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3 诊治手段的新奇百样
兵无常势，行无定法。人们最初面对疾病时也是无从下手，黑猫白猫逮着老鼠就是好猫，人们也正是从不断的摸索中逐渐总结探索出了一套治病救人的方法，是为“医术”。早期的中医可以算得上是朴素的经验主义医学，人们根据对疾病和对自然的理解，因势利导、对症下药，采用了各种各样的医治手段。这个时期的中医治病是创造性的，没有条条框框的束缚，也没有望闻问切等固定的一套流程，所以我们有幸看到了历代名医别具特色、充满了创造性的治疗手段。
1．外科手术
直观来讲，中医和西医最大的区别就在于西医大量采用外科手术而中医一直在研究人体。其实中医外科并不是不存在，远在汉代就曾经达到过相当高的水平，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中医学在理论和实践方法上的不断进步，大部分的疾病都可以通过针灸、药物等治疗方法达到治愈的效果，而这些痛苦大、损伤重、伤经断络的外科方法就渐渐被更加“文明”和“简便”的内治法取代了。这并不是一些人认为的中医的缺陷，相反，这实际上是一种文化造就的文明，中国特殊的文化氛围造就了中医学的特殊研究方法，在这种条件下，中医学同样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许多其他医学只能使用外科方法解决的问题在这里却可以使用内治的方法达到同样的效果，不得不承认它卓越的科学性和其理论的精妙深远，同时，这也是中医学一直以其理论凌驾于其他医学之上而经久不衰的根源所在。
不过，中医也必然要面临做手术的时候，这当然对人体要有一个清晰的认识，这就要先从解剖说起。
由于先秦时期古人已对人体解剖有较深刻的认识，因此在医疗实践中便有了相当水平的外科手术。《史记·扁鹊仓公列传》曾这样介绍上古名医俞跗的外科医术：
上古之时，医有俞跗，治病不以汤液、醴酒、镵石、挢引、案抚、毒熨，一拨见病之应，因五脏之输，乃割皮解肌，诀脉结筋，搦髓脑，揲荒爪幕，湔浣肠胃，漱涤五脏，练精易形。
试想，要是俞跗治病时没有人体解剖的基本知识，他的外科手术能够如此熟练而得心应手吗？当然，由于《史记》作者司马迁是生活在西汉时期的，因此其中也难免会掺入西汉时期的一些医学成就，但是无论如何，以治学严谨著称的司马迁记述俞跗擅长外科手术的事迹，绝难想象他会毫无根据地夸张铺陈。
在天凤三年（公元16年），篡夺了西汉政权的王莽捕得了一个名叫王孙庆的“反党”，王莽便“使太医、尚方（专门制造皇室所用刀剑等兵器及玩好器物的官署，主官为令和丞）与巧屠共刳剥之，度量五脏，以竹筵导其脉，知所终始，云可以治病”。尽管这是一次切切实实的政治屠杀，却也是一次真正的人体解剖实践，对于提高古代医生的解剖水平及人体组织器官的认识水平来说，有一定的作用。
对人体认识的积累使外科手术成为可能，而中医公认的外科手术鼻祖就是华佗。
华佗，字元化，沛国谯（今安徽亳县）人。据人考证，他约生于汉永嘉元年（公元145年），卒于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这考证很可疑，因为《后汉书·华佗传》有华佗“年且百岁，而犹有壮容，时人以为仙”的记载。据此，华佗可能不止活了六十四岁。华佗生活的时代，当是东汉末年三国初期。那时，军阀混战，水旱成灾，疫病流行，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当时一位著名诗人王粲在其《七哀诗》里写了这样两句：“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这就是当时社会景况的真实写照。目睹这种情况，华佗非常痛恨作恶多端的封建豪强，十分同情受压迫、受剥削的劳动人民。为此，他不愿做官，宁愿拿着金箍铃，到处奔跑，为人民解脱疾苦。不求名利，不慕富贵，使华佗得以集中精力于医药的研究上。