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0　如何选择与设置人物

一个剧本中必然包含冲突，而冲突来源于人物追求动机的过程。因此，一个剧本的行动源动力来自人物，而且是有真实性格，有可靠动机，有行动能力的人物。那么，在编剧过程中，我们应该如何选择与设置人物呢？

在选择与设置主要人物之前，我们要问自己这样几个问题：

（1）他是一个怎样的人？这是关于人物三个维度的了解。

对于主人公，编剧在下笔之前要有粗略的人物小传，并详细列出人物的生理特征、社会关系和社会地位、性格脾性等要素，并考虑哪些要素对于情节发展至关重要，进而有意识地在情节展开之前加以铺垫、暗示、渲染。对于某些关键性的信息，为了设置悬念，编剧可以考虑在情节发展过程中巧妙地流露，或者将一个信息分多次披露。而且，人物的所有信息优先考虑通过场景来展示，其次是动作和对话。

（2）他想要得到什么？这是关于人物动机的了解。

也许，编剧可以随便塞给人物一个动机，但其后果是观众不以为然，或者漠不关心，甚至心生质疑。因此，重点不是人物有什么动机，而是人物为什么要有这个动机。这个动机可能是形势所迫（电视剧《绝命毒师》中的主人公所面临的家庭困境），但最好要同时伴随人物主动性的欲望（电视剧《绝命毒师》中的主人公渴望自我实现的心理）。

（3）人物如果得不到他想要的东西，他会怎么样？

如果人物的动机在观众看来可有可无，无足轻重，观众为什么还要对人物投入感情，随他一起去冒险，去追求，去体验成功或失败的滋味？因此，我们必须很清楚地让观众知道：如果人物得不到他想要的东西，他的人生会有根本性的不同，他的良心会不安，他的灵魂会受到煎熬，他的人生会变得残缺或者根本不值得过……

例如，我们设置一位姑娘，她想要在三个月内随便和一个男人结婚。初看起来，姑娘的这个动机莫名其妙，不可理喻，但是，编剧可以通过背景的建构使观众接受并认可人物的这个动机：这位姑娘三十多年来和母亲相依为命，她特别爱她的母亲，但她的母亲患了绝症，最多只有三个月的生命了。母亲临终前唯一的愿望是看到女儿结婚。有了这些铺垫之后，观众就会意识到，如果人物实现不了这个动机，她会一辈子活在对母亲的歉疚之中。当然，这个动机是外部的伦理压力驱使的，编剧必须让姑娘追求某个男人时激发她内心的主动性，并完成人物的弧光，如重新认识自己，重新认识男人，重新认识婚姻。

中国电影《钢的琴》（2010）中，下岗工人陈桂林有一个动机：为了得到女儿的抚养权，决定为女儿造一架钢琴。陈桂林为什么会有这个动机？因为他下岗了，他的老婆又追随一个卖假药的男人离他而去。他老婆认为，女儿跟着一个困窘落魄的父亲受不到好的教育，例如，女儿想学琴，但陈桂林连一架钢琴都买不起。陈桂林这个动机体现了他对女儿的关爱，更关乎一个男人的尊严。至此，观众对于陈桂林的动机有了感同身受的理解和接受。但编剧这时还要问一个问题：假如陈桂林实现不了他的动机，他的生活会有根本性的不同吗？当然会有！一个中年下岗的男人，生活已然穷困潦倒，妻子也背叛了他，如果这时候再失去女儿，那么陈桂林的尊严不仅在妻子面前被践踏得体无完肤，而且他的生命中再也没剩下任何值得珍惜的东西。换言之，陈桂林这个动机对他的尊严和生活至关重要，人物必须完成它。有了这些铺垫之后，观众接下来就能跟随人物一起去努力，去奋斗。

（4）人物如何去实现他的动机？他在实现动机的过程中遇到了怎样的障碍？

前面几个问题都是一个剧本的铺垫，只有当人物真正开始行动了，在行动中遇到并克服各种障碍时，情节冲突才真正展开。这是一个剧本最有挑战性的地方，也是观影愉悦最重要的来源。

影片《钢的琴》中，陈桂林为了得到女儿的抚养权，必须满足女儿拥有一架钢琴的愿望。为此，陈桂林开始了不懈的努力：用纸做钢琴琴键，借钱，到学校偷琴，决定拉一个草台班子造一架钢铁做的琴（图24）……在这个过程中，前面的努力都归于失败，等于是将人物的其他退路或出路都堵死了，于是陈桂林只好决绝但又令人倍感苦涩地决定自己造“钢的琴”。决定造“钢的琴”之后，各种障碍又接踵而至，各种冲突得以产生，情节得以向前推进。

