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衡量生产率和竞争力时，除了存在标准的经济尺度外，一些隐性因素（比如文化、宗教和其他民族特征与民族气质）也会对结果产生影响……如果一个现代经济体想要成功发展，那么这个经济体内的所有人都要接受良好的教育……中国建立的基础设施比印度好得多……中国政府在其治理体系和公共政策中条理清晰地采取了最佳做法……归根结底，一个国家能取得多大的发展和进步取决于领导者是否具有创新能力，是否愿意从其他民族那里借鉴经验，能否通过高效的公共服务体系迅速而坚决地落实好的想法，能否让大多数国民相信进行艰难的改革是有价值的。18

创新精神和企业家精神比技术能力更重要。在技术变革令人惊讶的时代，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人才会时刻准备好抓住新机遇，才能创造新思想、创立新企业，才能实现大发展。普通的商人只要好好学习别人的经验就能过上富足的生活，但只有那些具备创新精神和企业家精神的商人才能获得丰厚的回报。19

你从哪里培养企业家呢？从戴着礼帽的贵族中培养吗？新加坡缺乏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人才……我们必须开始探索。我们已经做了一些简单的事情，比如给空白的大脑灌输知识，使其变得易于接受培训。现在我们面临的是那部分困难的任务，即让有文化的大脑变得更有创新能力、做事更有效率。这并非易事，需要改变固有的思维，接受一套完全不同的价值观。20

那些能够使工人提高做事效率的习惯都是家庭、学校及工作场所灌输的价值观带来的结果。这些价值观必须得到社会态度的强化。一旦这些价值观确立下来，就像一个社会所说的语言那样，这些习惯就会根深蒂固、自我强化……我震惊地发现新加坡的工人中有55%的人仍然承认担心自己的工作做得好会遭到其他同事的排挤。只要这种只求平庸的态度存在一天，就无法提高工作效率。这种观点认为好工人就是不为人先的工人，这是一种消极的态度。新加坡人必须明白，如果每个工人都努力发挥最佳水平，并通过自己的成绩鼓励同事做得更好，那么他们的集体利益就会增加。要想改变消极的态度和价值观，最好的办法就是经理们和基层管理者们率先垂范。那种认为经理就是压榨工人的思想在今天的工业气候中已经行不通了。同样过时的还有管理层的一种观念，即工会是制造麻烦的，这些都是陈旧的观念。如果我们要在管理者、工会成员和工人之间打造相互信任的关系，就必须摒弃这些固有的偏见。21

我们已经关注了新加坡的基本情况。我们通过各个家庭的努力推动经济增长，把个人及其家人的雄心融入新加坡的整体规划中。比如，我们竭力通过教育改变孩子们的命运。政府可以创造一个适当的环境，让人们快乐地生活、实现成功并自由地表达自己的观点，但最后国家经济是成功还是失败，取决于其国民会采取什么样的行动。我们很幸运，因我们的文化背景很好，我们崇尚节约、勤奋、孝顺和忠于家庭，最重要的是我们尊重学问和学习。当然，我们的成功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新加坡之所以能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是因为我们在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实现了某些变革。我们知道效仿西方和日本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它们给我们提供了前车之鉴。22

要想解决新问题，语言和文化必须改变。实际上，语言和文化是否具有优势，取决于它们能否帮助人们灵活地应对变化的环境。比如，从1868年明治维新至今的一个多世纪中，日本的语言和文化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适应了新形势的需要。日本人成功地采用了西方的科学与技术，因为他们在语言和文化的问题上很灵活、很务实。他们借鉴了西方的新制度和新思想，他们实行了全民教育，设立了两院制的议会，实行了法典，根据德国与英国的模式改革了陆军自卫队和海上自卫队。他们自由地采用西方词汇，给日语注入了活力。在“二战”战败之后，在美国占领日本期间及结束占领之后，日本吸收借鉴了很多美国的词汇，正如日本曾经借鉴中国的发明（如算盘）并加以改进一样。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