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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访谈类的访谈报告、访谈提纲、访谈成果表格等，可供参考。

（一）访谈报告——《专访焦守云：父亲的美德风范如阳光雨露》

焦守云：焦裕禄的女儿。

“这是我小时候打滑梯的地方。”“这是我跟奶奶住的房间，冬天的时候外面点上柴火，整个屋子的地都是热的，可暖和了。”回到北崮山村的焦裕禄故居，见到守在这里的父老乡亲，焦守云兴奋得像个孩子。在焦裕禄的六个孩子中，焦守云对博山老家感情最深。两岁多的时候就跟着奶奶回到了这个青砖灰瓦的四合院，直到1964年的春节，11岁的她随父母一同离开博山去兰考。然而，就在这一年的5月14日，焦裕禄永远地离开了。焦守云难忘父亲临终前对母亲的嘱托，把儿女养大、给老人送终、不要向组织提要求、不要救济。

“世人都知道焦裕禄有六个子女，并且名字也为大家所知晓，其实我们的名字还有另外的故事。”焦守云说，“大姐焦守凤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出生的；大哥焦国庆一听名字就带着浓厚的时代色彩，不用说他是在国庆节那天出生的；我原名并不叫焦守云，叫焦迎建，就是迎建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意思；我还有一个妹妹，因为她出生时哭得特别厉害，声音像铃铛一样，所以就叫玲玲，后来她参军嫌名字太娇气，为了紧跟时代，就给自己改为了守军，这一点她也的确做到了，最终她是在部队退休的；大弟出生于1958年，正赶上大跃进，所以取名跃进；小弟也是在洛矿出生的，1960年的口号是保钢保粮，所以叫保钢。对父亲来说，哪个孩子他都爱，没有远近之分。”

工作上兢兢业业的焦裕禄，在生活中对自己和子女也有着严格的要求。虽然焦裕禄的工资不低，但是要养活一大家子人，还要随时帮助困难群众，他自己的生活总是过得紧紧巴巴。但是对于组织上的照顾，他却坚决拒绝。一次，他在兰考县委墙上的福利救济名单上看到了自己的名字，他特意召开了机关党员大会，“我家既不在灾区，我本人又没有申请，为什么也有我？”对于自己受到照顾的事情，他态度非常坚决：“分给我的救济，我一分钱也不要。”

“父亲有天很晚才回到家，发现我大哥国庆还没有回来。一问，原来是到礼堂看戏去了。大哥回来后，他就问戏票是哪儿来的钱买的，大哥说检票员看到他是县委书记的儿子就让他进去了。父亲听了很不高兴，觉得国庆是利用干部子弟的身份看‘白戏’，是一种特权思想。他很严肃地教育国庆：‘你小小年纪可不能养成占便宜的习惯。演员唱戏，是一种艰苦的劳动。看“白戏”是一种剥削行为，是剥削别人的劳动果实。’”说罢，焦裕禄就掏出两角钱给焦国庆，让他第二天还给戏院。

“我大姐守凤初中毕业后，母亲想让她在县委大院当个打字员，但父亲不同意，说出了校门进机关门，缺了劳动这一课。其实各种好消息都有，但都被父亲拒绝了。大姐赌气不想理他。”焦守云说。

于是，正值妙龄的焦守凤被安排进了兰考的食品加工厂当临时工，焦裕禄还对厂长说：“小梅（焦守凤的乳名）到你们厂做临时工，进行劳动锻炼，要把她分配到酱菜组，这对于改造她怕脏、怕累的思想有好处。你们不要以为她是我的女儿，就对她要求不严了。”

谈及父亲焦裕禄，焦守云的言辞间满是敬佩，但其中也不乏淡淡的遗憾。从小就跟着奶奶在老家生活，虽然奶奶每年都会带焦守云去父母身边小住，但还是有些生疏。1964年春节，焦裕禄带着妻子儿女回博山老家过年。“父母这次回来，我怯生生地看着他们。高高大大的父亲微笑着，用煮好的猪肝和糖哄我：‘叫爸爸，叫爸爸就给你吃。’我虽然也馋，却不吭声，一个劲儿地往门后躲。这份遗憾，永远也不能弥补了。”那一年是焦裕禄参加革命工作以后第一次带妻子儿女回老家，也是最后一次。考虑到读书的问题，焦裕禄春节过后就把焦守云带回了兰考，他们一家八口，终于生活在一起了。

