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4　十分钟短片《百花深处》的编剧分析

我们之所以将《百花深处》（2002，导演陈凯歌）称之为“短片”，而非“微电影”，除了因为在《百花深处》出现的时候还没有“微电影”这样一个概念，还因为“艺术短片”与“微电影”本来就有某些差异的。这种差异当然不是指片长，而是指制作理念和部分艺术观念方面。艺术短片仍然被创作者纳入艺术的范畴，而且大多没有营销或票房上的压力，更多的是作为某个统一主题下的集锦式艺术呈现，或者为了参加某个国际短片大赛而创作的艺术作品。也就是说，艺术短片是时间缩短的艺术片。而微电影，其产生的背景不一样，它是在网络时代开始流行起来的，也是在数字技术普及之后开始风行的一种艺术样式。微电影的创作者大都来自“草根阶层”甚至仅是电影爱好者。不能说这些创作者没有艺术追求，而是说创作媒介、流通方式的变化，加上创作队伍的整体年轻化，多少会使微电影显得更先锋前卫，也可能更亲切随和，还可能更粗糙随意。当然，从电影编剧的角度来看，我们不必从学理上将“艺术短片”与“微电影”区分得泾渭分明，它们在编剧技法上仍然是相通的。

《百花深处》讲述了一个看似荒诞却令人感觉无端沉重的故事：一位冯（疯）先生请搬家工人为自己搬家，而他所要搬的那个“家”实际上却是不存在的。在冯先生类似于疯癫的坚持之下，一出模拟搬家的喜剧在那片被拆迁的废墟之上上演了。最后，搬家工人在挖出一个铃铛里的铛子之后，对冯先生似乎有了一丝理解，并对已经消逝的北京四合院作了深情的回眸。

《百花深处》不仅在光线、色彩、构图、镜头运动、声音、意象设置、音乐等方面都体现出极高的艺术成就，在主题表达方面也用沉静而忧伤的视角凝视着现代文明进程中那些被抛弃的过往、传统、美德，体现出一位人文知识分子对历史的关注，对历史与现实在承接与传承中巨大撕裂的哲学思考。而且，《百花深处》在编剧方面也体现出高超的技巧和令人惊叹的细节处理能力。

从人物塑造来看，影片中最重要的人物是冯先生和搬家工人的头目（耿乐饰演，下文称工头）。这两个人物的关系不是“拍档型”，而是“对手型”。拍档之间可以通过性格、价值观方面的差异制造冲突，从而为剧情的发展提供必要的曲折与起伏，但他们可能有共同的动机或者说目标，只是对行动方式有不同理解而已。对于对手而言，他们之间性格的差异是次要的，他们因立场不同而传达的隐喻意味才是主要的。在大多数影片中，两个对手之间斗智斗勇，一定是因为他们代表了不同的价值立场、利益集团。大部分时候，我们都可以用正义与邪恶、开放与保守、正直与贪婪、承诺与背叛等概念来指称这类对手。而且，这种观念之争与立场之争往往还可以上升到一定的哲学高度，帮助观众通过他们之间的交锋对更具深度的社会、历史、文化问题有一个形象直观的审视。

由于篇幅限制，编剧不可能将冯先生和工头的全部信息都一一披露。这两个人物也是作为“扁平人物”来塑造的，编剧在意的是他们身上所承载的文化意义和价值观差异。我们只能通过零星的细节大致梳理出冯先生的情况（图41）：年纪大约40至50岁，来自一个破落的显赫家族（家里有紫檀的衣橱，有两进的院子，有大槐树，居住在幽深的百花深处胡同），年轻时学过或者爱好京剧，因而对百花深处胡同，对家里的古物，乃至于对京剧和一切传统的东西都有难以割舍的情感。

图41

至于工头，我们只知道他大约20多岁，是一家搬家公司的司机和小头目，北京人（他感慨“如今呐，就这老北京才在北京迷路呢”。再加上他一口地道的北京腔）。因为他生活在一个新的时代，见惯了北京日新月异的变化，对于“传统”“四合院”没有什么记忆和感情。在他的眼里，努力工作，努力挣钱就是人生的唯一目标。（他曾对冯先生说，“行啊，只要给钱的活都干！”“别把您的头探出去，甭让警察瞧见了这不给我找事吗？”“只要您给钱，您说怎么搬就怎么搬。”）