图24

（5）人物在遇到压力下的选择时，我们要问这样几个问题：他只能这样做吗？他必须这样做吗？如果我是他，我也会这样做吗？这几个问题，直接关乎观众如何对人物产生深入的认同。

影片《钢的琴》中，陈桂林也面临诸多压力下的选择。在绝望时，陈桂林几人决定去学校偷钢琴。严格来讲，编剧这种处理并不理想。陈桂林和其他几个人都是普通的下岗工人，也曾是有过尊严和光荣岁月的“共和国脊梁”，他们组建一个小乐队艰难求生，本性上都具有乐观、善良的一面。编剧让陈桂林因为买不起钢琴就去学校偷，而且事前事后没有一丝自责愧疚之意，不仅在逻辑上显得比较牵强，而且影响了观众对于人物的认同。——不是说观众不能接受有缺点的主人公，而是观众不能接受没有是非之分，道德底线比较低的主人公。编剧在设置这个情节时如果多问问人物是否还有其他选择，多问问自己是否会像人物一样行动，恐怕会得出否定的答案。

在无计可施之际，陈桂林几人决定自己造钢琴，而且是用钢铁造钢琴。这是一个令人匪夷所思的想法，也算是人物在压力下的选择。观众同样会想，人物必须这样做吗？人物只能这样做吗？从影片中披露的信息来看，陈桂林做出这个选择是有基础的：他们曾是钢铁工人，陈桂林懂乐器，又找到了一本苏联的相关文献，还找到了一位高级技工，加上一帮兄弟的帮忙，这个想法倒也不算是天方夜谭。就像前文所说，人物的目标至少要有实现的可能，但又不是轻而易举的。陈桂林他们要造“钢的琴”当然不容易，但已有的条件一摆，加上没有其他出路，似乎又是顺理成章的，值得一搏。那么，编剧就算是成功了。

（6）人物最后实现了他的动机吗？

人物能不能实现动机，除了是编剧的设定，很多时候也被题材、类型、风格，甚至人物本身的特点所决定。对于观众来说，只要前期铺垫到位，人物动机最后的实现情况基本上是预定的。而且，人物动机的实现情况也暗示了创作者的情感立场和剧本的主题表达方向，即创作者希望通过人物的成功或失败来强调某个特定的结论。

在一些励志题材中，尤其是一些根据真人真事改编的励志题材中，观众其实早已知晓人物的结局。为什么观众对这类影片还会有观影的动力？因为观众想看人物成功的过程，在成功过程中所经历的那些心路历程，在这些心路历程中所折射的意志品质和人格魅力。

对于人物的结局是死亡的剧本，编剧不能过于轻率，也不能沉浸在伤痛或悲剧氛围中而自我感觉良好，而是要认真反思这种处理结果的必然性、合理性。有时，编剧要让一个人物死亡实在是太容易了，只要安排一场车祸，一种不期而至的绝症就可以了。但是，编剧在这样安排的时候应该想清楚：人物是活着更能表达主题，还是让人物死亡才能体现深刻的悲剧意味或者煽情色彩？假如编剧认为让人物死亡更有情感的冲击力，更能引发观众的思考和回味，那么编剧还要思考，人物的死亡究竟是必然还是一场意外？高明的编剧应该是将人物塑造立体之后，让人物有自己的性格、品质，让人物自己去行动，在行动中与外界、自我、他人产生激烈的冲突，从而在这种冲突中产生或激越，或悲壮的意味。反之，如果观众从情节发展、人物塑造中看不出人物必死的理由，只是编剧为了煽情或者不知道该怎样结束故事而强行让人物死亡，观众就会产生强烈的排斥心理。

张艺谋导演的《山楂树之恋》（2010）中，观众可以预料到老三和静秋这场爱情的结局，因为他们是在一个封闭禁锢的年代里追求自由奔放的爱情，爱情和时代必然会产生强烈的碰撞和冲突，从而导致爱情的夭折。再次，从怀旧的角度来说，既然影片是回忆特殊年代的一场坚贞而深沉的爱情，本身就带有祭奠的意味，所以男女主人公的爱情必然以夭折谢幕。但是，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观众都看不出老三必然死亡的理由。当老三和静秋的爱情渐入佳境时，老三却突然罹患白血病撒手人寰，观众固然觉得十分悲情，却也觉得十分突然和意外，甚至非常刻意。

