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　让人物在“压力”下进行选择

为了更深刻地揭示人物人性深处的真相或者说性格中的另一面，编剧必须为人物提供压力下的选择。在没有压力的情况下，人物的选择可能会显得更从容、优雅、高贵，努力彰显自己道德正常甚至高尚的一面，带有很大的表演成分；只有在压力之下，人物才会抛弃那些外界的戒律和约束，本着最符合个人利益和内心深处欲望的原则进行选择。对于观众而言，他们并不喜欢看到日常生活场景中随处可见的选择：买哪一件衣服？选择哪一种交通工具？喝什么品牌的咖啡？观众想看到的是对于人物来说非常艰难的两难选择，是人物需要承担巨大后果而做出的决定。正如麦基在《故事——材质、结构、风格和银幕剧作的原理》（罗伯特·麦基著，周铁东译，中国电影出版社，2001年）一书所举的例子，一个消防员冲进一栋着火的楼里救出一个小女孩并不算什么“压力下的选择”，这只是他的职责而已。但是当小女孩说里面还有她心爱的一个玩具时，这位消防员仍然冲进去，这才是“压力下的选择”，因为这是他分外的事情。正是这种选择，才可以突出人物的爱心。

在一部瑞典电影《游客》（2014）中，一家四口去阿尔卑斯山滑雪。一天早晨，一家人在餐馆的外厅吃早餐时，远处发生了雪崩，崩塌的雪卷起白雾冲向餐馆。这时，父亲抛下妻子和孩子一个人逃跑了。这就是人物在压力下的选择。如果没有这个特殊情境提供的压力，这位父亲可能是妻子眼中体贴的丈夫，是孩子眼中勇敢的好父亲，但这个情境使这位父亲暴露了人性中最真实的一面。大多数时候，观众要看的就是这种让人赞叹或震惊的真实。

《泰坦尼克号》中那位钢铁大王，他平时可以显得优雅体贴，温柔大方，但是在大船将倾时，他抱起一位迷路的小女孩冒充是她的父亲而得以登上救生艇。这也是人物在压力下的选择，暴露了他人性中的怯懦和自私。相比之下，在生死一线间，杰克将生的希望留给了露丝，这是“压力”下见证的人性高贵，爱情高贵。

在编剧过程中，我们经常要思考：人物的选择是不是过于轻易了，太没有挑战性了。要知道，压力不够的话，观众的情绪将会是松懈而随意的，无法感同身受地进入人物的内心，更无法在体会到人物选择的艰难之后对人物有全新的认识。

为了让人物身处压力中，编剧可以尝试以下几种方法：

第一，让人物置身于不熟悉的情境中，让人物感受到压力。人物在做自己熟悉且擅长的事情时是比较轻松的，但这种轻松的后果是导致剧情没有张力，观众没有紧张感。一些电影为了吸引观众，总是想方设法地让人物置身于不熟悉的环境中，让观众看着人物如何慢慢适应环境，并通过自身的努力在充满挑战和危险的环境中找到突围之路。假如，编剧让一个大城市的老师来到一个老少边穷的乡村小学任教，各种压力和冲突就会随之而来。或者，让一位有理想主义色彩的警察从城市来到一个偏僻的乡村，观众也会对情节充满期待。

张艺谋导演的《一个都不能少》（1999）中，魏敏芝作为一名乡村的少女，木讷、内向、拘谨，没见过世面，相貌普通，身份卑微，经济困窘，影片让这样一位十三岁的乡村少女置身于城市中，要在茫茫人海中找到张慧科，就相当于将人物置身在重重压力中，让观众看她如何挣扎、努力，并最后获得成功（或没有成功）。需要注意的是，人物在一个不熟悉的环境里要想有所作为，他必须是一个主动型的人物，他必须为了自己的目标坚持不懈地努力，并在努力的过程中彰显自己的智慧、勇气、信心和毅力，进而得到观众的赞赏。反之，如果是被动型的人物，人物对各种不适、挑战都消极应对，剧情很难顺利展开。这时，编剧就必须为人物提供各种各样的机遇、巧合，甚至是各路贵人从天而降，最后解决人物的困境，其后果是情节的张力、人物的魅力都消失殆尽。

