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实践成果范例
（一）全国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第0026号提案题
题目：关于推进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提案
主办：国家发展改革委
会办：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卫生健康委
提案形式：党派提案
第一提案人：九三学社中央
近年来，京津冀三地贯彻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精神，不断加强公共服务资源的共建共享，对接合作效果较为显著。但三地之间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差距仍然很大，尤其是河北与京津相比明显滞后。
一是财政投入方面。以教育、卫生领域为例，河北省2016年财政用于教育、卫生领域的投入分别为325.3亿元、316.4亿元，而同期北京为1089亿元、635.6亿元，河北的人均财政投入仅为北京的8.6%、14.3%。
二是基本公共服务指标方面。在保基本兜底线的基本公共服务指标中，除国家有统一标准和反映覆盖水平的指标外，其他指标差距较大。例如，河北省普通小学生年均公用经费分别比京津低965元、615元，普通初中生年均公用经费分别比京津低865元、565元。河北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每人每月90元，分别比京津低420元、171元。河北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每人每月280元，分别比京津低520元、475元。
三是优质公共服务方面。人民群众需求度普遍较高的教育、卫生、文化等领域的优质公共服务差距明显。例如，河北省没有“985”工程和“双一流”工程院校（仅有1个一流学科），且仅有的一所“211”高校还在天津；高考本科录取率分别比京津低12%和19%；每千人拥有三甲医院的数量分别比京津低73.9%和70%。京津冀三地在基本公共服务领域存在较大差距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1）三地经济发展不平衡。河北经济发展水平低于京津，人均GDP仅为京津的37.1%和37.2%，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仅为京津的37.4%和57.9%，人均财政收入仅为京津的16.7%和20%，人均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仅为京津的28.7%和36.3%，省内62个扶贫开发重点县的财政收入和人均财力更是处于较低水平。
（2）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成本高。河北省地域面积分别是京津的11.5倍和15.9倍，城镇化率却只有53.3%，公共服务供给分散，使得公共服务供给成本高，提升公共服务水平需要更多投入。
（3）京津“虹吸效应”明显。京津地区居民收入水平高，拥有大量高等院校、三甲医院、文化体育设施等优质公共服务资源，对周边地区的“虹吸效应”明显，导致河北大量高层次人才向京津聚集，公共服务水平提升缺乏人才支撑。
（4）政策衔接不够。京津冀三地的制度体系和相关政策存在较大落差，河北与京津之间、河北省内各地市之间的信息系统和标准不一，尚未建立互联互通、对接共享的信息化平台，转移过程中难以顺畅对接，区域之间要素流通不畅。
为此，建议：
一是规划先行，统筹协调。以“普惠性、均等化、可持续”为原则，开展公共服务政策相关研究，尽快出台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规划，统筹规划京津冀区域内社会事业和公共服务资源，研究、制定、实施统一的设施配置、建设及服务标准，推进优质公共服务资源共建共享。
二是加大公共服务领域财政投入。加大对河北财政转移支付力度，确保基本公共服务财政支出稳步增长，新增财力优先向公共服务重点区域和薄弱环节倾斜。京津采用定向援助、对口支援、对口帮扶等多种形式，支持河北省落后地区发展基本公共服务。搭建投融资平台，鼓励和支持社会投资进入公共服务领域。