《百花深处》塑造的虽然是两个“扁平人物”，但人物的维度大体还是清晰的，对情节发展和主题表达有作用的信息都通过电影化的方式进行了暗示。影片中，冯先生作为传统的一个“符号”，并未经历性格的发展和内心的变化，他就是一个停留在过去的人物，因而在现代化的潮流中显得格格不入。对于工头及他的工友，他们在结尾的时候体现了“弧光”：他们本来眼睛里只有钱，但最终因为内疚和感动，对冯先生有了更多的理解和同情，在回望大槐树时脑海里出现了四合院的模样（图42）。当然，工人的这种变化比较牵强，影片里并未提供足够合理的暗示与铺垫，最后的转变有些刻意，只能理解为编剧希望观众也能像这些搬家工人一样，在观影结束后能够对历史和传统有深情的一瞥，有对现代化进程的某种反思。但是，编剧既然是将工头及工友作为“扁平人物”来塑造的，并没有对他们进行个性化的刻画，也并不着力揭示他们性格中的多个角度、多个侧面，观众其实并不苛求他们的性格成长或心理嬗变。他们在影片中只是作为功利冷漠的现代人的指称。编剧让他们在最后变得内心柔软，充满温情，不仅不符合此前的人物塑造方向，也会让观众觉得过于生硬。

图42

从情节设置的角度来看，《百花深处》的冲突主要来自两种观念的冲突：冯先生对传统有情怀，搬家工人却只在乎钱。从动机的角度来看，冯先生的动机是为（已经不存在的）传统家具找一个安身之所。“传统家具”是一种意象，其背后的潜台词或者说象征之意是指“传统文化”“传统价值”。冯先生这个动机在高楼林立的现代化大都市里显得困难重重甚至不可理喻。因为，所有现代人都在热烈拥抱现代文明，如现代化的高楼、欧式家具以及电脑等。其次，现代人对于传统早就印象模糊，感情淡漠，他们满足于将传统作为点缀或者道具来装扮现代生活（挂在高楼上的灯笼、仿古琉璃瓦的建筑以及饭店门口的石狮子，还有汽车上“中国结”的挂饰）。而且，整个现代社会的价值观已经变得非常功利了，所有人只谈钱，不谈情怀，更不关心对传统的保护与珍惜。在这种背景下，冯先生的动机很难实现。其中的障碍归结起来就是：现代化进程所催生的功利主义思想。

工头的动机很简单，就是挣钱。工头的所有目的都是为了钱。为了钱，他们可以搬不存在的虚拟之物，以至于在路人看来是疯子。当然，编剧设置了一个情节上的转折，让工头及工友最后放弃了他们的动机，不要冯先生的钱，开始帮助并理解冯先生。这种变化不是说不可能，而是在影片中缺乏铺垫和暗示，没有一个层层深入的过程和必要的情感动机，观众难以接受而已。

整体而言，《百花深处》的情节设置还算紧凑，冲突的处理也比较自然合理。尤为难得的是，编剧在主人公克服障碍追求动机的过程中，将这些障碍作了隐喻式的处理，最终将冯先生的困难不是指向具体的“人”，而是一种时代性的变迁和观念上的嬗变。这样，观众看到的就不再是一个“搬家”的故事，而是一个有关“历史与现代的碰撞与反思”的问题。这对于所有电影编剧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启示以及孜孜以求的理想境界，即情节本身有丰富的“潜台词”，情节发展本身就是对主题一次绝妙的隐喻式表达。更何况，影片中还穿插了大量含义丰富的意象，这些意象包括片头的现代化高楼、电脑、欧式家具、灯笼、鞭炮，也包括“中国结”挂饰、石狮子、口水歌（现代化进程中所产生的毫无内涵的“艺术”）、大槐树（传统的最后坚守者）、铃铛、铛子（传统在现代残存的碎片），百花深处胡同等。这些“意象”有些成为情节发展中必不可少的内容，有些则像是无意中闯入情节脉络中的，但却各自传达了不同的隐喻意义，丰富了影片的内涵空间。

