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一个有真实感的故事只是编剧的第一步，它不是终点，而是起点。因为，有了一个“真实”的故事之后，我们还要对故事进行“思想包装”。微电影《卖自行车的小女孩》虽然在小女孩的小心思上花费了大量篇幅，使得观众对于小女孩的内心活动有深入的了解，对她的行为逻辑也基本认可，但这无法弥补影片思想内容单薄绵弱的缺陷。因为，观众无法在这个“早恋”的故事里看到更多的内容，只看到了青春期懵懂、羞涩的女孩心理，以及青春期男孩心思粗犷的特点，因此无法引导观众对“青春”“爱情”“人生”等问题有更为多元和深入的思考。如果编剧能在这个一厢情愿地暗恋的故事里增加一些情节的转折和拓展，剧本的思想含量可能会有质的飞跃。

《卖自行车的小女孩》的情节内容只够作为一部影片中的一个细节，一个桥段，而无法支撑起一部微电影。因为，微电影虽然篇幅短小，但并不意味着内涵也苍白单调。

创作者可以选择这个素材进行微电影创作，但在创作之前要确立自己的主题构建方向。就已经完成的微电影来看，创作者只停留在现象的描摹上，虽然这种描摹不乏细腻微妙的部分，但观众不会满足于只看到现象，他们还想对现象有一些透视和剖析。创作者要进一步思考，这个题材究竟可以进行哪些方面的思想包装？目前来看，《卖自行车的小女孩》中冲突太少，只在女孩的用心和男孩的无心上做文章，毕竟过于平淡。或许，编剧可以在女孩的暗恋中引入其他的“障碍”，如老师、父母的干涉，这样或许可以将剧本往青春期的自由叛逆与上一代人的压制之间的矛盾方面发展。当然，这样的情节走向和立意比较老套，“阅片无数”的观众会有一种下意识的排斥感。又或者，女孩仅仅因为男孩阳光帅气、热爱运动就爱上了男孩，但在几次接触之后她发现男孩其实粗鄙低俗，思想境界也极为低下。于是，她走出了对这个自我虚构的偶像的迷恋，完成了青春成长，并对自己重新确立了自信。这样的构思尚能接受，因为它体现了人物的“弧光”，人物有成长，有变化，对自我、他人、人生都有了新的认识，而这种认识也正是影片所要传达的主题内涵。这样，剧本就对一个平淡无奇的题材完成了“思想包装”。再或者，男孩只迷恋班上那个最活泼最漂亮的女生，却对身边这位平凡、内向的女孩熟视无睹。但是，在发生了一两件事之后，男孩发现那位漂亮女生并不值得爱，身边这位沉默无语的女孩身上才有真正的闪光点，于是对自己的爱情观念有了重新理解。这种处理，也能体现人物“弧光”，并能融入一定的人生哲理，有效地增加影片的思想性。

要对故事进行思想包装，创作者要对现象进行梳理、分析、定位，确定主题表达的重点和方向，使剧本在情感和思想上都有着力点和聚焦点，从而产生更为持久和深刻的情绪以及思想上的冲击力。即以现象为载体，以现象为背景，寻找因现象生发出的意义增长点。

图33

例如，伊朗电影《纳德和西敏：一次别离》（2012）的故事极为简单：一对伊朗夫妻围绕是否移民去美国出现了分歧，两人将要离婚（图33）；同时，一个女钟点工被男主人公推了一下，导致流产，于是两家开始打官司。如果创作者缺乏一种哲学视野，就会停留在事件的表面，纠缠于法律事务上的分歧与纷争，使影片流于平淡。《一次别离》的创作者对题材进行了思考、挖掘，从中引申出诸多丰富的命题：在这场离婚诉讼中，观众看到了现代人选择的多元性以及现代人在主体性成熟之后的无法妥协；在那场刑事官司中，影片探讨的不仅是人性的自私，还有每个人难以言说的苦衷。或者说，影片对于这场官司中双方或暴躁或无耻的行径有更多的理解和同情，因为他们都有个人合情合理的小算盘。因而，影片既有人类共通的情感表达和必须面临的生活困境，又有伊朗这个国度独特的文化传统的展现。影片中人生的困境、选择的艰难、正义与良知敌不过一己私心、各自的立场坚持造成的分歧是现代人常常在遭遇的问题，这是世界性的。但是，影片中的宗教背景、女性地位、等级关系和传统观念受到冲击等现象，又具有伊朗特色，尤其是瑞茨不敢对着《古兰经》发誓等细节，更是伊朗这种宗教国家所独有的。

