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院门前等退票的“核界诸葛”

从1961年到1988年，于敏的名字是保密的。1988年，他的名字解禁后，他第一次走出了国门。对这一次出国，于敏想起来一直甚感尴尬，也颇有自己的一番心得。由于工作的关系，于敏此次出国是以某大学教授的身份去美国访问的。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尽管去了许多地方，但他始终像个“哑巴”：要问也不方便问，要说也不方便说，很不好受。

由于保密的原因，这位核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的著述多未公开发表。不过，他的杰出贡献仍有蛛丝马迹可寻，原中顾委常委、国务委员张劲夫在《请历史记住他们——关于中国科学院与“两弹一星”的回忆》中提到，“研制氢弹工作主要是于敏他们做的，方案是于敏提的”。

谈到自己的一生有什么遗憾时，于敏说，一是这一生没有机会到国外学习深造交流，这对一个科学家来说是很大的遗憾——如果年轻时能够出国进修或留学，对国家、对科学的贡献或许会更大；二是因为工作太忙对孩子们关心不够。他说，虽然想起来是遗憾，但并不后悔。

于敏的一生中，应该说有无数次出国的机会，但是由于工作的关系，他都放弃了。1962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A·玻尔来北京访问，亲自邀请于敏到哥本哈根去工作。但是，由于当时于敏的工作已经转到了氢弹理论的研究，只好谢绝。

由于保密和历史的原因，于敏直接带的学生不多。蓝可是他培养的唯一博士。博士毕业时，于敏亲自写推荐信，让蓝可出国工作两年，开阔眼界，同时不忘嘱咐，“不要等老了才回来，落叶归根只能起点肥料作用，应该开花结果的时候回来”。

在于敏的儿子于辛的记忆中，父亲几乎没时间辅导他和姐姐的功课。“只有一次，我做物理作业遇到难题，父亲刚好有空，就过来给我讲解，还教会我一个解题的小窍门，让我在同学间很是得意了段时间。”

1960年到1964年，后来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理论物理学家的何祚庥曾经和于敏在轻核理论组共事，并结下了半个多世纪的友谊。何祚庥说，于敏的工作奠定了氢弹理论的一切基础，“包括后来核武器小型化的发展，都建立在于敏的理论基础研究上”。

于敏记忆力惊人，平时很少记笔记，但他满脑子装的都是数据。有时候，你告诉了他一个数字，过段时间你可能忘了，但他还记得。靠大量的数据，他能很快对一个事物做出物理判断。有一年，一位法国的核物理学家到原子能所里做有关康普顿散射的报告。报告过程中，报告人还没有讲完实验结果，于敏就小声地对坐在旁边的何祚庥说，这个分支的比是10的负4次方至10的负6次方数量级。后来报告人给出的结果，果然如于敏所估计的。当时何祚庥觉得太神了，心中非常纳闷。报告结束后，何祚庥问于敏是怎么回事，于敏才告诉他如何进行量纲分析和数量级估计。

对工作心无旁骛的大科学家，对生活就有点“不上心”了。一次，于敏去驻地外面，回来的时候怎么也找不到路了，结果绕了很远的路才总算回来。还有一次，一直忙于工作的他，发现妻子操劳家务甚是辛苦，于是破天荒地主动要求做家务，要帮妻子洗衣服。他的任务就是往洗衣机里加水，嘴里还计数：一盆、两盆、三盆……他干得非常起劲，却也纳闷，只是水加进去，却不见水增加。妻子发现后过来检查，才发现他没有关排水阀，做了半天“无用功”。要知道，在工作时，于敏可是一点失误都不允许发生的。随着年龄的增长，于敏记忆力稍逊从前，当学生安慰他时，他还幽默地说：“我现在是‘硬件’老化，‘软件’也过期了。”

于敏平时讲话语速很慢，话也不多，唯一一次和人拍桌子，还是为科学真理起争执。1970年，进驻西北核武器研制基地的军管会将包括技术事故在内的三件事定为“三大反革命事件”。在一次会上，于敏终于按捺不住，拍案而起，“你们就是把我抓起来，我也绝不能同意你们的意见。因为你们的意见不符合科学规律”！