从“冲突律”的角度来说，《百花深处》的情节拐点出现得较早，在情节开始约30秒后，随着冯先生请求工头为他搬家，情节就正式开始了。对于一部只有几分钟的微电影或者艺术短片来说，情节拐点确实应该早点出现。至于人物信息，只能在情节推进的过程中见缝插针地透露点滴，或者在人物甫一出场就通过衣着打扮、动作神情、说话方式让观众对他有一个直观的表面认识。《百花深处》深谙此道。影片开始时，搬家工人正在一幢现代化高楼前搬家，所搬之物全是现代风格的，或者代表现代科技文明的电脑（尤其这电脑还属于一个小孩，可见现代科技正在深刻地影响下一代人）。冯先生出场时，说话语气客气而谦和，头上戴着不伦不类的黄色帽子，上身里面穿着深红色的T恤（饱和的红色和黄色，都是中国古代皇家的颜色），这引发了观众的好奇心。而工头回答冯先生搬家的请求时，直截了当地说：“行啊，给钱的活都干！”这个场景属于介绍性场景，并隐晦地构建了冲突（谦和的冯先生与功利的工头之间的冲突），并让观众看到了情节发生的环境，对主要人物有了初步的印象，为后面的冲突发展作了铺垫。

情节拐点出现之后，按理说平衡被打破，但编剧用了约一分半钟的时间来介绍环境，即现代化的北京已经变得让人头晕目眩。尤其对于老北京人来说，由于熟悉的地标都被拆除或被遮挡，已经分不清东南西北了。在这一分半钟的时间里，编剧无意炫耀北京的时尚与繁华，而是有意识地凸显了“现代北京”的毫无特点，毫无地域特色。所到之处，我们看到的全是分不清地域和国别的现代化建筑。此外，耳畔还充斥着各种令人烦躁的噪声：广播声、警笛声、汽车的发动声音、口水歌的声音。这些声音构成了现代化都市的主旋律，与“百花深处”所代表的那种幽深典雅、宁静古朴的气质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实际上也在下意识地提醒现代化进程中我们所失去的东西。

上述环境介绍与情节发展没有直接关系，仍属于铺垫的部分。但是，编剧通过几个细节将这部分看起来游离于主情节线索的铺垫编织进情节发展的洪流之中：冯先生看着窗外的建筑茫然不知所措，加上几个工人的议论，暗示冯先生可能不是正常人，也暗示了新北京在日新月异的变化中不仅失去了她浓郁的地域色彩和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更暗示了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人们失去了内心的价值尺度，变得有些失重和失控，以挣钱为目的而失去了精神上的依托与指引。

随后，当冯先生好奇地将半个身子都伸到窗外去观看时，车后座上几个工友仍然在投入地玩扑克牌（精神上的空虚与荒芜，呼应了失去历史传统的熏陶与指引之后的内心迷失），作为司机的工头竟然也一时没有发现。待发现之后，工头不是关心冯先生的安危，而是指责他：“别把您的头探出去，甭让警察瞧见了这不给我找事吗？”对于工头来说，冯先生的安危并不在他的考虑范围之内，他个人的经济损失才是第一位的。这一段虽然没有推动情节发展，但补充丰富了人物信息和空间氛围，为后面的情节发展逻辑提供了必要的前期预设。

当工头一行到了百花深处之后，影片的情节冲突才算是真正上演了。当然，作为一部偏文艺的短片，这里的冲突并没有到剑拔弩张的紧张程度，而是一些比较温和的抵触。当工头一行发现冯先生欺骗了他们之后，怒气冲冲地离开，在路上又接到公司领导的电话，告诉他们冯先生是个疯子，但仍然要求工头去跟冯先生把账结了。编剧设置这个细节的用意是表现搬家公司领导的唯利是图，连一个疯子都不放过，但从现实逻辑来看，这个细节有些夸张。首先，任何公司领导发现对方是个疯子都只会自认倒霉，不会指望从疯子手中结到账。因为，这个过程注定相当艰难，必将耗费大量时间，对唯利是图的现代人来说算一算这笔时间账就会发现不合算；其次，就算从疯子手上要到了钱，只要家属一告状，不仅可能损失钱财，还可能在道义上处于不利。因此，这个细节不符合现实逻辑，也不符合影片中人物的行为逻辑（不放过任何一笔钱的理念可以理解，但如果收到这笔钱要付出大量时间成本甚至道德成本，经营者也能很快算清这笔账）。