在《一个都不能少》中，魏敏芝为了自己的目标，总体而言还是比较主动的，进行了积极的努力：找广播站工作人员、写海报、找电视台台长……令人遗憾的是，在这些行动中，人物只体现了一种品质：执拗，而没有其他更为打动人的品质在这个过程中流露出来，导致魏敏芝并不是一个能够得到观众认同的人物，而只是一个令人感动于她的执拗的人物。就这一点来说，影片在塑造魏敏芝时处理得并不理想。一个主人公要得到观众的认同，必须有一些更为可贵的品质，而不能仅仅依靠一根筋式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来达成行动目标。更何况，支撑魏敏芝行动的心理动力是得到10元钱（如果学生一个都不少，张老师可以额外奖励10元），这个动机虽然质朴且真实，但无论如何缺少打动人心的力量。而且，就剧情为魏敏芝提供的压力而言，仍然是不够的。魏敏芝的目标得以达成，是依靠台长的一己善心。或许，是因为魏敏芝的执拗才让台长不由自主地关注魏敏芝，体现了魏敏芝的毅力，但以这种方式来处理核心剧情毕竟是一种比较被动的方式，而不是人物的努力所能预期的某种必然性。

再看中国的另一部青春片《栀子花开》（2015），影片为了让人物身处非同一般的压力中，也让人物遭遇一个不熟悉、不擅长的情境：许诺是校园乐队的主唱，他的女友言蹊是舞蹈系的学生。当言蹊的三位室友意外身亡时，许诺和他的三位男队友决定在毕业晚会上演出芭蕾舞《小天鹅》（图22）。虽然观众惊诧于编剧强大到无以复加的思维方式，但就编剧思路上来说倒也无可指摘：让四个搞乐队的男生临时决定去表演芭蕾舞，这符合让人物置身于不熟悉的情境中的思路，它能够为人物带来压力，也能让观众产生期待，并由此产生各种挑战以及相伴随的笑料。可惜，编剧毕竟不是胡编乱造，情节可以富有想象力和创造性，但内在的逻辑要以现实为基础。

图22

编剧无论将人物置身于怎样离奇到夸张的情境中，不能以刻意追求喜剧效果或者悬念为目的，而应在此过程中考验人物的品性和人性，并以此为缘由提供各种富有魅力的情节。当人物置身于不熟悉的情境中要达成某个目标时，这个目标当然不是轻而易举的，但至少应该是有可能实现的。在《栀子花开》中，四位组建乐队的男大学生，突然要去跳芭蕾舞，而且要在几个月的时间里完成任务，还缺少专业的指导和系统的训练，必须偷偷摸摸地进行排练。人物的压力是够了，但任何观众凭基本的常识都知道这绝无实现的可能。不是说男子不能尝试芭蕾，而是芭蕾舞是考验童子功的艺术，绝不可能一夕达成。果然，编剧也知道没有实现的可能，最后让许诺几个人随便跳了段芭蕾之后就换成了现代舞。这不仅体现了编剧极不严肃的创作态度，对于观众来说也等于将前面有可能产生的期待心理击得粉碎。

对比之下，香港一部电影《绝世好bra》（2001）就稍微合理一些：刘青云和古天乐饰演的两位员工应聘到一家世界级的胸罩公司，公司要求这两位没有任何从业经验和设计天赋的男人设计出一款“绝世好bra”。这相当于将人物置放在一个不熟悉的情境中，让人物产生压力，让观众产生好奇。情节的重心当然是这两个男人如何克服各种困难，最终完成（或没有完成）目标的过程。应该说，这个目标有挑战性，但也有实现的可能性。

与让人物置身于不熟悉的情境中相类似的，还有让人物与自己最讨厌的人相处，让人物置身于与自己一向的道德立场背道而驰的境地中，等等。总之，编剧要为人物提供足够的压力，让人物在压力中进行选择，才能让观众对剧情产生期待。

第二，为人物的目标达成限定具体的时间或条件。“时间限定”是许多编剧常用的手法，一般用来增加人物的压力，增加剧情的紧张程度，以牢牢地将观众控制在自己手中。我们知道，当人物有了某个动机，希望实现某个目标时，人物的压力固然有了，剧情的冲突也有了，但可能没有达到惊心动魄的程度。这时，将人物实现目标的行为加以时间的限定就非常必要。