“如果当时他说一句假话，整个氢弹科研方向、路线将全部改变。”胡思得院士回忆起当年的这一幕仍心有余悸，“做科研首先要诚实，否则对不起科学，对不起真理，这是老于教会我们的”。

1988年，于敏从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副院长的岗位上正式退了下来。晚年，他只是挂着个高级科学顾问的头衔。老人每天晨起后，先打一打太极拳，做一做健身操，然后吃早餐。饭后，看一些科技资料、电视新闻，然后上网看看评论和消息。午饭后，还要睡一会儿。下午，看看报纸或读些历史、物理等方面的书。他说，他做的健身操、打的太极拳，都是野路子，不规范、不入流，锻炼身体、活动筋骨罢了。

这位大物理学家，专业之外最大的爱好是中国历史、古典文学、京剧和桥牌。他喜欢看的书有《资治通鉴》《史记》《汉书》《三国志》《三国演义》《红楼梦》等。于敏的儿子于辛说，父亲业余时间很喜欢读书。《三国演义》《红楼梦》更是一读再读。“父亲受传统文化熏陶很深，最崇拜诸葛亮和岳飞。诸葛亮的‘宁静以致远，淡泊以明志’是父亲的座右铭。记忆中，小时难得见到父亲。现在他没那么忙了，一句句教孙儿《满江红》。”有人曾称他为诸葛亮式的人物，于敏说：“我比诸葛亮差远了，他是中华民族的英雄，我只是萤火之光，怎能与皓月争辉。”

杜祥琬院士也回忆说：“于敏从年轻时代起就喜欢看书，物理方面的专业书就不用说了。文学类的书他也特别爱看，尤其喜欢诸葛亮，以前一起开会时能把《出师表》从头到尾背下来。”何祚庥院士回忆说，当年于敏率领的工作组还很能苦中作乐，因为都喜欢看京剧，但京剧票买不到，于是邓稼先、于敏和他三人常常从郊区赶到人民剧场等退票，“现在京剧没人看了，那个时候红得不得了，我们的经验就是跑到门口去等退票，一定会有的”。

诸葛亮，是于敏心中的完人，那句“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常被老先生提起。于敏也有诸多憾事。他最常念叨的，就是几年前因心脏病去世的爱人孙玉芹。“她喜欢旅游，但她不放心我的身体，她把时间都花在我身上了，我觉得很对不起她。”老先生感叹，“常常睹物思情啊”！说完，是长长的沉默，接着又叹了一口气。“惟将终夜长开眼，报答平生未展眉”，于敏念叨着元稹的这两句诗，送给离去的爱人。

杜祥琬回忆道：于老跟爱人感情很好，以前工作忙，经常出差，家里大小事情于敏都交给爱人，“老孙（孙玉芹）永远把一家老小照顾得好好的”。于敏的同事曾这样“供”出他的“隐私”：“他出差时身上带着夫人与孙子的照片。我经常陪老爷子出差，每到宾馆住下后，他都要翻看钱包里的照片。”孙玉芹曾说，老于过去对儿子和女儿无暇顾及，于是对孙子特别地关心。

虽然于敏爱诗，但很少写诗。他曾以一首《抒怀》为题的七言诗总结了自己沉默而又轰烈的一生：“忆昔峥嵘岁月稠，朋辈同心方案求。亲历新旧两时代，愿将一生献宏谋。身为一叶无轻重，众志成城镇贼酋。喜看中华振兴日，百家争鸣竞风流。”这或许是“核界诸葛”于敏一生的写照。

1992年11月，于敏（右一）在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发展战略研究研讨会上

2019年1月16日，于敏溘然长逝，享年93岁。那个爱皱眉头、喜欢思考的著名核物理学家走了。愿将一生献宏谋！——他兑现了对祖国的诺言，以精诚书写了中国现代史上一段荡气回肠的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