三是加大京津优质公共服务资源向河北转移的力度。结合北京非首都功能转移，加强雄安新区与京津公共服务领域全方位深度合作，将京津优质教育、医疗、卫生、养老机构等优先向雄安新区及河北省其他地区转移，建立分支机构或整体搬迁。鼓励河北省与京津交界的三河、大厂、香河、固安、永清、广阳、涿州等7县（市区）高标准对标京津。加强交界地区养老机构建设，协调北京养老政策外延，推动医疗机构优先纳入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平台，提高医保管理服务水平。
——选自《把握人民的意愿——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提案及办理复文选》（2019年卷），中国文史出版社2021年版
（二）关于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提案
提案人：农工党甘肃省委会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准确把握“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推动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为谱写新时代甘肃新农村新篇章提供有力的保障。
1.我省农村目前存在的突出问题
农村劳动力严重短缺，大多数是老人和小孩在留守。虽然国家加大了对农村的扶持力度，但是粮食价格低迷、产量降低、种植成本攀升、补贴不够用、生活成本陡增、自然灾害发生等问题的出现，导致农业种植没有收益，青壮年大部分外出打工。乡村振兴需要人才来支撑，但是优秀人才不愿回乡、不能回乡，使得乡村发展缺少活力和后劲。
农村基础设施落后。农村学校、医院人员配备差，工资待遇比不上城市，缺乏基本医疗设备和专业医务人员，农村养老服务资源非常紧缺，农村公路更是破败不堪，由于资金有限，农村公路使用年限极短，有些甚至刚修出来半年就破损翻浆。
农村集体经济薄弱，没有经济支撑点及政策引导。乡村就业创业仍面临着一些突出困难和问题：一些地方政策落实不到位、就业创业氛围不浓厚；有些地方就业创业服务平台欠缺、公共服务能力不足；许多地方就业创业优势特色不突出，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不够。
土地流转并没有达到国家预期的效果和规模，流转如同虚设，基本农田弃耕现象非常严重。土地流转实践中产生了租金高、违规违约、强迫流转、改变用途等问题。土地流转中显示出的租期偏短、增速下降、风险较大、违约较多等现象反映了流转供求双方的各自担忧、利益诉求和政策期盼。
村委会党员干部管理意识和水平滞后，跟不上“新时代农村”的步伐。乡村振兴需要村干部的“头雁效应”，但是个别农村党组织，由于干部年龄老化、文化水平不高，存在党组织软弱涣散，向心力、凝聚力、战斗力不强，法治思维不强，现代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较低，思想保守、等靠要意识较重，集体经济发展缓慢等问题。
农村的人口严重失衡，男性单身问题日益严重。据调查显示现在农村男性单身问题日益突出，特别是一些自然条件差的村庄，年轻人不愿意待在农村，男方必须在县城有一套楼房成为谈婚论嫁的资本，这是农村经济差的农民根本达不到的要求，是目前农村存在的大难题。
农村出现了“新贫困户”，有些农民想方设法，托人找关系想当贫困户。有的贫困户的确很贫困，但扶贫以后，坐享其成，不爱劳动，不求上进，认为享受扶贫天经地义，得寸进尺，动不动就拿贫困户说事，把当贫困户作为一种荣耀，甚至要挟集体，这种现象让群众反感。
2.具体建议
彻底改变城乡二元结构管理。政策上引导创业者在农村发展实体经济。营造良好的创业环境，制定人才、财税等优惠政策，为人才搭建干事创业的平台，吸引各类人才返乡创业，激活农村的创新活力。要借血缘、亲缘、地缘纽带，通过搭建感情联络平台，引导扶持在外乡贤、原籍大学生以及优秀外出务工人员回乡创业兴业。
增加农村资金投入，各级政府“三农”投入都应该重点下移到乡村。中央和省级财政加大转移支付力度，保障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公益支出，加强农村“三资”管理。发展农村集体经济，把农村土地出让金全部留在乡村，做到取之于地、用之于地。积极化解村级债务，利用财政资金化解公益事业债务。通过发展集体经济化解其他债务，按规定核销不合理支出造成的债务，同时要严禁负债搞振兴，避免村级债台高筑，无力偿还。