其实，影片可以在老三和静秋的爱情之间设置更富现实感和历史感的障碍与考验，但是，影片最终轻易地滑向了（廉价的）悲情，放弃了对历史和现实更富穿透力的反思与批判。因为，老三和静秋的爱情并没有受到太多时代性的阻力和困难。老三因为白血病过早逝世，使这段爱情因为命运的无常而成绝唱。或者说，老三和静秋的爱情开始于那个时代，结束的原因却不是时代性的。这个爱情悲剧就无法成为时代性的指涉或具有超越性的人性观照，观众不会认为这是时代性的必然命运或人性的永恒性悲剧。

对于以人物死亡为结局的剧本，编剧还要考虑人物的死亡是否具有某种隐喻或象征意味，而不仅仅是肉身的毁灭本身。《山楂树之恋》中老三的死亡可能也有这种野心。老三和静秋的爱情因为老三的意外死亡而永远停留在最美好的岁月的最纯情的状态。——创作者和观众都不愿看着一份纯净之爱在日常生活中日渐褪色，日渐庸常和恶俗。因为离世，老三反而实现了自己的承诺：“我不能等你一年零一个月，不能等你到25岁，但我等你一辈子。”老三死亡之后，这份爱情因此变得永恒，因为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摧毁它，可以改变它。只是，老三的死亡毕竟显得突兀和刻意，这多少冲淡了这层隐喻意义。

在许多更用心的电影中，人物死亡都隐喻了某种道义、价值的死亡，从而使影片的主题更为厚重和丰富。

影片《七武士》（1954，导演黑泽明）中久藏（图25）的死亡就不仅仅是个体意义上的一次意外，而是代表一个时代的落幕。久藏是七个武士中将冷兵器（武士刀）练得出神入化的人，代表了冷兵器的最高成就，但久藏却死于火枪之下。这样，久藏的死亡就不仅有隐喻意味（冷兵器时代的终结），还有某种必然性（热兵器必将取代冷兵器，现代性的伦理必将取代武士时代的伦理）。

图25

中国与法国合拍的影片《狼图腾》（2015）中，蒙古族牧民毕利格老人代表了草原文明的血性与道义，而草原文明在现代化的冲击下必然会遭受阵痛甚至因不合时宜而退出历史舞台。毕利格的死亡多少隐喻了草原文明的谢幕。

（7）对于主要人物以及主要人物身边的配角，编剧不仅要将他们塑造为活生生的人，更要努力让他们每个人都代表一种想法、观念、立场，而这些不同的想法、观念、立场又共同作用于情节和主题。

在前文分析《卧虎藏龙》《美国美人》等影片时，我们已经发现，这些影片中的人物不仅组成了一个复杂的关系网络，而且这些人物各自代表了不同的人生态度和人生选择，最终以互文性或映衬式的方式共同凸显出主题。反之，一些影片中某些人物观众觉得多余，可能就是这个人物没有对主角产生正面或负面的影响，没有对情节产生推动作用，没有对主题产生或正或反的论证作用。

影片《狼图腾》的主角是到内蒙古插队的知青陈阵，他将和草原、草原上的狼以及草原上的人产生一生无法割舍的联系。在陈阵身边，还有同为插队知青的杨克。可惜，影片中杨克的作用不是很明显，甚至让观众觉得多余。因为，杨克对待草原，对待草原上的狼都态度暧昧，无法与陈阵形成鲜明的衬托，自然也无法对情节发展或主题表达产生积极的意义。

黑泽明的《七武士》中主要人物有七个，这是大多数编剧避之唯恐不及的难题。这七个人物中，虽然也分主次，但仍然要做到每个人个性鲜明，观众能很快就记住，并在每个人物作出选择时产生共鸣。黑泽明不仅没有让观众在观影过程中疲于奔命地分清楚每个人物的名字和性格特点，而且在七个武士身上寄托了不同的情怀，暗含了不同的隐喻意味：

勘兵卫代表了黑泽明的武士理想，武艺高强，足智多谋，谦逊稳重，正直诚实，是武士中的“侠之大者”。

七郎次也是身经百战的武士，代表了友谊和忠诚，是勘兵卫的老战友和老朋友。他在武士时代快要落幕时竟甘心做个小贩，挑个货担笑吟吟地走街串巷，他不仅意喻忠诚，也有一颗更为接近大地的平常心。