“他带我们看儿童剧《马兰花》，还教我们唱：‘马兰花，马兰花，风吹雨打都不怕。勤劳的人在说话，请你马上就开花。’他还带我们看电影《红孩子》，和我们一起唱主题曲《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他常常教育我们爱惜粮食，经常带我们唱《我是一粒米》：‘我是一粒米呀，长在田间里。农民伯伯种下我，多么不容易。’趁着我们的假期，他带我们下乡参加劳动，捡红薯、拾麦穗，然后颗粒归公。”

在焦守云的记忆中，这些时光是最美好的。“此后漫长的日子里，或者在深夜，或者在出差途中，或者在散步时，这段场景总是不由地浮现在脑海中。父亲离开我们几十年了，我们兄弟姐妹六人无论在何种岗位上，都勤勤恳恳工作，老老实实做人。父亲对我们的影响历久弥深。”

“人到啥时候都不能塌了脊梁骨。”

“所有的家人中，我对奶奶的感情是最深的。”焦守云深情地回忆道。奶奶名叫李星英，焦守云的童年时光是跟着奶奶度过的，而奶奶坎坷的一生，让她每次想起来都有说不出的心酸。

李星英嫁入焦家后，家道衰落，但这仅仅是苦日子的开始。“奶奶年轻的时候就死了丈夫，这对农村的妇女来说就是塌了整个天。”由于大儿子不知所踪，那时李星英就对焦裕禄说：“禄子，你哥回不来，出殡的时候只有你给你爹顶包打瓦了。你给娘记住，人到啥时候都不能塌了脊梁骨。”不料厄运从来都不单行，焦裕禄也被日本宪兵抓走，生死未卜，李星英只能自己披麻戴孝送走丈夫。

“奶奶是对我父亲影响最大的人。她教育我父亲：‘天上一颗星，地上一个丁，好男儿就要有担当。’让我父亲好好做人，不走歪门邪道。”1943年，焦裕禄受鼓动参加了一个所谓打鬼子汉奸的队伍，但发现这支队伍为了要粮要钱抓了老百姓吊打，因此他认为这支队伍“和其他汉奸土匪一样”，宁愿“全家饿死”也不能干下去，于是连夜跳墙跑了。“父亲堂堂正正的一生，受齐鲁文化影响深远，更直接受到我奶奶的言传身教。”

焦裕禄家中有6个孩子，平日里工作繁忙，焦守云和大姐焦守凤以及大伯家的两个孩子都由李星英一手带大。“奶奶毫无怨言，从来都是任劳任怨地照顾我们，农活、种菜、做饭、洗衣服，家里所有的事情她一个人都包了，也从来没听她说过累。”

2013年，中国歌剧舞剧院排练的一台歌舞剧《焦裕禄》进行全国巡演，其中一幕是焦裕禄从兰考回到老家探亲的场景：送别焦裕禄时，奶奶手里一直拿着一只小笤帚。起初很多观众不明其意，其实这个情节是焦守云和编剧沟通后加上的，因为在现实中，李星英老人确实也是这么做的。

“奶奶特别爱干净。父亲小时候每次外出回来，奶奶总拿小笤帚把他全身扫一遍，扫得干干净净。父亲的衣服虽然破，有补丁，但总是很整洁。奶奶把我打扮得也干干净净、漂漂亮亮的，她的这些美德也深深地影响了我们后代。”

李星英是裹着小脚的传统妇女，在焦裕禄被日本宪兵抓到县城时，她就靠这双小脚每隔一天走来回70多里的山路打探消息。后来焦裕禄被抓到抚顺，她亦忍着心中巨大的折磨与悲痛支撑起整个家庭。不久焦裕禄又随军南下，参军时刻有牺牲的危险，李星英深明大义，遵从儿子志愿参军的意愿，折射出这个女人的坚强与无私。

常年的过度操劳让焦裕禄的肝病到了无法挽救的地步，李星英的心又提了起来。在医院里看到焦裕禄被病魔摧残的面容以及疼痛的模样，她心如刀绞。但是她一直安慰着自己的儿子：“没有什么治不好的病，我们回家治病。病治好了我还给你纳千层底穿。”