创新农业服务体系。整合科技、金融、市场等方面资源，打造一体化、开放式的农业生产经营服务体系，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近年来，农村由于产业调整、环保等因素，闲置企业比较多，要出台政策，引导整合这些闲置企业转型转行，使企业活起来。政府出面对接信息沟通，既有利于解决附近村民的就业问题，又有助于推动农业转型升级。
推动公共服务资源覆盖农村。出台优惠政策，改善基层医疗、养老、教育条件，打造城乡联动的农村生活服务网络。充分发挥乡村发展政策与规划的主导作用，加强规划引导和政策支持。推动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升级，解决农产品生产效益低下、要素聚集困难、产业协同率低等问题。通过县级统筹制定乡村规划，与城镇规划相衔接，推动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全覆盖，突出农业生产、农村居住、生态环境保护和农耕文明传承等功能。
改造完善乡村管理机制。通过设立特聘岗位等方式，推进村支书和村民委员会主任职业化管理。从乡村走出去的企业家、公务员和知识分子，有知识、有资源、有情怀，应该从政策上吸引他们回乡，发挥新乡贤作用，促进乡村振兴。要让精英人才到乡村的舞台上大施拳脚，让农民企业家在农村发展壮大。
减少形式主义的爱心行动。集中财力做大事，要在扶贫思路和手段上都有所创新。将企业、爱心人士的捐款、捐物统一规划支配，不能随意建希望小学和养老院，由乡镇或者村委会统一管理公示讨论用途，创新扶贫思路和手段。
培育乡贤文化和地方文化，严防城市“病毒”进入农村。乡贤文化有助于乡村文化建设，要防止城市化过程中产生的社会毒瘤再借乡村振兴的东风刮进农村，防止赌博、高利贷、低俗文化趁机进入农村，扰乱农村的社会风气。
适当地优化村落。让一些确实无法生存的村庄加快消失，集中财力搞好有发展潜力的村庄。新农村建设一定要根据自己的特色，发扬放大传统特色，而不是千篇一律地城镇化。乡村建设要宏观控制、微观放活，把乡镇规划好是关键。人集中到乡镇去，道路畅通、土地归大田，实现农业现代化才是农村的根本出路。对于落后的、条件艰苦的少数村庄，由国家出面进行兜底，采取集体迁移式扶贫规划。
重视粮食生产。我国由粮食出口大国变成了粮食进口大国，农民种地不挣钱，效率低，农资农机使用价格高、粮食价格低，因此，要加大对三农的投入，规范种粮补贴，因地制宜地调整我省农村策略。
——选自【省政协提案选登】关于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提案，澎湃网：甘肃政协发布，2019年10月23日
（三）2020年全国青少年“优秀模拟提案”摘录
关于切实推行快递包装有效回收的建议
浙江省杭州学军中学紫金港校区 胡雨麦等
1.背景和问题
当下，快递业迅速发展，为人们带来便利的同时也产生了大量的包装垃圾。目前，我国没有专门面向快递包装垃圾的分类、回收计划，包装垃圾存在粗放式处理的问题，对生态环境造成一定影响。
2.原因分析
（1）企业绿色行动背后的成本困局。一些电商公司曾针对快递包装回收发起了绿色行动，但这意味着更高的经营成本。同时，企业在快递包装有效回收环节“心有余而力不足”，收效甚微。
（2）公众绿色行动背后的诸多顾虑。调查显示，高达89.66%的公众表示愿意回收快递垃圾，但实际上，69.47%的公众表示会直接丢弃快递包装，其原因包括太麻烦、担心泄露个人隐私等。公众的顾虑在很大程度上导致快递包装被随意丢弃。
（3）监管层面的缺失使得绿色包装成为口号。当下，国家日渐重视快递包装行业的绿色化发展，并给出了指导性意见。但是在具体推进过程中，一是缺少政策层面的宣传普及，二是这些举措仅仅是建议而非强制举措，三是政府并未给予响应政策的企业以一定的鼓励，导致这些提倡未能有效贯彻落实。
3.建议
推动快递行业的绿色发展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形成政府引导、企业自律、社会参与的体系。建议如下。
（1）加快制定行业标准，规范快递包装。参照国际标准制定中国的电商物流减量包装标准，引导、鼓励商家采用减量化包装。
