讲、演示，证明克尔教授理论的错误。与会专家简直被这个中国人的发言惊呆了，会场上先是一片沉寂，接着是一片骚动，然后开始提问。克尔教授的3位高级助手也连珠炮似地一连提出了8个问题。面对如此来势汹汹的反驳，钟南山不紧不慢地用大量的实验数据和严密论证一一做了解答。按照会议常规，如若同意钟南山的文章发表，会议的常委必须当场举手表决。结果与会常委一致举手通过。最后，会议主持人、英国临床研究中心麻醉科主任勒恩教授发言，他说：“在我们实验室里也做过类似钟医生那样的实验，虽然还没有来得及总结，但总的结果和钟医生今天的结论基本一致。我认为这位中国医生的研究是创造性的。我衷心地祝贺他的成功！”

在英国进修期间，钟南山以孜孜不倦的钻研精神，对呼吸系统疾病的防治研究取得了6项重要成果，完成了7篇学术论文，其中有4项分别在英国医学研究学会、麻醉学会及糖尿病学会发表。钟南山回国之前，英国爱丁堡大学曾经极力挽留他在皇家医院工作。钟南山心里明白，祖国送他们这一批学子出国深造，正是有待他们为祖国贡献自己的知识与力量。因此，当皇家医院一位知名人士前来征求他的意见时，他礼貌地回答说：“是祖国送我来的，我要回我自己的祖国！”颇有意思的是，当钟南山要回国时，他在爱丁堡大学的导师弗兰里教授曾热情洋溢地致信中国驻英使馆。他写道：“在我的学术生涯中，曾经与许多国家的学者合作过，但我坦率地说，从未遇到过一个学者，像钟医生这样勤奋，合作得这样好，这样卓有成效。”这番言语与他给钟南山的第一封信相比，情状有如天壤之别。而钟南山日记中也留下了他这样的骄傲心声：“我终于让他们明白了中国人还是有值得别人学习的地方。我第一次感觉到做中国人的骄傲。”

1981年11月18日，钟南山结束了在英国两年零一个月的进修，从伦敦飞返祖国。踏上回国行程时，钟南山没有带回什么流行物品，只是通过水路从英国托运回几箱书。作为一个科学家，这些宝贵的科研资料才是真正的万贯家财、无价之宝。这一年，钟南山45岁，他将广州作为继续向科学高峰攀登的起点。

回国后，钟南山有了真正的用武之地。1984年，钟南山开始担任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所长，同时还担负着大量的科研任务和繁重的教学任务。1996年4月，基于钟南山在对哮喘疾病的研究中所作出的突出贡献，中国工程院决定授予他“中国医药卫生工程学部院士”的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