尽管不愿意承认儿子的病是不治之症，可最终病魔还是夺走了焦裕禄的生命。李星英强忍内心的巨大悲痛，白发人送黑发人。“奶奶陪着母亲把丧事办完，那个时候她一滴眼泪也没掉，也没听奶奶说过什么。可她回家的时候，刚下八陡火车站，一下子就瘫软在地，手抠着黄土，放声大哭‘我的儿呀，我的儿呀，我的儿’，撕心裂肺，谁都劝不住。有人问她，为什么当时不哭，回到家却要哭。她说：‘俊雅还年轻，又带着六个孩子，将来所有的事情还要靠她一个人，我要是在那里大哭，俊雅该怎么活呀！’”

焦裕禄英年早逝成了李星英心中无法治愈的伤痛，在焦裕禄去世后几年的时间里，她的心情一直没有缓过来。焦守云说：“土改时，我家分到一个桃园，里面有个破窑洞，父亲刚去世的那段日子，每到傍晚的时候，奶奶因为思念他，一个人跑到窑洞里大哭，哭得特别悲痛，村里的人听到了，想去劝劝她，可又觉得让她哭出来更好。”

1966年，新华社发表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后，焦裕禄的事迹为全国所知。全国各地的人，一拨又一拨地跑到博山探访英雄的故居。“那个时候奶奶也感受到了一些慰藉，还有国外友人仰慕父亲的事迹跑到崮山。他们去了之后，都要听奶奶讲东讲西，更多的是陪着奶奶照张相。那个时候虽然父亲不在了，但在奶奶心中，这个儿子是多么令她骄傲啊！”

这个劳累一生的小脚女人不仅撑起了整个家庭，而且也培养出焦裕禄这样优秀的人民公仆，就连她自己的身后事也响应政府的提倡，进行了火化。正如焦守云所说：“中国妇女的优秀品质，在我奶奶身上都能体现出来。”

关于焦裕禄与徐俊雅的爱情故事，大众一直颇为好奇。焦守云说：“母亲外冷内热、不爱说话，和母亲在一起的时候，我也会向她打听往事，对他们的爱情大概也能描绘出一个轮廓。”

1950年6月，尉氏县选招一批人到河南省团校参加培训，焦裕禄就负责管理这些学员。焦裕禄打小就对乐器非常熟悉，出演歌剧《血泪仇》的故事也广为人知，才华横溢的他很快就吸引了徐俊雅的注意，两人因此展开了交往。由于焦裕禄大徐俊雅八九岁，而且两家的距离太远，这段恋情一开始遭到了焦守云姥姥的阻挠。不过幸而姥爷对焦裕禄非常欣赏，两人得以结为连理。

“尽管姥姥不是很满意，但母亲是个拗脾气，就认定了我父亲，还是和他领了结婚证。结婚那天，父亲拉二胡，母亲唱《小二黑结婚》中小芹的台词，引来众人的喝彩。”焦守云还谈到母亲一辈子都不能释怀的一件事情。婚礼举办得十分仓促，“她想绣一对鸳鸯枕头，不料时间太赶，还不好意思，只能躲到阁楼上面绣，结果只绣出了一只。当父亲英年早逝后，在40多年守寡的日子里，母亲总会懊恼当年为什么没有绣出两只枕头来。她总认为绣一只枕头不吉利，仿佛父亲早逝与它有关。那是她一辈子最后悔的事。”

虽说焦裕禄一生都在为事业奔波劳碌，夫妻二人聚少离多。但在大连车间进修的那段时间中，夫妻二人度过了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母亲给父亲买了一套黑呢子干部装，这也是他穿过的最好的衣服。为了接近苏联专家，父亲学会了跳舞。他瘦高个，悟性高，跳起舞来风度翩翩。苏联专家都夸他‘你一个拉牛尾巴的，舞也跳得这么好。’母亲也很时尚，烫了头发，穿上了时髦的布拉吉。”焦守云说，“这段生活经历，母亲回忆起来总是陶醉其中。母亲对我们讲：‘你爸爸一生没享过福，最好的日子都是在大连度过的。’”

天总不遂人愿，幸福快乐的时光又是如此悄然易逝。焦裕禄因病去世的时候，徐俊雅才33岁，还带着六个孩子。安葬完自己的丈夫，她一反往常地坐着县委仅有的一辆吉普车回到县委家属院，要知道这种事在焦裕禄生前，是根本无法想象的。“父亲特别公私分明。有时母亲到食堂打壶水他都不同意，说你是县委书记老婆，人家把水烧开你去提着用，人家都学你不乱套了，你不能带这个头。”