《后汉书·华佗传》说他“兼通数经，晓养性之术”，尤其“精于方药”，人们称他为“神医”。他曾把自己丰富的医疗经验整理成一部医学著作，名曰《青囊经》，可惜没能流传下来。不过，不能因此就说他的医学经验就完全湮没了，因为他许多有作为的学生，如以针灸出名的樊阿，著有《吴普本草》的吴普，著有《本草经》的李当之，把他的经验部分地继承了下来。至于现存的华佗《中藏经》，那是宋人的作品，用他的名字出版的，其中也可能包括一部分当时尚残存的华佗著作的内容。华佗的高明之处，就是能批判性地继承前人的学术成果，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创立新的学说。中国的医学到了春秋时代已经有了辉煌的成就，而扁鹊对于生理病理的阐发可谓集其大成。华佗的学问有可能从扁鹊的学说发展而来。同时，华佗对同时代的张仲景学说也有深入的研究。他读到张仲景著的《伤寒杂病论》第十卷时，高兴地说“此真活人书也”，可见张仲景学说对华佗的影响很大。华佗循着前人开辟的途径，脚踏实地地开创新的天地，例如当时他就发现体外挤压心脏法和口对口人工呼吸法。这类例子很多，最突出的应数麻醉术——酒服麻沸散的发明创造。利用某些具有麻醉性能的药品作为麻醉剂，在华佗之前就有人使用，不过，他们或者用于战争，或者用于暗杀，真正用于动手术治病的却没有。华佗总结了这方面的经验，又观察了人醉酒时的沉睡状态，发明了酒服麻沸散的麻醉术，正式用于医学，从而大大提高了外科手术的技术和疗效，并扩大了手术治疗的范围。据日本外科学家华冈青州的考证，麻沸散的组成是曼陀罗花一升，生草乌、全当归、香白芷、川芎各四钱，炒南星一钱。自从有了麻醉法，华佗的外科手术更加高明，治好的病人也更多。他治病碰到那些用针灸、汤药不能治愈的腹部疾病，就叫病人先用酒冲服麻沸散，等到病人麻醉后没有什么知觉了，就施以外科手术剖破腹背，割掉发病的部位。如果病在肠胃，就割开洗涤，然后加以缝合，敷上药膏。四五天伤口愈合，一个月左右病就全好了。华佗在当时已能做肿瘤摘除和胃肠缝合一类的外科手术。一次，有个推车的病人，曲着脚，大喊肚子痛。不久，气息微弱，喊痛的声音也渐渐小了。华佗切他的脉，按他的肚子，断定病人患的是肠痈。因病势凶险，华佗立即给病人用酒冲服“麻沸散”，待麻醉后，又给他开了刀。这个病人经过治疗，一个月左右病就好了。他的外科手术得到历代的推崇。明代陈嘉谟的《本草蒙筌》引用《历代名医图赞》中的一诗作了概括：“魏有华佗，设立疮科，剔骨疗疾，神效良多。”可见，后世尊华佗为“外科鼻祖”是名副其实的。
华佗之后，外科手术发展到隋唐，已达到颇高的技术水平，《诸病源候论》较真实地保留了隋代肠吻合术、大网膜血管结扎术、大网膜坏死切除术等手术方法和步骤。
1）肠吻合手术
《诸病源候论》指出：“夫金疮肠断者……肠两头见者，可速续之。先以针缕如法，连续断肠，便取鸡血涂其际，勿令气泄，即推向纳之。”并强调肠吻合术后“当作研米粥饮之，二十余日，稍作强糜食之，百日后乃可进饭耳”。
2）大网膜血管结扎术与坏死大网膜切除
在巢元方的著作里，叙述了外伤性大网膜部分坏死的手术治疗，指出：“……安定不烦，喘息如故，但疮痛者，当以生丝缕系，绝其血脉，当今一宿，乃可截之，勿闭其口，膏稍导之。”从这一段文字所描述的内容与要求看，首先强调了大网膜部分切除的手术适应证，在手术疗法与步骤上则要求先用生丝线结扎大网膜外伤坏死部位的血管，“绝其血脉”，然后观察24小时，“乃可截之”。
3）外伤伤口内异物剔除原则
《诸病源候论》的金疮伤筋断骨候、箭镞金刃入肉及骨不出候以及金疮久不瘥等篇，均明确强调：“若碎骨不去，令人痛烦，脓血不绝……须令箭镞出，仍应除碎骨尽，乃敷药。不尔，疮永不合……缺刃竹刺久而不出，令疮不愈。”对种种创伤内异物，不但认清其为创伤久不愈合或脓血不绝的根源，还确立了“当破出之”的手术剔除治疗原则，并指出只有如此，才能达到“疮则愈”的目的。
