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得的“种子选手”：差一点与手术台无缘

吴孟超身高只有1.62米，手术室特地放置了一个小凳子，他每次都站在上面做手术。谁曾想到，差一点，这双手就和手术台无缘。

他从同济大学医学院毕业时，正值上海解放。实习的吴孟超参加了救治解放军伤员的工作，三天三夜没离开手术室。这时，他觉得外科手起刀落，痛快，用不着隔着皮猜瓤。

大学毕业时想留校，吴孟超去找校教务主任。但教务主任的话给他泼了一瓢冷水：“不看看你的个儿，能干外科吗？”吴孟超气得要命，拔腿就跑。这时，恰好第二军医大学的附属医院招聘，吴孟超被那里录取了。1954年，在他工作的第5年，第二军医大学聘请被誉为“中国外科的一把宝刀”的裘法祖来做兼职教授。吴孟超终于有机会跟在这位“中国外科之父”身边，学习裘法祖的裘氏刀法。

裘氏刀法以精准见长，手术时不多开一刀，不少缝一针，尽量减少病人的创伤。跟在裘法祖身边学习了2年后，吴孟超的手术做得越来越像老师了。

“加入中国共产党，矢志不移跟党走，更是我一生坚定的信仰。”吴孟超说。1956年3月，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吴孟超的父亲死于胆结石，这本并不是一个可以夺去他父亲生命的疾病，但老天没有给吴孟超尽孝的机会，这件事让他遗憾终生。1956年，当吴孟超转为主治医生开始独立工作时，裘法祖指点他说，中国的肝胆外科还是一片空白，值得去研究。当时，我国的肝癌患者占到了全世界的40%，我国是肝癌高发的国家，但国内的肝胆外科却是一片空白，肝胆手术始终因为出血量大、患者容易死亡而成为外科禁区。

从医不久的吴孟超那时正站在选择专科的十字路口，几乎没有多少犹豫，他把手术刀指向禁区：就是要到这个没有路的地方闯一闯，为数以万计的病人闯出一条新路来！

1958年，一位外国外科权威来上海考察后断言：中国的肝外科要达到国际水平，起码要二三十年！听了外国专家的话，吴孟超当晚写下“卧薪尝胆、走向世界”8个字，压在写字台的玻璃板下。

这一年，裘法祖去了武汉开始进行器官移植的试验，在上海的吴孟超则继续肝脏研究。在吴孟超的带领下，我国肝胆外科事业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滚雪球般的快速发展。

起初，由于在学校并没有学过相关的课程，吴孟超从最基础的知识学起，逐渐迈进了肝胆外科的大门。为使中国医学界了解肝外科的基础知识，吴孟超花了大量心血收集资料，完成了中国第一部肝外科译著《肝脏解剖入门》。为寻找能注射入血管的灌注材料，他反复试验，制作了中国第一例满足科研需要的肝脏腐蚀标本。

怎么做出真正的肝脏血管模型？一天，吴孟超听到了容国团在乒乓球锦标赛上获得冠军的消息，得到了灵感。他把乒乓球剪碎了放入丙酮，等其溶解后，把这种溶液注射到肝脏血管中定型，居然成功了！然后，他们用盐酸腐蚀肝表面组织，再用刻刀一点点镂空，肝脏血管构架就像珊瑚一样，呈现在面前！

以摸清肝脏基本结构为起点，吴孟超披荆斩棘：短短1年，解剖200余个人体肝脏，制作100多例肝脏构架标本。

吴孟超、张涤生、裘法祖、汤钊猷（左起）出席第七届全国外科学术会议

晚年的裘法祖对自己当年的铁杆“粉丝”吴孟超的印象非常深刻，觉得他非常勤快，非常乐于学习。成了院士后，吴孟超仍对老师一如既往地尊重。两人一起开会时，吴孟超总是跟在裘先生的后面，吃饭时也总是帮助裘老挑选自助餐。

让吴孟超没有想到的是，沉寂的肝胆外科很快沸腾了。吴孟超在建立人体肝脏灌注腐蚀模型并进行详尽观察研究和外科实践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五叶四段”的解剖学理论。“五叶四段”的理论运用至今，指导了国际上数量最多的肝脏手术，被评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肝脏外科领域的首项重大成就。

禁区的大门终于向这个不服输的突破者缓缓打开。可吴孟超心中清楚：比起白纸上绘图，要在已有的研究基础上创新更难。

不久，又一个挑战迎面而来：肝脏手术中，止血技术遭遇难题。当时，针对术中止血，国际医学界主要有三大方法：解剖肝门法、局部止血法、低温阻断法。

“都不好。”吴孟超认为。“不知天高地厚。”有人评价。吴孟超不以为然：解剖肝门操作复杂，局部止血无法适用于大肿瘤切除，低温阻断对手术条件和病人耐受性要求过高。他要创建一套完善的方法：“能在万无一失中救活最多的病人。”

思考、探索、反复试验，创新的火花在吴孟超脑中迸发。他根据自来水阀门的原理，创建常温下间歇肝门阻断止血技术：给作为肝脏供血“总闸门”的第一肝门安上控制装置，手术中，就通过这个阀门装置，根据需要，阻断血液运行。技术运用于临床，为病人抢回了5个百分点的生存机会！

20世纪80年代，他和同事们研究出了一系列肝癌标记物：甲胎蛋白异质体、异常凝血酶原、α抗胰蛋白酶等，使肝癌的早期诊断率上升到98%以上；90年代，他带领学生研制成功可使免疫系统识别并杀死肝癌细胞的新型疫苗。成果发表于美国《科学》杂志，国际医学界评价：开启了免疫系统防治癌症的大门。

创新之路延伸到21世纪，吴孟超带领学生开展的肝癌信号传导、生物治疗、基因治疗等方法相继投入临床，并接连取得重大突破。我国肝癌术后5年的生存率，从50年前的16%，一举飞跃到48.6%。国际肝胆胰协会授予他“杰出成就奖”。

“会开刀，只能证明他是一个好医生；一个优秀的科研工作者，更应该耐住寂寞，在肝胆基础领域做出成绩，尽力去解决长期困扰医学界的难题。”作为吴孟超的嫡传弟子、工程院院士王红阳谈起自己的恩师时表示，吴孟超的最大贡献，在于建立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科研与临床”合一的肝脏外科医学机构。他培养了100多名硕士生、博士生和博士后，绝大多数成为目前我国肝脏外科队伍中的中坚力量。

吴孟超曾寄语王红阳说，别看外科临床挺“风光”，其实搞基础研究比什么都重要。我国的肝炎、肝癌患者多，但目前还没有完美的治愈办法。如果能把肝癌的发生、发展、转移、复发的分子机制搞清楚，就是对人类的一大贡献。

由吴孟超主持组建的肝脏外科专业研究所，牵头指导了一系列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基础研究工作，研制了细胞融合和双特异性单抗修饰两种肿瘤疫苗，发明了携带抗癌基因的增殖性病毒载体等。谁也没有想到，这个马来西亚华侨、橡胶工人的儿子，后来竟然成为世界上最著名的肝胆外科大师之一。

而今，实施肝脏手术的方式源于吴孟超，被称为“吴氏刀法”，直到现在，仍被广泛使用。吴孟超平时没有什么业余爱好，把一生所有的精力都投入肝脏外科专业。如果说什么是真正的爱好，那就是“玩（手术）刀”。吴孟超说：“只要能拿得动手术刀，我就会站在手术台边；如果真的有一天倒在手术台上，那也许就是我最大的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