内心巨大的悲痛让徐俊雅暂时遗忘了自己和丈夫的“约法三章”，“母亲一下车，几乎院子里所有人都听到了她的哭声。我就赶快往外跑，听见母亲从外院哭到里院，哭得惊天动地，可我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跟她进屋后，大家一把把我的红头绳给拽了下来，然后就在做针线活的簸箕里找了个白布条给我扎上了。母亲把我搂过去说：‘你爸没了，你可要好好学习啊。’”

1966年，关于焦裕禄的长篇通讯发表后，徐俊雅更加触物伤情，每每看到便泪流满面。“多年来，看过她最多的场景，就是对着我父亲的遗像流眼泪。每次搬家，她首先要把父亲的遗像擦干净，再抱到屋子里。”

焦裕禄的去世让焦家的生活愈发捉襟见肘。“文化大革命”时期，徐俊雅需要每天做报告，作一场哭一场，下来后被红卫兵簇拥着，出来哗哗啦啦的一身毛主席像章。将徐俊雅送回家中，很多红卫兵就把他们的红袖章和战旗送给焦家。因为家里实在不宽裕，徐俊雅就用汽油把那些字脱掉，做成褥子用。

据焦守云回忆，“父亲走后几年，全家就没添过新衣服。但我们几个正是长个子的节骨眼儿，母亲就把父亲生前的衣服拿出来，剪剪裁裁弄成小一号给我哥哥穿。她一拿起那个衣服来，心里就难受，剪刀抖抖抖的。晚上我们都睡觉了，她睡不着就做活。”

徐俊雅后来担任兰考县副县长，也任过兰考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作为干部，无论是在大会上发言还是和领导讲话，她都应付自如。但她依然不喜欢说话，尤其不喜欢说违心话。曾有个节目要对她作访谈，有些台词是提前编好，需要她背下来回答，她觉得有些话未必是真话不肯照说。她就说：“咦！恁弄这，我说不成。”

作为一名干部，徐俊雅言出必行，一旦答应某件事情，就一定会办好，从来不故弄玄虚，虚以对人。对于很多跟她跑官、要官的事儿，徐俊雅做不来也从来不做。虽然盼望子女们上进，但是她从来不会替自己的孩子说话。她教育自己的儿女们：“你们做不好，别人只说这是焦裕禄的孩子，而不说是徐俊雅的孩子。”这句话成了焦家儿女的警示牌，多年来他们兄弟姐妹几个都恪守家风，生怕给父亲惹尘。

生活中的徐俊雅在女儿焦守云的眼中，是非常随和可爱的。“她在家里喂鸡、养花、种菜，什么都干。有时候她记性不好，就像个小孩子需要被照顾。”晚年的徐俊雅唯一的爱好就是打打麻将，每次和老太太们打完麻将散场，大家回家做饭的时候，都会顺便带点徐俊雅菜园里她自己种的菜。“晚年的母亲依然选择住在县委大院，之所以这样，主要是为了离我父亲的纪念园近点儿，方便怀念。每天一早一晚，她都会去园子里，走走路，说说话，练练八段锦，有时候也会跟老太太们去附近的麦地里挖些野菜。”

“2005年的春节，母亲是在我家过的，那是她过的最后一个春节。她喜欢绿色，我和弟媳就扯了块绿缎子，给她做了件棉袄。40年前，父亲带着她和孩子们寻根问祖，看养育他的山山水水，想必母亲也一定想起了这段往事。”一晃徐俊雅已经离开子女十余载了。这个沉默的母亲，用自己的宽容与坚强撑起了整个焦家，也用行动书写了焦裕禄精神。

——选自陈巨慧、张华艳：专访焦守云——父亲的美德风范如阳光雨露，澎湃新闻，2020年10月14日

（二）访谈报告——《志愿军老战士李相玉：最难忘的是一枚救命战友的胸章》

李相玉，1932年生，辽宁省法库县人。1945年9月参加东北民主联军。1946年被分配到东北民主联军第3纵队（后改编为第40军），1950年随第40军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志愿军凯旋后到北京第一坦克学校学习，后任坦克部队指导员、教导员。现为铁岭市作家协会会员，铁岭市历史协会理事，铁岭市关工委老干部报告团报告员。出版有《张闻天通信员的故事》等十余本书籍。

