挚爱古典音乐的院士挂念的是科研

20世纪60年代，张存浩在水煤气合成液体燃料方面的研究已达国际领先水平。为了国家需要，他转向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火箭推进剂，何国钟成为他的搭档。他们提出了固体推进剂的多层火焰燃烧模型和理论，第一次揭示了侵蚀燃烧现象中临界流速存在的根源。这些成果，破解了当时我国亟待解决的火箭推进剂燃烧过程中的关键问题。然而，当这个项目在1968年申报国家自然科学奖时，作为项目的带头人，张存浩将自己列在第四位，将何国钟的名字放在了第一位。如今已是中国科学院院士的何国钟提起往事，仍对张存浩钦佩不已。

1963年，还是助理研究员的何国钟连升两级，工资一下子从68元升至89元，直接跳过78元那一级。这让这个“小年轻”工作更有干劲了。何国钟回忆说，当时已是研究员的张存浩“为这两级跳帮了不少忙”。

1984年，在张存浩的力荐下，当时还在中国科学院青海盐湖所工作的朱清时被调到了中国科学院大连化物所。作为研究室主任和研究激光光谱学的同行搭档，张存浩还尽力为其争取来了傅立叶变换光谱仪和燃料激光机等仪器。在张存浩的关心和支持下，朱清时的研究工作进入了一个新阶段。然而，当年得知朱清时在将要发表的论文上署了他的名字时，张存浩拒绝了。

大连化物所研究员解金春记得，在一次论文署名时，张存浩把当时在读博士的解金春列为第一完成人，而把自己排在最后。解金春惊呆了，“在当时，如果换了别人处理这类事，很可能把自己排在第一位”。后来这篇论文还获得了吴健雄物理奖。

无论是发表文章，还是评奖，张存浩一贯“照顾”年轻人。“回顾几十年的学术生涯，我常常想起那些共同工作过的技术人员，他们得到的荣誉少、待遇低，但没有他们协助，也就无法取得科研的成功，一想起他们，我就觉得特别感激，我忘不了他们。”大连化物所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无论张存浩是担任课题组长、室主任，还是担任所长，他提出的许多科学理论和思想在取得成果和获得各种重大奖励时，总把最大的功劳归于实际操作的学生、部下和合作者。

中国科学院院士张涛回忆，早年我国在一次激光研究的规划会议上，化学激光因为当时相对“弱势”，在规划中面临被边缘化的处境。危急关头，张存浩据理力争，阐述化学激光功率易于放大、不依赖外部能源等优越性，终于赢得与会者的认同，化学激光也被列入我国四大激光之中。

1991年到1999年，张存浩出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在这期间，自然科学基金总经费增加了近8倍，先后与35个国家和地区的科技界建立了合作关系，增设了管理科学部，新增了13个资助类别。他两次上书国家领导人，最终申请设立了“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谈起这项成绩，他把荣誉功劳都归于别人：“我只是请教了老科学家们的意见，意识到应该有个青年人才的资助项目，我不过是把这个想法提交上去了。”在任期间，他还推动成立了我国科技管理部门中的第一个专业学风管理机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监督委员会。如今，许多科技工作者都称赞：“张先生是一个了不起的战略科学家。”

张存浩认为，中国学术界的不正之风有多种表现形式，主要有浮夸浮躁、弄虚作假、缺乏民主以及自由主义与部门或学科保护主义四种表现。在他看来，浮夸浮躁是一种急功近利的表现，其表现之一是“求量不求质”，造成一部分科研成果、学术论文的质量下降：有些是数据粗糙、经不起推敲，有些是一拆多用、滥竽充数。另一表现是“欺诈行为”，如程度不同地虚报论文篇数和等级；不正确引用他人成果，甚至故意不引用；对自己的成果和论文不恰当地吹捧等。他说，学术上弄虚作假在国外叫“科研不端行为”，分为剽窃、假造科研成果和篡改真实数据三类。如有人为追求发表论文数量，假造数据达到不择手段的地步，还有人利用作为评审人的机会不正当地引用甚至盗用别人未发表的新概念、新方法，侵犯他人知识产权。学术上缺乏民主，表现为不允许学生或年轻人质疑，“尤其对有一定学术造诣的学者，这种学术霸道作风是非常值得警惕的”。而自由主义，部门或者学科保护主义严重，最终可能发展成为学术宗派主义，将阻碍科学的健康发展。

