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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周边安全机制，营造睦邻友好环境，是我国安全政策的基本着眼点。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周边东、西、南、北4个方向都曾爆发过局部战争或边境冲突。保持和维护本区域的安全利益，是我国和周边国家共同追求的目标。我国需要长期和平、稳定的周边环境，把同周边国家发展睦邻友好关系作为既定国策，积极参与构建地区安全机制，营造良好的周边安全环境。

（一）构筑软实力，强化新战略安全观

国家安全涉及哲学问题，其往往体现国家大战略的总体思想。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围绕国家安全问题产生了新的现代战略文化。着眼需要，我国树立并遵循“综合安全观”这一新战略安全观。综合安全观认为，国际安全问题除了以主权概念为核心的政治安全和军事安全之外，还有经济安全、环境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等一系列新的安全问题。其中经济安全的重要性日益突出，它是综合安全的基础和持久安全的根本保证，各国在维护经济安全方面有着越来越多的共同利益。1997年发生的亚洲金融危机就曾引发某些国家的社会、政治和军事危机。我国的新战略安全观主要包括：以国家为安全主体，突出主权安全；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政治基础；以相互安全为理论前提；以综合安全为安全维护的内容；以合作安全为实现安全的途径；以“共同安全”和“普遍安全”为目标；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新安全观的核心。

安全观对国家的软实力具有很强的依赖性。一个国家所倡导的安全观能否为多数国家所接受，与该国软实力的强弱有着非常直接的关系。“软实力”是一种吸引力，让别的国家不由自主地跟随你。我国传统文化中有很多非常吸引人的地方，“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为贵”等思想具有极强的凝聚力，在东亚地区的影响非常广泛。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发展模式的巨大成功所产生的广泛影响，已成为我国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我们仍必须正视我国的“软实力”还有待进一步加强和完善的现实。

（二）致力于发展新型大国关系

纵观世界战略形势的演变，我国要实现自己的安全战略目标，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际战略平衡。前苏联解体前，在中苏美大三角格局中，我国利用“战略平衡”赢得了有利的战略地位。冷战结束后，面对新的安全环境我国必须最大限度地推动国际战略平衡，广交天下朋友，扩大自己的安全空间。

我国历来重视与大国发展关系，面对冷战后国际体系复杂化的挑战，在发展大国关系政策上也有新的定位。

一是不对抗、不结盟、不针对第三国的原则定位。建立大国间健康、稳定的关系对地区乃至世界和平与安全至关重要。《中俄联合公报》声明：中俄的合作不针对第三国。中国出于共同利益的考虑，重视与大国加强合作与协调，改善和发展与各大国的关系，提出不对抗、不结盟、不针对第三国的大国关系原则，不仅符合大国关系发展主流，也为中国塑造良好的国际形象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二是包容整体利益的“双赢”策略定位。冷战思维包含霸权思想、“零和”游戏、迷信实力或武力及“单赢”思想。冷战虽已结束，但种种冷战思维并未销声匿迹。冷战没有毁灭世界，但冷战思维仍会制造灾难性的后果。因此，与时代潮流合拍的高度政治智慧应当是包容整体利益的“双赢”策略。我国在发展大国关系中努力构筑伙伴关系框架，为我国营造一种良好的国际环境发挥积极作用，也不失为一种实现“双赢”的理念基础。

三是多重角色并举、灵活多变、万变不离其宗的角色定位。在复杂多变的国际政治体系中，我国可以就不同的问题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领域做出合作、伙伴、旁观、挑战、领导等多种角色的选择。同样，伴随着冷战的结束，大国关系也出现了一些重要的新特点：摩擦不放弃合作，并且以合作而不是冲突来解决争端的方式日益增加；大国关系中“敌”、“我”、“友”界限模糊；国家利益成为形成和解决国家间矛盾的主要因素。我国注重在国家利益基础上构筑良性互动、多边平衡的新机制，并在内外战略上向以经济、科技为导向的综合国力倾斜。我国注重多重角色并举、灵活多变、万变不离其宗的大国关系战略，就是以国家利益作为对外行为的根本出发点。可以在政治领域是对手而在经济领域是伙伴，或昨天是对手而今天是伙伴。美国学者戴维·香博认为：“对手的确可以在某些有限的领域（其中许多具有战略意义）进行合作，而同时保持着竞争性的、有时引起争议的关系”。

（三）稳定周边，改善安全环境

我国的睦邻政策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核心。“近者悦，远者来”、“四邻安，国乃兴”、“亲仁善邻，国之宝也”等是我国传统的处理对外关系的方略。历史上我国与一些周边国家曾有过宗藩关系，反对大国沙文主义是我国政府的一贯方针。周恩来曾在亚非会议上强调：“一切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我们重视这个问题，因为我们是一个大国，容易对小国不尊重。我们在人民中就经常提出警惕大国主义思想的问题。由于历史的传统，大国容易对小国忽视和不尊重，因此我们经常检讨自己。”