（2）政府引导，建立数字化回收体系。对研发新型环保包装材料的企业和进行绿色回收的企业给予一定资金扶持，促进快递包装更新换代。同时完善社会基础设施建设，设立快递包装回收箱，方便居民投放快递包装。充分发挥科技的作用，利用大数据建立统一的循环包装回收信息平台，引导快递公司或电商企业在就近网点租赁快递包装袋或包装箱。
（3）舆论引导，做好“绿色快递”的宣传。充分发挥舆论引导工作，加大“绿色快递”主题宣传，引导公众主动回收和重复使用快递包装盒、包装袋等。
关于以脱贫视角促进生态补偿机制改革的提案
西南政法大学 熊彧等
1.背景
2018年初，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六部门共同制定了《生态扶贫工作方案》，要求不断完善转移支付制度，探索建立多元化生态保护补偿机制，逐步扩大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生态补偿受益程度。通过对重庆市奉节县的实地考察，结合理论研究和实地考察结果，立足于脱贫视角，提出应当通过改革让生态补偿机制发挥更大作用。
2.存在问题
（1）生态补偿由政府拨款，内部三方主体的权利义务未形成平衡关系。我国生态补偿以政府的财政转移为主导，资金主要来源于公共财政投入和生态补偿专项资金等。生态保护者将已有利益让渡出去，转而接受政府的资金补贴。与此同时，享有生态保护带来利益者并未为此进行等价交换，生态破坏者也未受到惩罚，三方之间的权利义务失衡。
（2）政府对生态效益补偿金的划分采取“一刀切”的方式，没有根据实际情况确定合理的补偿金额体系。在生态脆弱与贫困区相重合的地方，生态保护者的利益得不到应有的保障。
（3）由于地区教育水平落后和信息闭塞，当地农户并不了解补偿机制。受到补助的农户只是被动的参加者，而未能主动把握补偿机制背后的脱贫机遇。
3.建议
（1）厘清政府在生态补偿机制中的职责，并根据不同的职责开展地区生态补偿机制。作为生态资源的管理者，应根据生态补偿机制涵盖的各领域制定市场监管机制。
（2）在政府的监管下，建立生态资源的限额使用计划。政府设置管理条例，为生态系统的退化设定限额，处于这些规定管理范围之内的开发者须遵守限额规定，履行义务。每季度政府跟进记录开发者的生态额度使用情况，监督超出额度的开发者支付费用，缴纳的资金投入到生态恢复的工作中。
（3）实行生态产品认证计划。通过行业的总体认证，搭建生态产品的信息平台。受益者与保护者之间形成桥梁，生态受益者支付的成本可以直达生态保护者。加强生态补偿的科普教育和公众宣传，增强群众的生态补偿意识。
关于鼓励优秀青年进入村干部队伍的建议
浙江省绍兴市齐贤街道办事处 于莹莹等
1.背景和问题
党中央下发的《关于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的指导意见》，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加强乡村治理人才队伍建设，充实基层治理力量。但在实际调研中发现，当前农村优秀年轻人才普遍不愿参与乡村社会治理，村干部队伍老龄化现象严重。
2.原因分析
（1）村干部过重的职业压力导致青年“不敢当”。村干部作为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兜底”干部，需要协调处理大到征地拆迁、信访维稳等上级重点工作，小到养老保险、建房修房等各种关切民生的事，过大的工作量和压力降低了青年对村干部职业的向往。
（2）村干部“身在基层却背对基层”的职业现状导致青年“不想当”。当前村干部的工作内容中，不少是应付上级的各类考核、督察、会议、调研等，走访村民、了解村情、排解民忧等工作被挤占，“多为老百姓办点实事”往往力不从心。
（3）村干部“有意愿无通路”的入职渠道导致青年“很难当上”。对于愿意担任村干部的青年来讲，在村级组织换届过程中，村民对参选年轻人“不认识、不了解、不愿选”的“三不”问题成为最大的“绊脚石”。不少青年发现农村“熟人社会”中年轻人很难被选上，因此就打消了当村干部的念头。
3.建议
（1）制度激励，突破“入职难”。从制度保障和政策激励层面鼓励优秀青年回归乡村治理。一是优化村干部队伍结构，按照能上能下、动态调整的方式，让年龄偏大或者不能胜任现职的村干部“腾位子”，给年轻一代更多参选机会；二是完善村级后备干部培养制度，在优秀团员中培养吸纳年轻党员，并鼓励优秀党员、团员青年回乡工作，鼓励更多青年参与选举；三是试点面向优秀青年的岗位，明确村干部的年龄构成和学历占比，探索部分岗位面向青年公开招聘。
