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孟超对手下的医生及同事极为严厉，对病人却慈祥得像个笑眯眯的老爷爷。

初始诊断记录、各种化验结果、用药情况跟踪，甚至病人的年龄、职业和家庭住址，哪一样写得含混不清，吴孟超决不放过。他的助手说：“老爷子的眼睛偏偏特别尖，扫一眼病历，总能抓出错来。”而吴孟超则说：“不是吹毛求疵，而是成才必须严格要求。对病人、对科学，容不得一点闪失，否则会给病人留下终生遗憾。”

吴孟超后来不挂门诊了，但依然会有慕名而来的患者找上门。有时，半夜才做完手术的吴孟超在自家门前碰到求助的病人，尽管秘书已经在“挡驾”，但吴孟超还是一次又一次地仔细询问病情；有时，病人早早在医院等候，等吴孟超的车刚停就拿出片子来，吴孟超来者不拒，就站在路边看片子，和病人一说就是十几分钟。

吴孟超常说：“病人没有高低贵贱，都是我们的衣食父母。作为医生，没有挑选和应付病人的权利，只有为他们解除病痛的义务。”几十年来，冬天查房时，吴孟超总是先把手在口袋里焐热，然后再去接触病人的身体。每次为病人做完检查之后，他都顺手为他们拉好衣服、掖好被角，并弯腰把鞋子放到他们最容易穿的地方。吴孟超说：“这对医生而言仅是举手之劳，却能带给病人很大的温暖。”

每次例行查房时，吴孟超总是进门先跟病人打招呼：哪儿的人啊？家里几口人啊？家里条件如何啊？他拉住病人的手，脉搏就搭上去了。然后，他摸摸病人的脑门，按按病人的肚皮，叩击听一听。随后，他揿揿病人的指甲，撸起裤腿看看病人的腿肿不肿……

一次查房后，回到医生办公室，吴孟超的脸色十分难看：“病人昨晚7点发烧到39度，你居然7点半敢下班？你回家能睡得着？”吴孟超平时很平易近人，但从不允许有医生敷衍了事。很多年轻的医生既想跟着吴孟超查房，又最怕吴孟超查房。在手术室里，一旦发现某个细节没有准备到位，吴孟超立即就会将那个医生灰头土脸地训一顿。训完了以后，又开始手把手地耐心教他们开刀的技巧。

东方肝胆外科医院周伟平教授跟从吴孟超已30余年，他心里一直难忘一件事。当时一位病人在吴孟超手术后出现了黄疸，“一些病人肝功能不好，出现黄疸是正常的，但吴老却专为这事召开了全院大会”。在场很多人是吴孟超的学生，大家面面相觑一阵后不得不发言，有说手术难度大的，也有说病人肝功能不好的。吴孟超沉默一阵，说了一句话，“你们说的都不对，我看胆管可能被封住了”。

一语既出，满场皆惊。当时有100多人在场，承认自己手术中有错误，那吴老的颜面何在？而以吴孟超的技术和名望，谁又会怀疑他？但是，按照治疗肝功能不好的保守疗法治下去，病人可能会有生命危险。

会后，吴孟超马上向病人家属坦诚地说明了情况，获得了理解。再次手术证明了吴孟超的判断和“冤枉”：胆管的确出现了粘连，起因却不是上次手术失误，而是肿瘤恰好生在胆管附近，客观上造成胆管口狭窄。

事后，周伟平曾经问过吴孟超。吴孟超对他这样说：“我不怕手术失败、‘晚节不保’，实事求是、想方设法为病人解决问题才是一个医生的‘晚节’。”

收受病人红包和拿药品回扣，也是吴孟超一直深恶痛绝的事情。他手术时，用的麻醉药和消炎药都是最普通的，结扎也都是用线而不用专门的器械。一次，老爷子批评主刀的大夫：“你干吗要用那个器械？只用一下，咔嚓一下几十块钱，你不会用手术线？那一根才多少钱？”平时，他要求医生不用价钱贵的抗生素，做检查时也尽量为病人省钱。如果做B超能解决问题，就绝不让病人去做CT或者磁共振检查。“如果连医生都患了‘富贵病’，那就是整个社会的悲哀。”

沈锋是吴孟超的得意门生，他对老师的一次“发火”记忆犹新。有一次吴孟超把沈锋叫到走廊里，拿着一份病历说：“这个病人为啥要用先锋6号？还是进口的？”沈锋一看，这是一个浙江农妇的病历。沈锋只是按照常规给病人用药，他很奇怪老师为什么会这么问。“作为常规术后感染，现在大家都用先锋6号了。也就给这个病人用了。”沈锋回答说。吴孟超沉下脸，严肃地说：“你知道医疗费用对这样的病人和家庭会带来多大的经济负担！这个病人没有明显的感染，术后又很稳定，为什么不用氨苄青霉素？过去我们也常用，效果不错又便宜。你是个大夫，要多为病人考虑考虑才对！”

为了医院的利益，吴孟超有时甚至有点霸道。他指着医院的路灯：“关一半，都开着干吗？败家子！”无意间看到电梯工拿着一盒手术手套，他多问了一句，电梯工还在兴高采烈：“给狗洗澡用！”老爷子二话不说，让电梯工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