第一批进入朝鲜战场，停战后帮助当地修复基础设施后再回国……全程经历抗美援朝战争的老兵李相玉，在烽火中淬炼出不凡人生。

现如今88岁的李相玉已有些腿脚不便和视力问题，但1.8米的个头，依然挺拔的身材，仍透露着军人气质。

1932年出生在沈阳法库县的李相玉，13岁参军，21岁入党，曾任张闻天通信员、韩先楚警卫员，经历过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青少年时期都在枪林弹雨中度过。

李相玉5岁时，父亲上山打猎，被日本兵抓走后去世。12岁时，家贫吃不上饭，他逃荒到了离黑龙江省佳木斯市40里的一个小村子，靠给地主家放牛为生。13岁时，还没有步枪高的他加入了东北民主联军。

李相玉跟随东北民主联军第3纵队，从东北打到河北，再一路南下经过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一直到解放海南岛。还沉浸在解放海南岛的喜悦中时，第40军就接到上级命令，改道返回东北安东（现辽宁省丹东市）。

“战争（爆发）过去70年了，但对当年参战的志愿军来说却永远忘不了。”讲述起抗美援朝战争，李相玉短暂地停顿了一下，似乎是在斟酌从何处讲起。

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后的第一仗是在哪天打的？在什么地点？由哪一支部队打的？李相玉是见证者。

“抗美援朝第一仗是由志愿军第40军118师打的，在温井与两水洞之间的公路上，采取拦头、截尾、折腰的做法，只用一个小时就把南朝鲜（今韩国）一个营消灭了。”李相玉介绍说，这场仗由118师师长邓岳指挥。10月25日，队伍埋伏在两水洞两侧的山上和路沟里，等敌人到预定地点后，志愿军战士们突然从两边冲出，一排排手榴弹在敌人的汽车上爆炸，有些敌人跳下车来抵抗，有的都吓傻了，猫在石头后面躲避，不到一小时，敌人都被解决了。

“一个遗憾是，敌人的几十辆汽车都着了火，我们的战士不会驾驶汽车，没法把这些战利品留下来。”

以此为开端，志愿军边开进边歼敌，13天内共消灭敌人15000人，赢得了入朝作战的首场胜利，并将“联合国军”打回到清江川以南地区。

抗美援朝战场上，志愿军为了战胜敌人，保存自己，在大山中遍地挖防空洞，作为战斗间隙藏身之处。

“美国飞机太多了，早上天一亮，四架飞机就接连飞过来，一顿狂轰滥炸。等另外四架来接班了，这四架才飞走，一天飞机不断。”李相玉说，他在朝鲜的1000多天里，住防空洞800多天，是防空洞保护了自己的生命安全。

“蹲防空洞也挺有意思，洞和洞相隔一米多远，除了睡觉，大家也总是隔着距离唠嗑，讲故事，吹口琴，唱歌，热热闹闹。”

李相玉常给孙子辈讲起防空洞的故事：“战争胜利了，防空洞是取得战斗胜利的重要因素。现在我们住的暖气楼，又干净又漂亮，千万不要忘记当年住的又潮又湿的防空洞。”

在物资匮乏的战争前线，一条军毯、一个茶缸都让战士们感受到祖国的温暖，保卫祖国的决心更加坚定。“一次伏击战，我们一宿没睡，将30多个敌人一举歼灭，天亮回营后正好赶上发放慰问品。”李相玉说，慰问品每人一份，包括一条军毯、一包糖块、一个茶缸。茶缸正面写着“赠给最可爱的人”，下面写着“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赠”，上面还绘有和平鸽图案。

李相玉舍不得盖这条军毯，铺在地下怕沾上草沫子，盖在身上怕防空洞漏雨弄湿了。他把军毯叠得四四方方放在枕头边上，越看越高兴，越看越温暖。

这条军毯也救过李相玉的命。“一次夜间行军时，敌机打照明弹袭击我们，一块4厘米宽、12厘米长的弹片，打在我的背包上，当时我只觉得背后挨了一下打，没有感觉到疼。到了宿营地，发现外边的被子已经被打了个大洞，如果没有毛毯挡着，后背也会被打个洞，是毛毯救了我一命。”