（2）长效培养，化解“留不住”。关注青年需求，构建青年村干部的成长蓝图。一是培养成长体系，通过集中培训、经验丰富的村干部“传帮带”、调查调研的方式，注重青年村干部实践能力的培养；二是成长有路径，对于工作踏实、实绩优秀的年轻村干部，通过竞赛、评优、嘉奖、提升等方式及时鼓励；三是待遇要保障，提高村干部薪酬，保障生活需要，为其长期扎根农村工作提供可能。
（3）情感召唤，提振“使命感”。重视提升青年“爱家乡、讲奉献”的精神，鼓励青年积极投身乡村振兴。一是加强青年回乡的宣教，使得青年发自内心爱家乡、爱农村、爱百姓；二是强化村干部职业感教育，重塑村干部的良好形象；三是每年安排专业心理专家提供村干部心理健康咨询服务，及时开展心理帮助，疏解工作压力。
——以上三则选自中青报·中青网记者杜沂蒙整理：“优秀模拟提案”摘录，《中国青年报》，2020年4月2日
（四）推广农产品网上交易，降低疫情影响
提案人：全国政协常委、华南农业大学副校长温思美
为降低新冠肺炎疫情对蔬菜、肉类等农产品的影响，广东省农业农村厅联合农产品供应商、采购商、物流企业等农企发起“保供稳价”倡议，依托互联网技术，搭建农产品“保供稳价安心”线上平台，有效缓解了疫情期间农产品的供需难题。这种农产品网上交易的模式，虽是紧急搭建的购销特殊通道，但实践证明它是一个行之有效、符合农产品流通发展趋势的新模式，即使在疫情结束后，也完全可以立足粤港澳大湾区，服务全中国。建议对这一模式迅速总结并推广至全国。
农产品“保供稳价安心”平台，主要实现五大功能：市场需求信息发布、生产供给信息发布、组织推动市场需求、生产及物流对接和组织发动爱心农产品驰援疫区。主要做法如下：
（1）促进产销高效对接，保障农产品有效供给。平台每天举办“采购商网络直通车”“网络会客室”和“网红直播间”等网络对接活动，活动上线就有过千采购商踊跃参与，高峰时段数量过万。供需双方线上商谈采购意向，减少直接接触，打造线上流通快车道，在促进生产、市场、物流三方有效对接，确保市民“菜篮子”及时供给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2）利用互联网技术，开创农产品市场体系新模式。依托用户规模最大的B2B农产品交易平台“一亩田”，供需双方实现实时对接、精准匹配，平台持续开展直播带货、线上洽谈会等活动，四小时内即完成货品征集、物流保障、接收方对接等一揽子解决方案，既促销产品、保障供给，又借助互联网穿透力安定民心。
（3）调动媒体资源，形成良好的抗疫保供氛围。《南方农村报》《羊城晚报》等有关媒体通过各种形式加大宣传报道和资源整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人民日报》等中央和省市媒体也广泛报道平台，有效提升了平台影响力。
为此建议如下。
（1）加强领导部署，将农产品网上交易作为常态固定下来。经过抗疫期间的运行，证明农产品网上交易这种新的业态模式有力有效，在疫情结束后同样适合加以固化和推广，以保障老百姓“菜篮子”工程、保证扶贫攻坚成效等。建议在财政、金融资金安排中对农产品供给、促销作专项切块安排，重点对农产品采购、销售企业、农业电商、物流冷链、仓储企业奖补支持开辟绿色专项通道，切实保障农产品产得出、收得上、运得来、卖得出、吃得到。
（2）创新农产品无接触配送模式。指导和推动“保供稳价安心”数字化平台与需要省份对接，建立省区分平台，为全国保障农产品供给和促进农产品销售、稳定物价和安定民心做出更大贡献。同时，建议有关部门安排专项技改、信息化建设、农产品市场建设资金，对农产品交易数字化平台（网络新市场）发展进行重点扶持，更快、更好、更强地建设营运，使之成为农业农村经济的“网络新地标”。
（3）有效发挥市场的作用。疫情防控是对我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保供稳价安心”数字化平台以市场为导向，以共建共治共享为手段，迅速凝聚了1100多家产业链各环节企业，在特殊时期起到“政府指到哪，市场走到哪”的“战时”作用。对这些有责任有担当、善于应用互联网技术的企业，建议在疫情结束后，给予财政奖补及金融支持，了解他们的需求与痛点并予以帮助，培育一批能力、实力强的又红又专的企业。
——选自《抗“疫”，这些提案及时、给力》，《人民政协报》，2020年3月6日
（五）关于“把中小学生还给学校”的提案
