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新加坡人的定义就是无论是谁，只要加入了我们，就是我们中的一员。这是一种美国式的理念：你可以保留你原来的名字，只要你来了，加入了我们，你就是美国人。我们需要人才，所以我们接纳他们。新加坡人也必须让这种理念成为自己的典型特征。1

一开始，我面临的问题是：夹在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更加丰富、生活空间更加广阔的邻国之间，新加坡如何生存下去？新加坡如何才能使自身不同于邻国呢？它们的体制不清廉，我们要清廉；它们的法治一塌糊涂，我们要厉行法治。一旦我们达成一份协议或做出一个决定，我们就要坚守下去。我们要给投资者创造一个可靠、可信的形象。我们要有世界级的基础设施、世界级的服务人员，所有人都接受英语教育。海空运输良好，电缆、卫星通信良好，现在还要有良好的互联网通信。2

搞改革不要操之过急。没有人愿意丧失自己的种族、文化、宗教甚至语言属性。作为一个国家，要想生存下去，你需要具有某些共同的属性，具有一些相同的东西。如果你改革步子迈得太大，就会招来问题，要慢慢地、稳步地推进。如果我把英语强加给所有新加坡人，那我就会四处碰壁。如果我试图把汉语强加给所有人，那么我也会立即遭到抵抗、立即遇上麻烦。但我给每位家长提供了一个选择，让他们自己决定让孩子学习英语还是学习他们的母语。通过他们的自主选择，再加上市场机制在过去30年间的推动，我们最终确定了以英语为第一语言、以汉语为第二语言的格局。我们已经成功地把以汉语为教学语言的大学转变为以英语为教学语言的大学。如果我非要在5年或10年的时间里完成这项变革，而不是通过自由选择在30年内完成，那么就会带来灾难。3

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的失败都是因为它们的领导人在刚刚获得独立后那段时间，也就是20世纪60～80年代，刻板地坚持风靡一时的社会制度，加强对经济的干预，希望以此加快发展步伐。他们采取的干预性经济政策导致了资源错配，增加了官员贪腐的机会。苏联解体后，这种理论被推翻了。如果当时这些国家的领导人坚持维护社会秩序、给人民提供教育、维持睦邻友好关系、厉行法治、增强投资者的信心，那么国家没有道理不发展。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