在朝鲜，李相玉还经历了细菌战。当时，李相玉和战友们正在掩体内休息，一架飞机飞到附近，扔下多个大包，散落在雪地上。“我们以为是宣传品，上级规定，见到敌人宣传品用火烧。”等李相玉和战友们跑到跟前一看，几个大包里不是什么宣传品，而是苍蝇、蚊子、蟑螂、老鼠。“我们立刻报告了首长。首长指示，这是带细菌的有毒动物，赶快消灭掉，并指示卫生营官兵出动，捡些样品化验，又让我专门通知战地摄影干事王云阶去拍照，留下铁证。”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抽打，战士们把敌机扔下的有害动物都打死了。“但我们部队也有好几名同志受到了细菌的毒害。通信员吴天力在送信途中走到细菌所在区被感染，第二天他浑身红肿，腿肿得很粗。他在回国治疗的途中牺牲了。”

多年征战，李相玉荣获了十多枚功勋章，但他最难忘的却是一枚战友的志愿军胸章。“胸章相当于每名志愿军指战员的身份证。”李相玉说，“这枚胸章长约2寸，宽约1寸，用红色粗线将两层白色帆布缝合而成，正面写有‘中国人民志愿军’，背面是姓名、职务及部队番号。”

“这枚胸章是我们排长、我的救命恩人周凤岐的。”1952年，在坚守一个高地的战斗中，李相玉和周凤岐并肩射击，突然从左侧冒出三个敌人，周凤岐眼疾手快，射倒了敌人，但却被正面射来的子弹打中了。“我爬到排长身边，他一睁眼就大喊一声‘打敌人，不用管我’。他扯下自己的胸章，跟我说，胸章后面有我家地址，等停战后给我家去封信，就说我尽忠了。”李相玉接过胸章，又投入战斗，战斗结束了，却没了周凤岐的下落。

战场上，这枚胸章成了李相玉最珍贵的收藏。他用从被击落的美军飞机降落伞上扯下来的红绸布，把胸章左一层右一层包了五六层，在贴身军衣上缝了个兜揣在里面，希望有一天能替战友回家乡看望父母。

在战场上，这样的“托付”每天都在发生。“我有五个妈妈。”李相玉告诉记者，一位是亲妈，四位是干妈，这四位都是战友们的妈妈，他们在战场上牺牲了，把父母托付给自己，自己当全力尽孝。

令李相玉惊喜的是，他从部队转业回铁岭市后，打听到周凤岐并没有牺牲。周凤岐被抢救下来后，成了二等甲级残疾军人，也在铁岭工作。两位老战友又在铁岭“喜相逢”了。

1953年停战后，志愿军暂不回国，帮助朝鲜恢复建设。

李相玉所在的第40军，负责修复丰山贮水池。志愿军出动了4万余人，又在国内请来技术人员、后勤人员等千余人，经过两个多月的苦战，终于按时完成了任务。在数万朝鲜人民的洒泪欢送下，李相玉和战友们胜利回国。

回国后的李相玉，到北京第一坦克学校学习了4年，到坦克部队开上了坦克。

1980年，李相玉把三代单传的孙子也送去参军入伍。“孙子穿上军装可精神了，让我想起自己当兵的年代。我之所以执意叫孙子当兵，是因为我认准了解放军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军队，把我从一个山沟里的放牛娃培养成党员和革命干部，全家过上幸福生活，对我恩重如山。”

离休后的李相玉也没闲着。“家人都说，我现在应该打打扑克、下下象棋，享受晚年生活了。但我觉得，一个共产党员，就是要‘将革命进行到底’。”他找到街道，在社区书记岗位上一干就是七年，修建了小广场，成立了社区秧歌队，还建立了一个婚姻介绍所，所在社区年年被评为先进社区。

社区换年轻人后，闲不住的李相玉参加了铁岭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组织的各项工作，担任多所学校的校外辅导员。他给孩子们讲述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中的英雄事迹，还帮助学校把一些“网瘾”少年拽回课堂。

经常讲英雄故事的李相玉想把这些英雄人物和战争胜利的事例写出来。离休后，他相继出版了《张闻天通信员的故事》《希望的田野》《龙山凯歌》等十余本书籍，还在《解放军报》《辽宁日报》等报纸上发表稿件500余篇。“我是不能永远讲下去的，把这些红色故事记载下来，就是要告诉我们的子子孙孙，我们的胜利来之不易，应该好好珍惜、爱护和发扬。”