提案人：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陈众议
为减轻中小学生的学业压力、推行素质教育，20余年来我国多次出台减负政策。2010年，国务院印发《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更是将减负作为教改的重要目标。2011年，“减负”正式写进《政府工作报告》。然而，校内减负卓有成效，课外培训机构却似雨后春笋般涌现，尤以大中城市为甚。后者打着“赢在起跑线”和“推优集训”“对口教学”“早培”“坑班”等各色名目吸引中小学生，并且有进一步低龄化——向幼儿园蔓延的趋势。其背后关联的公共优质教育资源权力寻租、国家教育体系意识形态破相等现象不能不引起高度重视。
所谓“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教育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容不得半点差池。经过近十年素质教育实践，我们有理由认为，把中小学生还给正规教育机构——中小学校已迫在眉睫。
首先，素质教育必须建立在德智体美全身心培养学生的基础之上，而目前中小学校三点半下课和不留作业、不进行学业排名的做法大有矫枉过正之势。中小学校的确不能唯分数论，也的确不能揠苗助长，不能在应试教育上走偏走狭，素质教育不等于校内放羊。后者的结果便是目前校外厮杀之乱象。中小学生及家长被各种校外培训机构及其饥饿营销所绑架，苦不堪言。中小学生的课外时间被各种培训班、辅导班挤占，学习白加黑、五加二是常事，鲜有中小学生不在校外补习的。以北京市海淀区为例，少则两三个，多则七八个班次，中小学生揠苗助长式校外补习成为常态。无论校内成绩如何，谁都不能幸免。于是，孩子穷于应付，有的甚至不惜以各种借口请假，“脱校”参与补习大军。如是，“摩登时代”式报班刷题成为一道无法逾越的“晦暗风景”。以海淀区为例，只要我们稍加留意，每天晚上九到十点钟，从大钟寺到世纪城边、从中关村到清河桥畔，都会有大批孩子及其家长背着沉重的书包、拖着疲惫的脚步涌出各种“一对一”“冲刺班”“提高班”“超常班”“尖端班”“早培班”的课堂。
其次，学生家长承受着经济、精神、体力和时间的多重压力。他们咬紧牙关，或秉持“不进则退”的理念，或听信各种“推优”“对口”的忽悠，拽着孩子废寝忘食，有的甚至不惜辞职陪读，或以各种办法找关系、走后门，导致权力寻租等腐败现象滋生。
再次，校外辅导大多不是以服务孩子、使之健康成长、学业精进为目的。说是揠苗助长、超前培养还是好的，唯利是图、误人子弟才是不少辅导、培训机构的实际情况。试想，一个十一二岁的孩子，动辄几何学，甚至微积分；《列国志》甚至写策论；《新概念》甚至《牛津英语》，能吸收多少？于是，孩子们不是囫囵吞枣、死记硬背，就是狗熊掰棒子甚至一只耳朵进、一只耳朵出。
于是，本来旨在素质教育的减负，由于不同教育资源的合理配置挂钩、更不与中考和高考关联，导致“教改教改，改了老师的课，革了孩子的命”。久而久之，减负成为一句空话，孩子们变成了刷题机器和精神上永远长不大的“巨婴”。因此，为切实加强中小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我呼吁：与其让孩子们在校外培训机构费心、费力、费时、费钱，不如把他们还给学校。
具体建议如下。
（1）适当延长中小学生在校时间，即从目前的下午三点半延后至五点或五点半下课。这样既可以使学生在校完成作业，也可适当增加其文娱、体育和其他兴趣课程，同时与家长下班时间相衔接。
（2）不能将素质教育片面理解为少考试、不留作业和早放学。中小学生素质教育是公民终身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目前大量校外教学内容既不统一，又缺乏监管，难以将孩子们培养成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优秀公民，更遑论家国情怀。因此，取缔中小学校外培训机构势在必行。
（3）在中小学教育中增加考试和评估砝码。应试教育和唯分数论固然有害，但学校教育与公平合理的竞争并不矛盾。从某种意义上说，公平合理的竞争本身也是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个机制不能拱手让给校外培训机构。毕竟后者的主要目的不是培养优秀公民，而是赚取利润。