营造稳定的周边环境是我国发展经济的必要前提，也是进一步发展与全球性大国合作关系的基础。首先稳定陆地边界，继续加强与俄罗斯的经贸、科技、能源及战略利益“捆绑”；维护南亚战略平衡，争取与印度关系有新的改善，继续发展与巴基斯坦的传统友好关系；在东部濒海战略带，一方面在东北亚继续推进与朝、韩友好合作关系，并与美国合作，防止局势失控；增进与日本的信任度，对两国间的具体争端，力避向全局扩散，而对日本军事大国化问题，则要继续保持高度警惕。同时加强与东南亚各国的战略合作，以经贸为基础，落实中国—东盟贸易区计划，在推动区域化的同时，加强安全对话，举办博鳌亚洲论坛等，加强与东盟和周边国家的联系。我国是亚太地区的政治和经济大国，立足亚太是我们坚定不移的方针。

（四）重塑国家安全体制和区域合作机制

全球化是客观和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国家安全的挑战已经涉及全方位。以国防为主导，包括军事、政治和社会的传统安全仍然是国家安全的支柱。以经济为中心包括科技与信息安全、金融安全、石油安全、生态与环境安全、粮食安全等非传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基石。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必须坚守的精神阵地。国家综合安全没有平时、战时之分，也没有前方、后方界限，需要动员综合国力，建立包括危机预警、反应评估、管理保障在内的指挥控制与协调机制，并由国家立法，形成对国家安全体制、机制和各要素的规范化。国家安全体制和机制的建立是保证国家安全的必要条件，并应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不断发展。所以，我国把践行新安全观的重点放在积极推进安全体制的重塑和建设上，通过重塑国家安全体制和区域合作机制巩固新安全观所取得的成果。

一是深化上海合作组织的机制化建设。自《上海合作组织成立宣言》等一系列文件签署以来，这一地区性的国际组织已经向机制化的方向迈出了坚实的步伐。但总体而言，要应对不断出现的新挑战、新问题，这一组织还需要进一步明确其在地区和国际政治舞台上的位置，并进一步加强该组织的机制化、制度化建设，在组织内部形成统一的合作管理系统。二是积极推动东盟地区论坛的机制化进程。东盟地区论坛成立以来，通过不同层次、不同形式的对话，为各成员国提供了一个相互了解和表明各自对安全问题的观点、立场，以及增加信任、防止冲突的广阔舞台。但是，由于亚太地区各国社会制度和经济体制的差异，文化传统和宗教习俗的多样性，政治安全形势和国家利益的复杂性等诸多原因，东盟地区论坛至今仍是一个较为松散的安全对话与合作的组织形式，因此还不能算是一个完整意义上的区域性国际安全组织。但东盟地区论坛不可能长期处于一个“清谈馆”的状况，而且随着成员国间信任措施的逐渐建立，论坛不可避免地会向对其成员国更有约束性的预防性外交方向发展。预防性外交要求实施某些具有约束力的措施，如建立“减少危机中心”，派出调查事实的“特别代表”，论坛主席国获得“斡旋权”，等等。由于这一阶段将会涉及地区内的一些具体安全问题，如南中国海问题，因此中国方面应该积极主动地施加自己的影响，推动机制建立朝着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五）独立自主，和平推进多极格局

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是中国外交的首要方针，也是我国对外开放的重要保证。独立自主的关键在于不置于任何一个国家的影响之下。新中国成立后，虽曾一度采取“一边倒”的战略，但没有成为前苏联的卫星国。《中美联合公报》发表后，中美苏之间形成了著名的“大三角”关系。我国在国际战略平衡中强调多种文化的融合，加强多边协商和合作机制，主张通过谈判和协商解决国际争端，不诉诸武力，等等。

在多极化格局中，有多个独立的权力中心，这些权力中心没有一个强大到可以左右别的国家，这个格局可能相当稳定，维持同样的互动模式，因而发生战争的概率较低，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某些大国的一意孤行，给某些小国在特殊情况下发挥较大作用提供了条件。因此，推动多极制衡战略有利于我国开拓外交活动空间，拓宽战略回旋余地，有利于合纵连横，制止霸权，有利于地区稳定和世界和平。

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国坚持独立自主、和平外交和不结盟政策。坚持所有国家不论大小、贫富、强弱一律平等，反对以大欺小，以富压贫，以强凌弱，尊重别国的独立自主，尊重别国的民族利益和民族尊严。和平与发展已成为当今世界主题，和平与安全因素进一步增长，总趋势走向缓和。在世界形势趋于缓和的环境中，我国安全环境既有机遇，又有挑战，而机遇大于挑战。抓住有利机遇，利用和争取较长的和平环境，发展经济，增强综合国力，加强国防现代化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