这种设置压力的方式，在一些惊险样式影片中是司空见惯的。如美国的《危情三日》（2010）中，拉塞尔·克劳饰演的男主人公要在三日之内将遭受无妄之灾的妻子从监狱里救出来。再如英国的《天空之眼》（2015），讲述一名英国军事情报官为抓捕一名恐怖分子而指挥无人机执行轰炸任务的故事。这个故事之所以扣人心弦就因为这项轰炸任务看似轻而易举，但它有着千钧一发的时间限定性：必须在恐怖分子准备工作完成之前完成与律师、军队高官、政治家、美国政要之间的协商、斡旋、谈判等工作。在这个过程中，人物所面临的压力是可想而知的，观众所遭受的煎熬也是可以预料的。

至于条件限定，相当于将人物的动机实现转换成这样的句式：人物只有完成了什么条件，他才有可能实现目标。大多数情况下，这种条件限定要配合时间限定才能达到扣人心弦的效果。例如，一位警察为了让一位犯罪嫌疑人伏法，必须找到一位关键证人或者一项关键证据，而这位嫌疑人三天之后就要出国定居了。这样双管齐下，人物的压力就足够了，剧情的节奏和气氛也更有压迫感。

第三，人物的压力不仅来自外在的情境或时间的限定，也来自内心的冲突。一般来说，人物面临外部的压力时会使剧情呈现强烈的动作性，而人物面临内心的压力会深化人物的刻画，甚至对观众产生更为深入持久的感染力。关于人物面临的内心压力，主要包括人物在理想与现实之间的两难选择，人物面对理智与情感的无所适从，人物面对友情、爱情、亲情与良知、道德、法律、秩序、正义之间的冲突，等等。

关于这方面的压力设置，其前提仍然是要让观众对人物有一个大致的了解。因为，一个没有理想的人当然不会遭遇理想与现实的两难选择，一个没心没肺的人也不会在理智与情感面前无所适从，一个没有道德感，没有爱心，没有正常的人类情感的人当然也不会面对良知、道德、法律、秩序产生任何的犹豫、动摇。只有当观众对人物有相当的了解之后，对于人物所遭遇的压力才能感同身受，进而在剧情的发展中心有戚戚焉。

中国电影《亲爱的》（2014）中，每个人物都面临着各种内在的压力：田文军要不要继续找儿子？从理智的角度来说他知道希望渺茫，但从情感的角度来说他无法割舍；韩德忠找儿子找了多年，显然已经找不到了，他们夫妻要不要再生一个孩子？生的话似乎是对前一个孩子的背叛，不生的话人生又有一个巨大的残缺；李红琴该不该打官司去要回孩子，她心里知道这个孩子可能是被拐卖来的，但从情感上她又放不下；李红琴为了获得关键性的证据，要不要出卖自己的身体？律师高夏的内心也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他知道从法律上来讲李红琴是在无理取闹，但从情感上来说他又被李红琴那种淳朴深沉的母爱所打动。正因为这部影片为人物设置了这么多的压力，人物在关键时刻的两难处境才能打动人心。

张艺谋导演的《归来》（2014）中，冯婉瑜为了让丈夫早日归来，委身于方师傅就是她的道德观面临的巨大压力，她最终因亲情而放逐了羞耻感。而冯婉瑜知道女儿告发了陆焉识之后，她的内心同样面临两难抉择：原谅女儿的话，对不起丈夫；不原谅女儿的话，又无法原谅自己。对于陆焉识来说，更是面临无法言说的压力：面对彻底失忆但又执着地去火车站等陆焉识的妻子，他是该转身离去还是傻傻地陪妻子去等一个永远不会归来的自己？

一部影片中只有为人物设置足够的压力才会使人物立体可感，使人物的选择和行动更有感染力，更能打动观众。编剧必须想方设法地为人物的行动增加足够的压力，这种压力使人物的行动变得不那么轻而易举，但又不至于绝无实现的可能，从而让观众看着人物如何在克服重重压力和障碍的过程中实现（或未实现）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