回首烽火岁月，李相玉感慨无限。“祖国越来越强大，大家的日子越过越幸福。自己恨不能再回到年轻时，再当一次兵报效祖国。”

——选自王莹：志愿军老战士李相玉：最难忘的是一枚救命战友的胸章，《参考消息》，2020年9月11日

（三）访谈报告——《王森：扬起绿色人生的风帆》

导语：在自主创业大军中，每个创业者都有自己的创业之路，有着自己的故事，但王森的道路更为独特，因为从一开始，他就把自己的事业和公益联系在一起，并乐此不疲；而且，他的环保、公益，并非简单的一次活动，而是把它作为一份事业，去策划、组织、经营、管理。从这种独特的环保与创业之路，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带有使命感和事业心的新时代年轻人。

个人简介：王森，男，浙江湖州人，浙江万里学院电子信息学院2007届毕业生。在校期间，曾获得“绿色中国年度人物”提名、“浙江省绿色公益使者”“浙江省十佳环保志愿者”“浙江省优秀毕业生”“浙江省优秀学生社团干部”“浙江省暑期社会实践省级先进个人”等荣誉称号。现任宁波德森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浙江万里学院大学生创业导师。

“我不是从小就关注环保的，只是在‘环太湖行’后，才意识到我们这一代人，确实应该做点什么。”当被问到“为何走上环保之路”时，王森略加思索后，认真地说。

2004年7月，王森带领着一支由16名万里学院学生组成的实践队开始了环太湖徒步考察，他们的目的是对太湖进行水质调研。7天的行程中，实践队克服种种困难，环太湖徒步经过了湖州、长兴、无锡、马山、苏州等地。

在走完291千米的行程后，他们从全流域的角度分析了太湖水质，发现靠近苏州的东太湖和靠近无锡的西太湖水质有很大的不同，东太湖水质明显优于西太湖。而且，在马山、西山等地区，太湖富营养化很严重。

“该湖每年创造经济利益几千个亿，却承载着难以想象的压力——富营养化。”在为这一难以想象的现实感到震惊的同时，王森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作为当代大学生，要为环保贡献一份力。

于是，王森返校后开始大量阅读环保方面的书籍，通过查找互联网上海量的信息，决定通过非政府民间环保组织，传播环保知识，将环保意识植入人心。

作为一名学生，要成就一番公益事业，其困难可想而知，但出于对环保事业的热爱和“向困难永不妥协，对希望永不放弃”的信念，王森，一位普通的万里学子，承担起了一般人不愿意，甚至是不屑或不敢承担的责任。他的执着令人钦佩，他身上显现出了万里精神：只要有1%的希望，就要尽100%的努力。

王森明白，作为公益事业，单靠一己之力是无法完成的，而环保，必须有更多人的参与和支持才能真正落实在实处，尤其加强人们的环保意识，才是关键。经过认真思考，王森制定了从身边做起，联合“草根”力量，让更多同学参与进来的初步行动计划。暑假结束后，他着手创办千人社团唤青社。王森的环保计划，得到学校、老师和同学的积极支持和响应，在多方共同努力下，唤青社顺利成立。

社团的成立仅仅是个开始，在王森看来，要把事业做大，就必须好好经营。他认为社团的运行也是一种经营，他尝试用公司的管理和运行模式去经营社团，并用社会的标准来严格要求自己和同学们所做的工作；同时他也要求大家全力以赴、敢于创新，这些管理方式的尝试，为他毕业之后的发展做了铺垫。

短短一年时间的努力，王森的社团开始不断壮大，由一个院级的社团，发展成为一个以校级唤青社为核心，四个院级分社为分支的综合性社团，成为浙江万里学院历史上最大的完全由学生运营的社团。从最先的几十人，唤青社一步一个脚印发展成为一支浩浩荡荡的2400人的环保大军。

唤青社从万里校园里异军突起，成为中国高校学生社团成功发展的典型。作为首批加入国家环保总局（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部的前身，现已撤销）、中国环境文化促进会绿色中国青年论坛的社团，也获得了浙江省优秀学生社团、浙江省优秀环保社团、设计师青年志愿者杰出集体等荣誉。在省内，唤青社也与多所高校环保协会，多家社团或非政府组织NGO机构建立长期友谊关系。

