粗壮的树干、茂密的枝叶、脚下的土地仿佛散发着泥土的芳香，远处叠翠起伏的山峦层次分明。这情、这景，正是吴良镛把自己亲身感受的生活集中到创作欲望中，继而运用于水与墨、墨与色之间，最终凝聚在小小画笔上，画得有情有趣、恬静清雅。

吴良镛自幼喜爱美术与文学，只是由于所学专业的缘由而渐渐疏远了文学，但画笔一直是他相随的“伙伴”。他那富有强烈艺术魅力、包含着对大自然的热爱与激情的画作，在立意、构图以及表现主题上所用的技能、技巧和技法，无不让人叹为观止。

吴良镛不仅是新中国建筑与城市规划的先驱者之一与杰出的建筑教育家，还称得上是一位名副其实的水彩画家。他把五尺画案挪到阳台，常常迎着阳光挥毫泼彩。他的书法也很有功底，曾参加过北京市书法协会举办的书法展。书画双工，相得益彰。

吴良镛喜欢绘画艺术，每每提起绘画就充满激情。基于抗战时中大艺术系大师云集及在匡溪艺术学院受到的熏陶，20世纪40年代他的建筑水彩画就在美术界声名鹊起，在美国学习时曾举办过个人画展，八九十年代美术作品又在美国、德国、澳大利亚及国内不少城市展出过，某些作品还被选入《中国现代美术全集·水彩》。几十年来，无论出差到哪里，他总要带上画具。每每触目兴怀、流连光景之时，或速写，或泼墨。一次，在伊斯坦布尔，清晨的阳光照耀着清真寺前古老的大树和络绎的人群，当时已经60多岁的吴良镛被感动了，他在铺好的一张宣纸上，抓起颜料画了起来，翰墨情趣顿凝笔端，令游客驻足屏气欣赏。

建筑专家当然尤工建筑画。建筑画是一种特殊的艺术品，它既不同于风景画，也不同于山水画，是以建筑为构图焦点、以表现建筑形体为目的、聚结构与神韵为一体的美术作品。“建筑画是表达建筑设计者意象的画，是建筑工作者的特殊语言，以画代言，以形示意。当然，它既要表现出完美的艺术性，又要表现出建筑物的时代性和建筑的内涵，更要表现出建筑物的功能性。”关于建筑画，吴良镛道出了不少自己的观点：“画古代建筑，这些画不是考古学上的复原图，而是加进了对未来建筑的许多构想，是情感和理智的再创作。”

60多年前，吴良镛初给梁思成当助手时，帮着画佛光寺的插图，画到檐下斗拱，他随便勾了几笔，梁思成看了笑着对他说“把你考着了”，并为他动手改图。“这件事，我至今忘不了，因为它告诉我——严谨、不苟且，这是建筑画的第一要义。梁先生略加改画，立见精神，形象准确，使我惊叹不已。真的，即使是草图，寥寥数笔，也应力求做到大致不差。”吴良镛自感荣幸，从事建筑学工作期间受到了国内多位顶级大师的言传身教，“20世纪40年代初到中央大学，曾受到过业师李健晨、杨廷宝教授等的教育。我国杰出的建筑大师童寯也是我的老师，我第一次完整地欣赏到童老的作品是在80年代初。他的画构图精美，信手摘来皆可入画，用笔奔放，或走笔疾书，或淋漓尽致，或枯涩有力”。其实，吴良镛本人的建筑画也不乏铿锵有声，于细微处又若游丝延绵，水分干湿有方。作画时，随题材潇洒自如，引人随之步入画境。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拜万人师，谋万人居”，这是吴良镛的座右铭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拜万人师，谋万人居。”这是吴良镛的座右铭。他的藏书有“三多”：精美画册多、艺术丛书多、建筑设计图册多。书房、客厅、卧室都有一面通体书墙，每层搁板能自由调节以适合不同尺寸的画册。书桌、茶几设计得线条流畅，简洁明快，让人能心无旁骛地享受读书乐趣。

