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　思考题材与时代的关联

要对剧本进行思想包装，创作者还要努力挖掘剧本中时代性的因素如何影响人物命运以及情节走向，从而使剧本能够完成对于时代的某种表达。

一般来说，任何故事在设置之初就要考虑时间、地点、期限、冲突等各个方面，其中的时间可以是具体的、精确到几时几分的，也可以上升到“时代”。而一个剧本中一旦出现了时代的因素，就必须考虑“时代”对于人物命运及情节走向的影响，这样才能使剧本既具有鲜明的时代气息，又可以使剧本成为折射、反思时代特征的载体。同时，这也使剧本有可能超越现象与具体的事件的记录，成为关于时代人心的一个范本。

张艺谋导演的《山楂树之恋》（2010）的时代背景是20世纪70年代初，影片中充斥着时代性的标签：无处不在的毛主席像、毛主席语录，以及人们时刻挂在嘴边的“组织”“政策”，还有忠字舞、上山下乡运动，等等。这些标签营造出特定的时代氛围，更编织出对于个体而言的一张无形之网。正如静秋和她母亲所担心的，在这个时代里，静秋不能犯任何错误（更不要说那个年代对于“错误”的独特定义），否则静秋不仅不能留校，所犯的“错误”还将作为历史污点永远放在档案里。

《山楂树之恋》没有过滤历史、政治、现实，人物的爱情与行动有一个比较清晰的时代背景。这个背景提醒观众，静秋与老三（孙建新）并不是在真空的环境里追求全然自由的个体情感，而是打上了那个时代的独特烙印，受着“历史”“政治”“现实生活”的束缚、压制、禁锢。但是，影片又尽力不让时代背景冲淡爱情本身的丰富情态、细微感觉、深沉感动，而是在时代的苍白和单调中凸显那份爱情的纯洁、美好、坚贞。

《山楂树之恋》的主题可以是“特定时代如何压抑并扼杀了纯真自由的爱情”，进而完成对于特定年代的一种控诉和反思，但是，影片没有这种勇气，而是在对时代的欲说还休中走向了对爱情本身的表达。本来，影片可以在老三和静秋的爱情之间设置更富历史感的障碍与考验，但是，影片最终轻易地滑向了（廉价的）悲情，放弃了对历史更富穿透力的反思与批判。老三因为白血病过早逝世，使这段爱情因为命运的无常而成绝唱。或者说，老三和静秋的爱情开始于那个时代，结束的原因却不是时代性的。这样，这个爱情悲剧就无法成为时代性的指涉或具有超越性的人性观照，观众不会认为这是时代性的必然命运或人性的永恒悲剧。

总而言之，《山楂树之恋》中的“时代”处于非常尴尬的境地，时代是这场爱情发生、发展的背景，时代也决定了这场爱情的面貌和痛苦根源，但是，影片却在这场爱情终结的原因上远离了对时代的指涉，用偶然的疾病让爱情夭折，从而影响了影片对于“时代”的完整表达，也影响了这场爱情的厚重感与时代感。

对比之下，影片《霸王别姬》（1993）中也出现了明确的时代背景，这种时代性的因素直接影响人物的命运和情节走向。例如，日本军队入侵北平时，程蝶衣仍然为日本人唱戏，这折射了他对艺术的痴迷与对时代变化的迟钝反应。还有，新中国成立后，京剧的地位被削落，导致程蝶衣的人生陷入困境。“文革”期间，因为时代性的疯狂，程蝶衣和段小楼、菊仙之间的恩怨有了一个互相揭发的舞台。这些时代性的因素交织在人物命运书写的轨迹中，成为不可分割的部分。这样，影片的内容就不仅是关于程蝶衣的人生选择，也是关于段小楼等人的人生选择，更是关于一个时代的传奇。

一个剧本的时代背景并非必需，但一旦出现了时代背景，编剧就应该考虑时代如何影响人物命运和情节走向，从而使影片不仅书写特定人物的特定命运，更书写特定时代下普通人的人生命运，使影片可以在人性和时代两个方面超越现象或特例，成为创作者对特定时代的呈现、还原、反思，对特定时代里普通人的生存状态与情感状态的描摹与思考。