不懈的努力，执着的追求，开始结出丰硕的成果。在王森及其团队的影响下，接受他的环保理念的人也越来越多了，社团里的会员都知道竹子的生长周期短于树的生长周期，所以尽可能选用竹筷、购物时自备环保布袋，他们都会把环保理念寄于生活之中。

而王森及其唤青社的环保行动，也得到了社会的广泛认同。“唤青社”不仅是浙江万里学院里最有名气的社团之一，更是宁波众多大学学生社团中最有影响力的一个。他带队远赴太湖、贵州进行徒步环保考察，他们精心调查绘制的“宁波绿色生活地图”获得各界人士的肯定，其创意也荣获浙江省环保创意大赛评委会大奖。此外，组建“它世界”护卫队、清除牛皮癣、保护“母亲河”等活动，都受到了社会的广泛赞誉。

在2005年“绿色中国年度人物”的评选中，浙江万里学院学生王森获得提名。

走在环保路上的他，已不再孤单。他的行动唤起了“草根”们的环保意识，得到了社会的广泛认可。

鄞州南部商务区华越国际大厦，12层的写字楼，全部由宁波汇富商务有限公司承租，而这家公司的创始人，则是刚刚走出校门的80后青年王森。王森带领公司主打品牌，从事室内装修、物管到财务等业务。王森想把自己的公司做成宁波甚至全国的“雷格斯”。雷格斯，是全球最大的办公空间解决方案供应商，其广泛的产品和服务范围使个人和企业可以随时随地以任何形式办公。

2007年走出校门后，王森便走上了创业之路。转型速度快，这是他对自己的评价。

王森在短暂的饮食业运营之后，不满足于它的“不可复制性”，于是特地到香港去寻找商机，“雷格斯”在香港的项目令他大开眼界。“服务式商务中心，这个概念很新，也很吸引人。”王森觉得，这在宁波一定会有拓展空间。鄞州汇亚国际第27层，这是王森承揽的第一个项目。“最开始思路简单，就是招商。”在他们的运作下，短短三个月，1500平方米的办公场地入住率就达到80%。全新的理念得到多数人认可，令王森信心大增。2012年，王森又在南部商务区健辰大厦承租了两层楼；2013年3月，承揽华越国际大厦的招商、招租业务。王森看到企业对物业、服务外包代理等方面需求越来越多，为此，他成立了“名邦物业”“宁邦建筑”“瑞祥会计”等子公司。

“我们想做宁波甚至中国的‘雷格斯’”。根据计划，公司会在年内推出秘书、翻译、接待等业务，为客户开展打包服务。目前，该公司还与南部商务区的两幢新楼宇进行了承租签约。王森相信自己一定会在服务式办公室领域走得更远。

2014年5月16日，浙江万里学院2014年度“科技万里”暨第六届创业文化节开幕式在钱湖校区学生协同创新中心成功举行。此次活动以“‘护水使者’话创业、‘五水共治’蕴商机”专题座谈会为中心展开，王森受邀参加活动。

在会上，王森结合自身经历，提出“公益创业”这样的新时代热点，并指出治水就是很好的投资，要将创业实践和具有经济文化社会意义的发展战略相融合。同时，他也邀请同学们共谈“五水共治”中当代青年的责任与行动，探讨其中蕴含的商机。

王森在向学弟学妹传递环保意识和创业经验时，也开始思考着下一个发展的起点。

创业是大学生气魄和勇敢的结晶，选择了创业就等于选择了跑马拉松比赛，大学4年的学生干部经历给了我很多工作经验，我曾经运用管理公司的模式来运营社团，包括唤青社的轰动一时，这些经验都是我创业成功的基石。在创业过程中，企业取得阶段性成功，最大的秘诀是替客户省钱。创业不是度假旅游，而是开辟一条新路子，闯出一片新天地。既然你已经选择好路，那就勇敢接受途中酸甜苦辣的洗礼吧，关键在于你是否能从每次创业失败或者挫折中反思和总结，并形成创成业、创好业的方法。另外，不要盲目复制，更不要惧怕被复制，就像我们的服务式商务中心从美国引入宁波，不是原版照搬，而是结合宁波写字楼的特点重新开发。创业者要达到成功彼岸，务必要挑战自我，历练勇于承担责任、甘于付出、求真务实、永不言败及激情开拓的做人做事的精神。我相信，创业者所到达的彼岸肯定比旅游者的更精彩。

——选自蒋建军：《创新创业创青春》，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