五郎兵卫为人坦诚直率，他加入勘兵卫领导的集体是因为对勘兵卫个人能力和处事风度的敬仰，这带有武士时代惺惺相惜的意味。

初见平八代表了乐观，似乎是个矛盾的人，他可以坦率承认自己之所以在战场上得以保命，是因为面临强敌时经常就先溜了，他也可以在失意后能够心甘情愿地与普通百姓一样，靠砍柴为生。但五郎兵卫问他有没有兴趣去杀山贼时，他却立刻提刀，欣然前往。

久藏代表着武士的最高境界，是传说中那种以身求道、心剑合一的剑士，看起来不苟言笑，却一诺千金，冷静谦和。

胜四郎是武士们的未来，也是黑泽明的未来，虽然在别人眼里他只算得半个武士，可他的执着、热情、新鲜的生命力，总是让人欣慰，经此一役，武士的精神必将不会中辍。

菊千代是个假冒的武士，他可能本身就是农民，因而对农民的短处看得分外透彻，他向往的是武士那种潇洒行走江湖，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快意，算是对武士时代的缅怀和追随者。菊千代足智多谋、英勇善战，并且杀身成仁，因而他足以成为一个武士。

这七个武士都有自己的个性和特点，代表了不同的人生追求、意志品质和行事方式，从而使得七个人可以产生参差映照的效果。这七个人还有不同的隐喻意味。如勘兵卫代表武士时代武功、智慧、道德的最高成就，但又不拘于形式，对于武士时代的落幕看得比较坦然，因而他可以完成这种心态转变之后继续行走于天地之间；七郎次虽然存留了武士时代的价值观念和道德操守，但他追随勘兵卫主要不是因为武士道的要求，而是出于友谊和忠诚，这种精神可以超越时代而存续，因而他可以活下去；胜四郎是武士在新时代的传承者，他虽然稍显稚嫩和莽撞，但他不乏正义感和血性，且能够用一种变通的心态来处理问题，如他在勘兵卫犹豫之际，按照武士的礼仪将剑插在菊千代的坟墓上，他是武士在新时代的见证者，因而必须活下去；五郎兵卫虽然代表了智慧，预见能力极强，但他仍然是作为武士时代的精神标杆而存在的，最后只能以战死沙场来成就武士的业德；初见平八对武士道没有那种死心塌地的追随，而是显得灵活平和，不会拘泥于武士道的刻板教条和繁文缛节，能够和农民打成一片，因而他在山贼窝里为了保护一个农民而失去性命；久藏在武功、武力和品质方面也代表了武士时代武功和人品的最高成就，但他和勘兵卫不同，他缺乏那种变通和坦然的心态，对于武士时代心存敬畏和迷恋，因而死于火铳之下，以死亡的方式来祭奠那个远逝的时代；菊千代同样是个生活在时代的夹缝中的人，他已经失去了自己的根基，他不屑于做农民，但又无法在社会阶层上让别人认可自己的武士身份，他需要以慷慨赴死的姿态来获得武士的命名，仍然是武士时代的朝拜者，因而必须死。此外，影片中的山贼原来也是武士，但他们打家劫舍，为非作歹，违背了武士道精神，将武士的能力用于违背道德的行径上，必为真正的武士所不齿，最终也难逃覆灭的下场。

影片《七武士》一直被视为世界影片的最高成就之一，不仅有无懈可击的结构，磅礴宏大的气势，令人叹为观止的战斗场面和洋溢全片的阳刚之气，影片在人物设置和塑造时也注意用不同的性格特点将他们区别开来，并努力让每一个人物代表不同的精神品质和价值观念，从而使人物的生或死具有隐喻和象征的意味。

（8）编剧在设置主要人物的动机和目标时，除了展示这个动机和目标的外在形态，也要注意展示人物在追求目标时的内心需求或成长；有可能的话，编剧还可以在人物的外部目标和内心需求之间制造一定的距离或者裂痕，甚至是矛盾，从而丰富人物的内心层次，丰富影片的内涵空间。

一般来说，编剧要为人物设置一个内部的动机和外部的目标是非常容易的，如复仇、爱情、亲情、友情、在比赛中获得第一名、考上心仪的大学，等等。这也是很多影片常用的套路。但是，我们认真分析的话就会发现，优秀的影片中编剧除了让人物去追求某个具体可见的目标，也在人物追求目标的过程中让人物不自觉地完成了自我的成长、价值观念的调整，甚至不期然地实现了内心某个隐秘的渴望。当然，在有些影片中也可能出现相反的情况，人物追求的外部目标和他内心的价值尺度或一直以来的精神渴求其实是背道而驰、相互矛盾的。这时，人物在追求之路上就备受煎熬，他必须克服内心的阻力或者调整自我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才能真正地抵达外部的目标。这时，影片的张力也在多个维度上得以展开：观众不仅看到了外部的行动路径，也看到了人物内心的波澜起伏。

