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我国建筑学和城乡规划学的学术带头人，吴良镛被《亚洲建筑师》一书称为“人民建筑师”，被美国建筑师协会称为“新中国建筑与城市规划的先行者和杰出的建筑教育家”。中国政府鉴于他在科技及教育领域的辛勤工作与卓越成就，授予他“全国先进工作者”称号。

或许人们更不会想到，吴良镛原本没想过选择建筑或者城市规划这个专业作为自己的终身职业。1940年7月的一天，他在重庆合川二中参加完中学统考。午后，他还在睡午觉，日本的轰炸机来了。一时间地动山摇，火光冲天，瓦砾遍地……“整个城市几乎一半都给烧了。晚上，连狗的叫声都像在哭。”吴良镛离开的时候，大火已经烧了两天，处处危垣残壁。“这件事，对我的刺激很大，当时就想要把城市重新建好。”回首起那不堪忆及的场景，吴良镛的双眼几被打湿。

24岁的吴良镛

这一年，吴良镛进入重庆中央大学建筑系，立志战后重建家园。1944年5月，作为应届毕业生，他被政府征调到滇西远征军任译员。1945年，他应梁思成之约，参加由梁思成主持的“战区文物保护委员会”，协助编制《全国文物保护目录》等。抗日战争胜利前夕，为了迎接战后复兴的需要，梁思成致书时任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畅叙建筑教育的发展方向，并建议创办清华大学建筑系。不久，他兴奋地告诉吴良镛，清华大学批准创办建筑系了，问他是否愿参加建系工作。从此，吴良镛开始了一生为之奋斗的建筑教育事业。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吴良镛所探索的有中国特色的建筑教育道路，被国内外公认为重要的贡献。

“我初次见到梁先生，他当时40多岁，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和蔼可亲，但弱不禁风——抗战期间，他身体一直虚弱，多病缠身。”说起导师梁思成，吴良镛难抑感慨之情，“因患有脊椎组织硬化症，梁先生身背铁马甲。身体如此孱弱的他，大热天还要伏案作图，其难度可想而知。他把下巴顶在花瓶口，笑称如此线可以画得更直，实际上是找个支点，借以支持头部的重量。他这种不倦的敬业精神及学术上的创新精神，是永远值得我们建筑师学习的。”正是在导师梁思成的影响与感染下，吴良镛很快成长为新中国建筑界及建筑教育事业的开拓者之一。1948年，梁思成推荐他赴美国匡溪艺术学院攻读建筑与城市设计专业，师从世界著名建筑大师伊利尔·沙里宁，在其指导下深造。第二年吴良镛便获得硕士学位，并在学术界崭露头角。“沙里宁希望在中与西、古与今结合方面找出自己的道路，这对我后来治学影响很大。”已是建筑大师的吴良镛，依然忘不了恩师的教诲。

1950年，吴良镛在沙里宁事务所任设计师，出色地完成了通用汽车公司研究中心大楼方案的设计，还在美国罗马奖金建筑绘画雕塑竞赛中脱颖而出，获得荣誉奖。这时，他还兼任劳伦斯理工学院建筑系教员。

正当他在美国建筑界初露锋芒之时，吴良镛的恩师梁思成、林徽因的一封信从国内寄到他的手里：“北京百废俱兴，正要开展城市规划工作，希望你赶快回来。”1950年底，吴良镛冲破阻挠，毅然绕道归来，参加新中国的建设。他的这番人生抉择，与梁思成当年的经历惊人地相似。

回国后，吴良镛主持清华大学建工系市镇组工作，并与北京农业学院汪菊渊教授一道创办了我国第一个园林专业。第二年起，他历任系副主任、主任，开始全面推进建筑技术科学、建筑历史与文物保护等学科的发展，提出了建筑教育、科研、实践相结合的办学思想。1959年，在他的倡导下，清华大学创办了建筑设计研究院。

在“大跃进”时期，有关部门提出“3年不搞城市规划”，吴良镛所致力钻研的学科面临“土崩瓦解”的可能。而此时的他，刚刚完成全国建筑学专业通用教材《城市规划》的编撰就因累病倒两年。“在‘左’的思想影响下，各种批判接踵而至，使我不免茫然。即使如此，我那时咬牙坚持。广大教师仍做出不少成绩，城市规划教研组仍然坚持进行教学和科研。”而今，吴良镛为当时无悔的追求而欣慰。

61岁时，吴良镛创办了清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研究所；73岁时，创办了清华大学人居环境研究中心。他一次次开始学术道路上的新长征。人生最美夕阳红，他积极推进建筑与城市规划理论、人居环境建设的研究。他的学生遍布海内外，其中有许多已在专业实践、学术研究、行政管理、建筑教育等方面颇有建树。他还亲自指导培养了许多博士、硕士研究生，以身作则，教育他们为广大人民服务。

一批新秀的成长，除了自身努力外，还与吴良镛的谆谆教导分不开。他们与吴良镛在一起总有一种愉悦感，吴良镛不时利用改图、会审、参观、出差、用餐等场合，结合周围的事物，将人生、技术、艺术、哲理等融会在海阔天空的闲聊中，使大家在谈笑风生中得到教益，慢慢积累，自然升华。吴良镛在为他的研究生们举办的双周学术沙龙里，第一次谈话不是建筑规划，而是怎样做人。他说，人格高尚，学问才能做大，才能做深；一个建筑师应该对社会负责，不能做那种与持续发展相违背的事情。

身材不高、稍胖的吴良镛，脸上常常挂着微笑，笑得敦厚、诚恳，他常用“童心未泯”来形容自己。他早年步履轻快，大步流星，唯恐把时间浪费在路途上。前几年，突发脑梗（中风），在医生的精心治疗下，他凭着惊人的毅力，硬是挺了过来。晚年，由于年事已高，他有时不得不借助拐杖行走，但事业上仍然激情满怀。治学及事务缠身，吴良镛终年忙碌有加，然而在教育学生方面，他丝毫未曾懈怠，不仅多次亲领学生去旧城和外地调研，还时时惦记着教导学生，督查学生学习与研究。

因为年龄的原因，有一段时间，吴良镛装假牙了。装完假牙不久，一只耳朵也不大好使了。有一次开会，来了一屋子人，吴良镛听不清楚，就拿出小助听器，自己戴上了。他还解嘲：“一般都说，武装到牙齿，我都武装到耳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