张存浩针对不同表现形式的学术不正之风，提出过加强科学道德建设的建议：一是示范——率先垂范与规范引导，即树立科学道德风范和确立良好的科学研究规范，让广大科技工作者见贤思齐并有章可循；二是戒浮——力戒浮躁和浮夸；三是打假——抵制和揭露科学不端行为，对科学研究中的伪造、抄袭剽窃、弄虚作假等行为，形成“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的氛围。张存浩强调，对科学不端行为，不光要有批评，还应有一些具体的处分措施，实施处分的前提是要有非常详尽而公正的调查研究，要建立和完善科学调查程序。但在什么范围内给予何种程度的惩处，要持审慎态度，应始终坚持自律和教育为主、惩处为辅，以惩前毖后。

张存浩在他60多年的科研生涯中作出多项重大贡献，与他对科学的执着追求、勇于开拓创新的献身精神、严谨治学和求真务实的科学态度密不可分。张存浩一贯主张开展有利于科学繁荣的学术研讨。据他的学生回忆：“研究室有一次举行学术报告，张老师发表一个观点，我站起来反驳，不同意他的说法，而张老师一点也没有生气。张老师和别的学者有时因学术上的不同观点也争得面红耳赤，但这更加深了他们的学术友谊。”

2002年，张存浩将获得的何梁何利奖金和在香港等地讲学所得的酬金，全部捐赠给了大连化物所来设立奖学金，以激励更多的青年学者发奋学习、献身科研、报效祖国。他所带领的团队共有8项成果先后获得过国家级科技奖励，3项成果入选“中国十大科技进展新闻”。

早年的留学经历，赋予他熟稔的语言技能，加上他良好的个人修养，让他与外国人打交道时，游刃有余。在担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期间，他曾数次出国访问，基金委的许多文件都是他亲自修改的。每每在被外国科学家以封闭会议、不对外开放的理由拒之门外时，张存浩总是彬彬有礼地吐出一句：“请让我为你讲讲我们的故事。”然后他就会将中国科学家所做的研究娓娓道来。当他用娴熟的英语讲完故事后，会议的大门往往也随之向他敞开。张存浩的儿子张融回忆说，在他小时候父亲每晚都在灯下读外国文献，并且一定会读出声来。

晚年的张存浩，每天早上7时起床读报之后，都会先给大连化物所打电话，详细询问课题的进展，然后再给试验场打电话，询问激光实验的进展。接着，他会上网查找国外的科技进展，批阅学生文章。中午12时到下午3时午睡过后，张存浩会坚持绕着家里走30圈，他算过一圈是37米。晚上他雷打不动地收看《新闻联播》、读书，10时左右休息。

说起生活中的张存浩，相濡以沫几十年的老伴迟云霞“抱怨”道：“他的体质不太好。年纪大了，脑子里却总是想着科研。年轻人来找他，他都很热心，一起探讨问题，修改论文。”为年轻人改论文，总是细腻到“咬文嚼字”的张存浩，在生活中从不挑剔，随遇而安。他时常告诉老伴不要为饭食“发愁”，“你做什么我就吃什么”。迟云霞说：“张先生是一个非常好的人，不但是我的丈夫，也是我的导师。我们做夫妻没有吵过架，我们家庭是幸福和完美的家庭。”

两个儿子在各自的研究领域均有建树，这让老夫妻俩感到欣慰和踏实。在张存浩的儿子张融眼中，父亲不只在光学、动力学、热力学领域目光敏锐，他还热爱古典音乐，“会唱上千首歌”，还收藏着堪称古董的留声机和很多古典音乐唱片，常为拜访他的朋友即兴演唱。对于不同的作曲家、乐队、指挥家，张存浩如数家珍。听古典音乐的习惯，他坚持了一辈子。正是深厚的文化底蕴，让张存浩有着广阔的视野。张存浩的秘书说：“一次去香港做报告，他从诸子百家到文艺复兴一直讲到改革开放，将科学发展的视野放得很宽。”张存浩说：“我特别喜欢读战争史，从中你可以找到更多的方法。”

如今，“中国化学激光之父”张存浩无疑已登上科技顶峰，不过他仍旧不顾年事已高，活跃在科学研究最前沿，继续追寻着他那强国富民的科学报国梦。他并不想休息，只是希望在与时间的追逐中做得再多一点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