日本影片《垫底辣妹》（2015）中，长相甜美的高中女孩工藤沙耶加（图26）由于长期和小姐妹迷恋吃喝玩乐，成绩为全年级倒数第一，真实水平只够小学四年级。但是，在补习班坪田老师的鼓励下，工藤沙耶加立下了考取庆应大学（日本排名第一的私立大学）的宏愿，并在一年后成功逆袭。在影片中，工藤沙耶加和坪田老师的外部目标都是考取庆应大学，但两人的内心需求却可能有所不同：工藤沙耶加希望通过考上庆应大学来对父亲的冷漠和偏执进行反击，并在这个过程中完成对自我、对他人、对人生的重新认识，变得更加自信、更懂得感恩、更能应对人生的低潮和迷途。对于坪田老师来说，他一生可能平淡，但如果能帮助一只“丑小鸭”成功地蜕变为一只“白天鹅”，未尝不是他平庸人生中的一抹亮色，也是他人生意义的一种确证。正因为影片在这个外部目标之外又为两个主要人物设置了不同的内心目标，从而使得影片没有流露出励志片常出现的那种热血沸腾但又苍白寡淡的特点，而是有了丰富的心理内容交织其中。

图26

此外，对于主要人物而言，他的动机必须有超越个人外在欲望的方面。这不是要求主人公做一个纯粹而高尚的人，从不利己专门利人，而是说主人公在积极为某个目标努力时，观众要能看到人物在追求这个目标时所隐含的内在心理动机。例如，影片《喋血双雄》（1989，导演吴宇森）中，杀手小庄铤而走险向雇主汪海要回二十万元酬金，这是小庄的动机，也是影片情节得以展开的重要契机。但是，如果小庄要回这二十万元只是本着合同精神或者为了满足个人物欲，这个人物就难以得到观众的认同，甚至会成为一个反面人物而让观众对他的成败无动于衷。于是，编剧为小庄设置了一个隐藏的内部动机：小庄要钱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被他误伤了眼睛的歌手Jennie到国外去治眼睛。有了这个设置之后，观众大部分时间就不在意小庄的杀手身份，而是将他认同为一个有情有义、有血性有担当的男人。当然，编剧在处理小庄这个超越个人欲望的动机时仍然存在牵强之处，观众难以理解他执意要帮Jennie的心理动机。因为，对于一位以杀人为生身处灰色地带的人物而言，杀人都从来毫不迟疑，误伤了一位夜总会女歌手的眼睛真的会感到良心不安吗？这需要编剧对这位杀手的心理维度有更深刻的揭示才能得到观众的认同。

反观黑泽明的《七武士》，在处理七位武士帮助农民抵御山贼的心理转变时就比较有层次。从外在的动机来看，这七位武士都是为果腹而答应农民的请求，但也有虽然贫穷饥饿却绝不肯放下武士尊严的浪人面对农民的请求觉得受了奇耻大辱。因此，这七位武士之所以欣然前往，其内心的动机不容忽视，否则七个为了获取几顿饱餐去帮助农民的武士难以得到观众的尊重。在影片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七位武士中，除了勘兵卫天性善良、古道热肠之外，其他六人大多出于对勘兵卫的崇拜，或出于友谊与忠诚而结伴前行。更重要的是，这七个人在奋力杀贼的过程中实际上也满足了他们内心的隐秘欲望：在一个不需要武士的年代里，在武士道已经式微，在武士时代即将落幕的时代更迭之际，他们用自己的智慧、勇气、毅力和生命证明了武士的尊严、荣誉，以及对武士精神中那些刚健、朴素、侠义的成分在任何时代都将熠熠发光的信心。也就是说，这七位武士去帮农民的动机超越了饱腹的生理需求，也有精神层面自我证明、自我价值实现的需求，这就提升了影片的思想境界。

上述分析主要是针对主要人物而言的，编剧对于那些次要人物也要合理设置，精心搭配，使这些次要人物不仅可以和主要人物在性格、命运等方面形成反差、互补，同时又以某种方式作用于主题，使剧本形成一个完整、饱满的体系，每个人物既是鲜活的，又是有个性相异的，还是积极主动的，一起推动情节向前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