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归“守门人”不惑之年的情书却是缺点清单

在清华大学读研究生期间，曾有一位书香门第之女钟情彭桓武，两家的父辈是世交，双方亲朋都想促成这份姻缘。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毕业即失业——彭桓武则不敢奢盼爱情。他深知一旦成家，自己唯一的选择就是做中学教员，挣一份薪水养家糊口；而自己的志向却在博大精深的物理学世界。于是，他躲避情感的冲击，也是逃避战火，到云南大学任教。1938年9月，在周培源教授的鼓励下，他通过公费留学考试，以优异成绩留学英国爱丁堡大学理论物理系，师从量子力学奠基人之一马克斯·玻恩，后与波动力学创始人埃尔温·薛定谔一起做研究，在固体理论、介子物理和量子场论等前沿研究领域做了一系列开创性工作，先后获得哲学博士和科学博士学位。

20世纪40年代初，彭桓武与海特勒（W. Heitler）教授发展相互作用量子场论和量子跃迁理论，并应用到核碰撞产生介子的过程和宇宙线粒子物理的研究。发展宇宙线介子理论，首次成功地解释了宇宙线的能量分布和空间分布，并以作者哈密顿、海特勒、彭桓武三人姓氏缩写简称为HHP介子理论。1945—1947年，彭桓武担任都柏林高等研究院理论物理研究所助理教授。他与玻恩等合作进行场论方面的研究，共同获得爱丁堡皇家学会的麦克杜格尔—布里斯班奖。

由于在科学研究上的杰出工作，彭桓武33岁便当选为爱尔兰皇家科学院院士，并受到几位顶尖物理学家的称赞。玻恩称赞他“天赋出众”，有“神秘的才干”；薛定谔在与爱因斯坦通信时发出“简直无法相信这个年轻人会学了这么多，懂得这么多，理解一切会这么快”的感慨；海特勒夸他是“同事中最有价值的一个”。

1947年底，彭桓武回国，精神饱满地投入物理教育事业，先后执教于云南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为理想而工作的他从不知疲倦，不知累和苦。曾有记者问彭桓武，当年在国外已大有成就，为什么还要回到千疮百孔的中国？他气愤地说：“你这个问题的提法不对！你应该说为什么不回国。回国不需要理由，不回国才需要理由！学成归国是每一个海外学子应该做的，学成而不回国报效国家才需要说说为什么不回来！我是中国人，我有责任利用自己的所学之长来建设国家，使它强盛起来，不再受列强的欺负。”他还作诗言道：“世乱驱人全气节，天殷嘱我重斯文。”

直至年近不惑，彭桓武也压根儿没考虑过解决自己的个人问题，但自己的哥哥却始终挂牵着唯一的弟弟的终身大事。两兄弟分别在硝烟弥漫的战争年代，相会在红旗飘扬的新中国。从大庆到北京与弟弟相会后，哥哥就动员所有在京的亲朋好友为弟弟牵线搭桥。终于，一位好友的妻子认识的一位姑娘想见见留洋博士长什么模样。于是，这位热心的大嫂决定先亲自去见一见喝过洋墨水的“海归”。

这位大嫂按照门牌号码找到彭桓武的宿舍，正好遇到一个人。只见他头戴一顶皮帽，一只帽耳朵朝下，另一只却朝上，手上提两只小塑料袋。大嫂只当他是这儿的守门人，便上前打听彭桓武的住处，那人说“跟我来吧”。大嫂被带进一间小屋后，才恍然明白这个“守门人”就是留洋博士彭桓武，便不解地问彭桓武为什么不结婚。“结婚干吗？不过多一堆脏衣服、臭袜子。我一个人已经够忙的了，再加上一个人的，受不了，没用。”彭桓武这样回答说。他心里只惦记着那些公式和计算，结婚成家还没有列入他的计划。大嫂回去后，劝那位想看看留洋博士什么样的姑娘，“假如只看中他的地位和名利，那就到此为止”。

43岁那年的一天，彭桓武接到二姐口信，说让他去家里吃中饭。彭桓武匆匆穿了件衣服就去了。到了二姐家，彭桓武一眼就看到一位陌生的女同志端坐在桌前——高挑个儿，鹅蛋形的脸庞，水灵灵的大眼睛，整个人纯洁善良又恬静。一直倾心于事业而很少有机会与女同志接触的彭桓武顿时一脸窘相，连手都不知道该怎么放。