吴良镛说：“读书首先跟个人专业有关系。我们搞建筑设计，从结构到工程，从整座楼到整个小区环境，形成一套系统规划。所读的书既有工程技术类，又有环境艺术类，还有人文科学著作，是多学科的交叉相容。知识只有融会贯通，读书才能开卷有益！我买书是买必需的书，使自己某一方面的知识更系统，藏书更完善。每一个时期读书的兴趣不一样，要勤于淘汰一些书，才有空间容纳新知识。”这几年他一直研究不同区域、不同城市的建筑，视野从本土扩展到世界各国建筑。一年，吴良镛在英国访问时，在伦敦书店看到刚出版的《全球城市城区》，价格不菲，他毫不犹豫地买了下来。“买书有必然性和偶然性，必然性是一直有这方面的需求，偶然性是刚巧到英国。所以，只要心中有求，就不会错过有价值、有益处的好书。”

吴良镛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如果说画是吴良镛灵感的再现，书是吴良镛知识的积累，那么可以说，建筑物是吴良镛以高超的艺术修养和渊博的学识才干设计的富有个性的优秀作品。他的作品往往吸收了古今中外的建筑艺术精髓，为己所用，又不落窠臼，超脱前人。他参与设计方案的国家图书馆，体现了中国历史悠久、文化深厚、典籍丰富的特点，主体建筑布局对称，构图严谨，格调典雅。中心高达63.6米的塔形书库楼巍然屹立，标志性强，环绕低层阅览楼，轮廓高低错落。蓝玻璃瓦顶、淡灰色外墙砖、汉白玉栏杆、古铜色铝合金窗，这一切在绿荫的衬托下，渲染出有如古代书院的清新高雅的气氛。室内以表现中国辉煌文化的壁画、浮雕装饰，文化气息浓郁。

常言道：风格即人，文如其人。建筑师的作品，也像文学家的文章一样，集中体现自己的素养与风格。吴良镛热情接受新观念，但又始终保持冷静的思维，不盲从外来的各种建筑思潮或形式。他强调，“我没有什么主义，也不属什么流派”。每项工程或方案都能因时、因地制宜，充分利用现有条件。因而，他的作品反映出了强烈的时代感，形式多姿多彩，人居相扶。

在某种意义上讲，吴良镛更是一位人文主义学者，他致力建筑学、城市规划与人文科学相结合。他曾参照西方城市发展过程，探索中国城市发展的独特规律，指出中国建筑与城市发展在世界文化史上的应有地位。他在历史文化古建筑保护上的研究也颇有建树，为宣传保护历史文物及自然生态环境费尽了心血。

“东方广场”的建筑轮廓“峥嵘”地出现在天安门东南一隅，故宫和景山在高楼包围下成为“天井”。吴良镛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不止一次提出在旧城之外设置中央商业事务区，应该保护故宫、皇家园林及对称排列的四合院，它们是北京城市传统文化的团体。不幸的是，由80年代规划工作者在总结经验基础上批定的旧城内建筑高度控制规定，当前已几乎被全线突破。这时，吴良镛再次发出了救救北京旧城的呼声。他曾同季羡林、侯仁之等4位著名学者共同倡议发起“建立保护中华文化遗产专项基金”，这是“保卫文化的北京”的最好行动语言。的确，中国只有一个北京，世界只有一个北京；北京的命运仍然掌握在我们手中，取决于这一代人的智慧、勇气与良知。正如一位旅法女作家所说，“我希望100年后每一个炎黄子孙都可以对别人说：我们的民族是一个有文化的民族”。

“当前的经济建设、房地产开发绝不能以牺牲历史文化遗产为代价。”这是吴良镛的再三提醒。先人居之忧而忧、后人居之乐而乐的吴良镛，那不老的脚步还在古都的街巷里踏响。“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拜万人师，谋万人居”，这是他毕生不改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