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美国继续追随欧洲的意识形态导向，那么美国肯定逐渐欧洲化。社会冲突也会越来越多，因为弱势群体将要求更多的政府援助，但要满足他们的需求，必须避免损伤其他人工作的积极性。44

美国和欧洲国家的政府认为自己总是有能力救助那些贫困的人群，比如寡妇、孤儿、老人、无家可归者、弱势群体和未婚妈妈。这些国家的社会学家提出的理论认为，个人的不幸与失败不是由个人性格造成的，而是由经济制度的缺陷导致的。因此，慈善就变成了“津贴”，依靠慈善生活本应带来耻辱，但在西方，这种耻辱感却消失了。不幸的是，福利成本的增长速度比政府筹措税款以支付福利的速度还要快，而增税的政治成本又很高。政府为了避免自找麻烦，为了拉选票，索性通过借债向现有的选民提供更优厚的福利，却把恶果留给了还没有成为选民的下一代人。这导致政府预算赤字和公共债务居高不下。45

我不希望新加坡人效仿美国人心安理得地依赖救济过日子，而是希望新加坡人学习美国的自强文化。这种文化特质使美国诞生了很多伟大的企业家，他们有魄力、有活力、有勇气创立和调整他们的企业，因此也就改变了美国经济，在这一点上，美国人比欧洲人和日本人做得好。46

如果美国的欧洲化特征再多一点儿，也就是说建立广泛的社会保障网络、给失业人员提供救济金和医疗保险，将在未来十年内给美国政府增加1.2万亿美元的成本，我不知道这些钱从哪里来，如果美国走上了这条路，即便私营企业接管美国经济，美国经济的增长速度也会放缓许多。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