女同志走后，二姐告诉他：“她叫刘秉娴，自幼失去双亲，16岁考入上海一所护士学校，后来又考医校读儿科，毕业后成了国务院机关幼儿园的保健大夫。她毫无责任心的大哥在大嫂病逝后，撇下三个年幼的孩子另寻新欢。从此，刘秉娴便承担起抚养三个孩子的责任，等她将三个孩子都培养成人，她已36岁了。”

此前，有位朋友给彭桓武介绍过一个南京的女大夫。但因彭桓武从事的是保密性工作，女方政治可靠是第一位的，因某些原因单位一政审就给刷了下去。在了解了刘秉娴的家世、经历后，彭桓武感慨颇多，但对两人的事能成不能成心中没底。他便给刘秉娴写了一封信，毫不讳言自己的缺点、不足和弱点，总共列了二十几条。不久，刘秉娴回了信，信不长，但句句似甘泉，彭桓武捧着信不禁流下了泪水。从这一刻起，他已决心爱她一辈子。于是，他们便有了北京香山的第一次约会。香山，也成了彭桓武以后的时间里最喜欢去的一个地方。

婚期在12月初定了下来，本打算1959年元旦结婚，但彭桓武考虑到工作，打算提前结婚，决定1958年最后一个星期天为结婚日。没有婚礼，没有喜宴，甚至新房里连张大红“喜”字也没有贴，一对恋人便成了正式夫妻。

第二年，他们的儿子征宇出生。生完孩子后，刘秉娴患了甲状腺机能亢进。彭桓武担心妻子病情加重，就劝她不要再生孩子。所以，征宇是他们爱情的唯一结晶。彭桓武对儿子的成长是疏于关照的。到了儿子学说话时，一次，他连说带比画地教儿子认一个“二”字，教了半天，儿子也不会说，一气之下，他竟睡着了。

一个夏天，组织上安排他们一家去东北兴城海滨的海军疗养院疗养。夫妇俩便给刚刚两岁多的儿子买了一个塑料小桶和铁铲子在海滩上玩沙子。黄昏，彭桓武抱着儿子往住处走。不知什么原因，儿子举起小铲子就往爸爸头上砍下去。彭桓武下意识地松开抱孩子的手，赶紧护住自己的头。孩子掉到地上，疼得哇哇大哭。走在前边的刘秉娴听到孩子的哭声，扭头一看，难以相信丈夫竟然将儿子扔在地上。她心疼地抱起儿子，质问丈夫为什么扔掉儿子。彭桓武说：“他砍我，我不扔不行啊。”妻子说即使孩子砍过来，也应该紧紧地抱着他呀！彭桓武争辩：“我也是个人啊！他不该砍我呀！”面对这个孩子似的大科学家，刘秉娴的眼泪“哗”地流出来，她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在妻子面前，彭桓武常常跟儿子并排站着为自己争辩。这时候，他一点儿也不像一个父亲，倒像极了儿子的大哥，这令刘秉娴感到无奈和不满。但更多的时候，她是用母亲慈爱的胸怀小心地呵护着儿子，同时忍让着丈夫的不晓世事，悉心照料着家庭。

然而，牵手19年的恩爱夫妻却逃脱不了病魔的利爪。1977年晚春，彭桓武发现妻子瘦得像变了一个人似的，性格暴躁，为了一点儿小事便激动不已。他赶紧带妻子上医院检查，结果是妻子已到肺癌晚期。纵然彭桓武与朋友们寻遍了京城名医，仍然没能阻止癌细胞在妻子身上扩散。在生命最后的日子里，刘秉娴拒绝再去医院，她只想多陪陪丈夫和儿子。

彭桓武与爱妻刘秉娴

当年8月15日，刘秉娴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也许是身心感应，就在妻子离去的日子里，彭桓武突然患了急性脑膜炎，昏迷了七天七夜，意识里只有妻子的身影和召唤。病愈回家后，家依旧，却物是人非。

1982年，儿子又像彭桓武当年一样远涉重洋求学异国。彭桓武就像当初父亲从长春送自己到京城求学一样，支持儿子为学业离开自己。他的耳边仿佛还响着妻子亲切的话语：“你参加了制造原子弹、氢弹，这就足够了，足够我们骄傲一辈子的。有多少人能有这种荣誉呢——我和儿子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