假如编剧想写出一个特定时代的氛围、思潮、观念、制度等因素，可以尝试以下步骤：

（1）通过历史记载、当时的报纸与期刊、（有可能的话）当事人的访谈等形式，尽可能了解那个时代，既包括那个时代宏观层面上的国际形势、国内政治、经济体制、社会思潮、文化运动等内容，也要了解不同阶层的生活状态、价值观念、人生目标与理想，甚至衣食住行等内容。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避免将时代标签化或者道具化，也就是选择一些标志性的物件来指称某个时代。中国的一些青春片中，常常会用邓丽君的歌声，用老式收音机、老式永久自行车、迪斯科、喇叭裤来暗示20世纪80年代，用炒股、下海、流行歌曲来标志20世纪90年代，更不要说那些已经成为全民共同记忆的大事件了：2000年迎接新世纪，2001年中国申办奥运会成功，2002年中国国家男子足球队首次打入世界杯，2003年“非典”发生……固然，这些时间标志都具有时代气息，观众也能第一时间完成时间上的定位，但这并不是对于时代的深刻表达，它还停留在时代的表象，将时代物化、标签化、道具化，未能真正揭示时代那些更深刻的内涵。

（2）在塑造人物时，编剧要考察人物性格特征中除了生理方面的影响之外，有没有被时代所局限或者塑形的部分。例如，人物的家庭因为时代的影响而变得破碎、扭曲，从而影响了人物的性格。还有，因为时代的疯狂与迷失，人物身上可能也有一种特殊的迷茫；时代性的价值定位又多少决定了人物的人生理想。将这些因素想清楚之后，编剧就可以塑造一个独特又真实的人，还可以塑造一个打上了时代烙印的人。

杨德昌的《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1991）中，小四身上既有他个人性的敏感、自尊等特点，也浸染着那个特定时代的气息：国民党统治的黑暗、腐败、压抑，大陆迁台一族后裔的特殊身份和生存状态，固执倔强的父亲在那个时代的不合时宜，社会性的迷茫和前途未明的政治氛围，等等，使得小四的性格中也有一种深深的不安但又渴望获得某种救赎的冲动，他无法对抗外在的体制，也无法对抗变幻不定的环境，于是将希望寄托在小明身上，从而显得幼稚、偏执，但又倔强、过激。可见，小四既是普通的中学生，又是台湾20世纪60年代的历史阴影的真实写照。

（3）编剧还要考虑人物在重大人生选择和行为决断中除了有性格方面的因素之外，是否还有时代性的因素。因为，面对相似的处境，不同性格的人会作出不同的选择，但相同性格不同时代的人也会作出不同的选择。作为编剧，要去挖掘这些时代性的因素如何影响了人物的选择。这样，观众就可以在人物的行为中找到时代的痕迹，甚至以此为契机透视时代的某些本质。

对于时代性的因素如何影响人物的行为，我们的理解不能满足于表面，而要有深入的思考。时代性的知识结构、知识水平、经济状况仍然显得比较外在，而时代性的政治氛围、价值观念、人生理想、道德标准等因素就显得更为内在和本质一些。影片《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中，小四最后之所以会在悲愤中杀死小明，除了因为他作为一个少年的冲动、不成熟之外，还可以看到时代的阴影在如何塑造小四的性格：时代性的压抑导致小四看不到人生的希望，社会的不公导致小四的人生之路被堵塞，官僚体制的简单粗暴导致小四得不到正常的宽容和鼓励，父亲的憋屈和苦闷以及受到的不公正对待导致小四得不到父辈的合理引导……在这种种压力的共同作用下，小四面对小明的世俗功利感到一种深深的绝望，更感到人生的灰暗无望，于是用杀死小明的方式来想象性地对社会复仇，同时也以这种方式来杀死自己的“天真”。这样，小四的这个行为背后就有了丰富的时代气息。同样，小明作为一名中学女生，却在与男性的关系上显现出与她年龄不相称的成熟与老练，道德观念上体现出沧桑历尽的务实功利，这除了小明独特的身世和家庭环境之外，恐怕也和那个年代独有的压抑、社会的不公正有关。正因为小明得不到正常的社会关怀，看不到合理的上升通道，于是她选择了用身体周旋于男人之间，以最大限度地获得安全感和物质保障。从这个意义来说，小四与小明的悲剧不仅是人生的灰暗、肉身的陨灭，更是“纯真”的过早死亡（图35），那个特定的时代理应对此负责。

图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