（4）尽快出台中学百分百就近入学政策，以便与小学就近入学配套。同时着力均衡教学资源。
（5）关闭任何学校以“择优”“占坑”“早培”等名义开设的各种校内外培训班。
（6）中考和高考应以中小学课标为导向，鼓励孩子多读书、读原著，根据兴趣发展特长，取消或减少与课内学习无关的各种试题与遴选机制。
（7）体现特色、鼓励拔尖人才的遴选和培养工作，应在学生所在学校或多所学校联合进行。
——陈众议：关于“把中小学生还给学校”的提案，中国社会科学网，2019年3月5日
（六）关于改善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学习讨论区的提案
案由：
“国有成均，在浙之滨。”今天的浙江大学，正在努力建设成为世界一流的综合型、研究型、创新型大学。而一所优秀的一流大学除了在师资力量、学生质量等方面有优势，其学校的基础设施建设也是不容忽视的。讨论区能够给大学生提供自主交流、学习讨论的空间，能够培养大学生自主学习与合作交流能力，无疑是基础设施建设的一个重要部分。然而相比境外高校，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现有的学习讨论区仍存在着以下几方面的不足。
1.学习讨论区数量不足
学习讨论区的数量不能够满足全校师生的需求，主要原因在于由于白天有日常的课程，讨论的时间段较为集中，主要为晚上9点到晚上11点，部分区域的开放时间仅仅到10点30分。另外有部分区域由于借用程序麻烦或者场地太小、环境较差等原因，利用率极低，导致学习讨论区使用紧张。
2.部分区域配套设施不全
学习讨论区的配套设施差异极大，有些地方配备电脑、话筒、投影仪，有些地方却连桌椅都未配备齐全。经过调查发现，宿舍一楼大厅、小剧场二楼讨论区、月牙楼一楼桌椅数量不足，且学习讨论区的配套设施不能满足实际需求，大部分讨论区都未配备电脑等常用设备。另外缺乏相关的设施，如插座、黑板等。
3.部分区域相互干扰性大
部分学习讨论区的开放程度大，互相之间没有明显的分割，造成相互之间的干扰性较大。宿舍一楼大厅、小剧场二楼讨论区、月牙楼一楼、食堂环境过于嘈杂，相互之间的干扰极大，环境极其不适合讨论。
4.部分区域功能混乱
例如，食堂本身的用途并非是自习讨论，而如今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造成了同一区域进餐与学习讨论同时进行的尴尬局面，如东区长廊的桌椅时而用作自习，时而用作讨论，职能定位不清晰。
5.部分区域的大小设置不合理
学校设置学习讨论区的时候没有根据实际情况合理规划，导致有些讨论区过大，有些讨论区则过小。比如，小剧场二楼的讨论区对于社团部门的讨论而言显得有些拥挤，而对于学习小组的讨论又有些过大。
6.学习讨论区的配套设施需要升级
学习讨论区是学生们用于学习交流、讨论的重要活动场所，需要完备的配套设施。现在部分讨论区存在着桌椅高度设置不合理、缺少配套的投影仪、无饮食提供等问题。为了给学生们提供一个更加完美高级的学习讨论区，要解决上述问题，需要对浙江大学现有学习讨论区的配套设备进行升级更新。
具体建议如下。
（1）增加桌椅数量。在教学区的空旷区域可以增加木桌椅的数量。对于现有的缺少桌椅的讨论区添置合适数量的桌椅。为寝室楼下大厅配备可套塑料凳，月牙楼一楼增加现有类型的讨论桌椅。
（2）合理开放部分区域作为学习讨论区。对于部分只供辅导员或者教师进行讨论的区域，对学生进行开放，从而增加现有的学习讨论区数量以满足现有学生对学习讨论区的需求。
（3）聘用管理人员。聘用学生管理员，提醒文明讨论，包括卫生、分贝、公共设施爱护等方面，改善学习讨论区的环境，减少邻近相互干扰性较大的讨论区的干扰作用。
（4）改善现有讨论区的配套设施。给除了教学区空旷处木桌椅外的讨论区配备小型黑板、插座。教室采用地面可翻式插座，每2～3个座位配一个插座。并在室内可增加投影仪的场所增加投影仪等设施。
（5）规定专门的讨论教室。由于教室场地足够大且相关配套设施齐全，所以规定专门的讨论教室，能够增加学习讨论区的数量，并且能够有效避免在教室进行学习讨论的学生影响自习的学生的情况。
（6）对墙体进行改变，减少干扰性。将图书馆信息共享空间的墙改建成真空隔音墙，减少对其他自习同学的干扰，且防止其他信息共享空间讨论的人互相之间有所干扰。
——选自《浙江大学第三十三次学生代表大会提案征集活动范文》，2020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