正常情况下，工头听到领导的要求之后，会经历一阵犹豫甚至下意识地拒绝。编剧本来可以在这里设置一个压力下的选择：工头虽然一心只想挣钱，但要他去向一个疯子要钱毕竟于心不忍，或者认为没必要。如果工头有过这种犹豫或困惑之后仍然决定必须要回这笔钱，那对观众还能有一定的冲击力，让我们看到了现代人锱铢必较的本色。但是，工头却没有任何犹豫和疑惑地答应了领导。这种处理方式固然可以让观众看到他们的贪婪与功利，但也失去了对工头内心道德煎熬的一次审视机会。

当“搬家”完成，工头驾着卡车行驶时（这里也有一个情节上的硬伤，即冯先生和工头都不知道搬家的目的地），冯先生惊呼前面有个坑。众人不信，以为不过是疯言疯语，却不料看似平坦的土路上真的有一个坑。这时，众人才醒悟过来，冯先生看似一直活在自己的时代和自己的世界里，以一种拒绝交流和妥协的姿态与现代社会对抗，但他反而是现代社会里的一个清醒者，只有他那双不被功利蒙蔽的眼睛才能看到现代化进程中的“坑”。当工头为深陷泥坑里的卡车轮子铲土时，发现了一个铛子，从而与冯先生先前发现的铃铛合二为一，组成了一个完整的传统文化的意象。当几位工人循着冯先生远去的身影回望那棵大槐树时，他们依稀看到一幅电脑绘制出来的水墨动画，一座四合院掩映在飘落的槐花中，耳畔响起老北京走街串巷的民间艺人的叫卖声。几位工人沉醉其中，只是，一阵风过，四合院消失不见，苍翠的大树在夕阳的余晖中虽仍郁郁葱葱，但无端地涂抹上了一层悲情的意味（图43）。

图43

这个结尾无疑文艺气息浓郁，沧桑意味也十分明显，但理想化的痕迹也难以掩饰。《百花深处》的主情节应是冯先生如何完成他的搬家心愿。当然，由于障碍太多（现实的和时代性的），冯先生最后无法完成搬家任务。编剧也清醒地意识到冯先生注定是一个旧时代在新时代面前的注脚，于是让工人搬了一通虚拟之物，并在花瓶破碎时让我们看到了真实的一地碎片，犹言“传统”要么只是虚拟空无之物，要么就是以碎片化的方式出现在现代时空里。如果编剧够狠的话，影片可以在这里结束。但是，编剧为了抚慰观众，用了一种理想化的方式让几位搬家工人完成了心灵的“弧光”，发生了情感上的转变，对冯先生有理解、同情、认同，甚至崇敬。这是十分勉强的。至于让几位工人看到了电脑绘制的以水墨动画形式出现的四合院，将这种勉强再向前推进了一步，让观众误以为他们会在冯先生的感召下成为传统的认同者、捍卫者、继承者。好在编剧还算清醒，让水墨动画瞬间消失，让观众意识到这是一场虚构和假想，刚才那些工人入神专注的表情也像是瞬间的恍惚。至于那些“传统”，只能像冯先生那个铃铛和那棵大槐树一样，在夕阳的余晖中看似熠熠生辉，但实则只是一种回光返照的想象性慰藉。

通过对《百花深处》人物塑造和情节设置的分析，我们已经对剧本的主题表达有了清晰的把握：在如火如荼的现代化进程和现代人的功利虚无中，传统文化以及传统价值正在失去其栖身之所。无疑，编剧是先确立了主题然后才开始人物塑造和情节设置的。如果编剧仅仅关注现代化建设中摧毁了的传统建筑（或者引申一下，现代化进程中传统文化流离失所），就不会花费那么多笔墨来展示搬家工人身上的功利、冷漠与精神荒芜。

总体而言，《百花深处》的编剧成就比较突出，编剧不仅通过非凡的想象力为观众奉上了一出充满荒诞、幽默，但又苦涩沉重的闹剧，而且通过巧妙的艺术手法为观众呈现了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形象，构建了舒缓有序、张弛有度的情节节奏。而且，在这些人物形象、情节发展和道具、意象、细节的安排中设置了丰富的“潜台词”，从而有效地扩充了剧本的情感内涵和思想深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