《一次别离》的故事深深地扎根于现实，因而其民族性是毋庸置疑的，伊朗普通人的生活状态、精神状态、情感状态，以及伊朗独特的宗教背景、民族文化心理都在影片中得到了含蓄而全面的展示；其次，影片《一次别离》流露出的人文精神和人性光芒也令人深思，它直面了现代人在道德与情感、伦理和法律、尊严和利益、宗教信仰与现代价值观念之间的两难选择；此外，《一次别离》体现的时代特征也非常明显，它冷静地看着伊朗这个政教合一的国家如何处于一种现代性的冲击下，那些受过现代文明熏陶的中产阶级正在抛弃宗教信仰，甚至对这个国家产生失望情绪，影片也看到了普通伊朗民众在遭遇传统与现代的价值观念冲突时无所适从、进退失据的尴尬。

《一次别离》的创作路径是先讲述一个有现实底色的故事，塑造几个有现实质感的人物，将人物放置于真实的现实处境中，让观众看到他们真实的人性表演。总而言之，创作者先让观众看到一个真实可信的故事，看到几个熟悉如身边人的人物，然后再努力将思考的触角延伸到民族、国家、人性、现代性的高度。

再如中国影片《洋妞到我家》（2014），它的创作起点可能是针对中国当前一些家长盲目热衷于让孩子出国的现象。创作者如果未经思考和分析的话，也可以拍成一部纪录片，选择几个有代表性的家庭，记录他们为孩子出国而作的各种努力，再加上当事人的访谈，似乎也具有时代性和思想性。但是，若作为一部故事片，这种创作方法就过于简单肤浅。

创作者选择了一个北京的中产阶级家庭（图34），因为只有这样的家庭才有实力和意识让孩子出国，从而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创作者没有一味地批判父母的盲目与冲动，也没有浮于现象，事无巨细地记录这个家庭在准备孩子出国过程中所遇到的各种琐事，而是另辟蹊径：以准备让孩子出国为背景和契机，让一个外国女留学生住到家里，从而引发了东西方文化的冲突，两种教育观念的冲突，甚至两种人生价值观的冲突。在这些冲突之后，孩子的妈妈开始反思自己的偏执和疯狂，开始以一种平和的心态来看待丈夫的事业、自己的人生、孩子的人生，从而达成与生活、与家人，当然也包括与女留学生的和解。可见，《洋妞到我家》虽然在情节设置方面有俗套的成分，但其创作立意却是值得借鉴的。它超越了从现象到现象的记录，而是以现象为背景和基础，在现象中开掘出了新的立意和角度，从而引发出更具哲理意味的人生思考。

图34

编剧对题材进行思想包装时，其核心努力其实仍在于对冲突的寻找，对变化的呈现。在任何一个题材中，我们都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找到不同的冲突点，人物性格之间、人物与环境、人物与命运、观念之间都可以构建出不同性质和形态的冲突。编剧要有意识地挖掘并聚焦于某些最感兴趣的冲突，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一个主题明确、情节有张力、人物有立体感的故事。同时，在展示“冲突”的过程中，编剧也要有意识地勾勒各种变化的轨迹，如人物命运的变化、人物性格的变化、人物之间关系的变化、人物观念的变化，等等。这些变化是冲突的某种结果，更是主题的直观呈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