此外，外科急救术和医疗技术在隋唐时期仍有进步，比前代也有一定的发展。例如，孙思邈在处理外伤性阴囊撕裂时强调：睾丸脱出“推内之，以桑皮细作线缝之”。又如急救小儿误吞针或骨刺哽喉，创造性提出“取鹿筋渍之令软，合而萦之大如弹丸，以线系之，持筋端吞之入喉，推至哽处，徐徐引之，刺着筋中出”。又如灌肠与导尿，孙思邈也颇多心得。他强调煮好药汤，“适寒温，用竹简缩（吸）取汁，令病人侧卧，手擘大孔（肛门）射灌之，少时当出恶物。”此外，孙氏还在其著作中记述了保留灌肠法用以治疗垂危之疳湿痢，一用竹管将药物吹入肛门内约10公分处，一用竹简吹药入肛门内疳疮上敷之。又如尿闭的急救处理，孙思邈不但总结了前人许多用尿道刺激的方法促进排尿，而且创造发明了葱管导尿的医疗技术。他提出：“凡尿不在胞中，为胞屈僻，津液不通，以葱叶除尖头，内阴茎孔中，深三寸，微用口吹之，胞胀，浸液大通，便愈。”
隋唐时期外治法得到了迅速发展，唐政府比较重视外治法，在太医署医学教育的分科中，将针角法（拔火罐疗法）为代表的外治法纳入独立之学科，以培养专科医生。《外台秘要》记载了两种新的针角法，即“水蒸气拔罐法”和“针刺拔罐法”。孙思邈在其《千金要方》中还首先记载了磁石外用治疗耳聋的方法，即将完整的磁石放入病者患处，借助天然磁石的微弱磁场来治病，这对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唐代还有将磁石制成盆、枕一类的保健器具长期使用的记载。除此之外，《千金翼方》和《本草拾遗》中均有砂浴疗法的描述，记载的方法及适应证与今天理疗学中所说的砂浴疗法基本相同。值得一提的还有隋唐时期的矿泉疗法，我国古代矿泉疗养开始很早，但隋唐以前在范围和规模上还是很有限的。隋唐时期，情况已大不相同，统治阶级耗资修建临潼矿泉，唐政府还专门设置了管理皇家矿泉的官吏，其影响大为扩大，矿泉疗法在普通百姓中亦有一定程度的普及。
2．针灸
魏晋南北朝时期，针灸学科取得了显著进展，主要表现在针灸学科的确立。
针灸学科确立的显著标志，是针灸学大师皇甫谧根据《灵枢》、《素问》与《明堂孔穴针灸治要》三书，参考古代医学文献，总结了春秋战国以来针灸学的经验与成就，撰成《黄帝针灸甲乙经》十二卷，共一百二十八篇，该书集针灸学之大成，为中国现存最早的全面系统的针灸学专著，为我国针灸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皇甫谧的《黄帝针灸甲乙经》在《黄帝内经》130多个穴位和《脉经》的基础上，对十四经穴作了全面系统的归纳整理，将穴位总数增加到349个。每个穴位的别名、部位、取法、何经所会、针刺深度、留针时间、禁针穴误刺后果等，皆具体载述。穴位按头、面、耳、颈、肩、背、胸、腹、手三阴三阳经、足三阴三阳经的次序，由四肢至头面、躯干，依次向上向心排列，这种排列方法虽还没有完全与十四经结合起来，但却为腧穴经络相结合开辟了新途径。
《黄帝针灸甲乙经》记述有别名的穴位70多个，都形象而准确地概括了穴位的位置与功用的特点，对349个穴位的位置与取穴方法都有具体准确的记叙，有的根据患者口腔活动取穴，有的根据患者体表静脉分布取穴等，对提高穴位定位的准确率具有重要的意义。
《黄帝针灸甲乙经》载有80多个会穴，后世极少增减。这些会穴，大多分布于头、面、躯干部，如大椎为三阳经与督脉之会，不但能治督脉本经“脊强反折”等病证，且能治疗所有三阳各经的病证。其交会穴理论，不仅为后世考察和确定穴位提供了依据，对扩大穴位的主治范围亦有重要意义。《甲乙经》对每个穴位的针刺深度都作了说明、规定，对200个常用穴位的留针时间亦作了说明和规定，对误刺禁针穴位所可能造成的后果也作了具体阐述。
魏晋南北朝时期，灸治疗发展迅速，成就显著。其中，以葛洪《肘后备急方》和陈延之《小品方》较为突出。
葛洪倡导以针灸救治急证，为其突出特色。《肘后备急方》共收录针灸处方109个，其中，灸外方99个，广泛应用于内、外、妇、儿、五官等科三十多种病证，其对灸作用、效果、操作、技巧、忌宜等都作了全面的阐述。其主要成就大致可归纳为以下三点。
（1）急证用灸 《肘后备急方》提出以灸法救治卒中、恶死、昏厥、寒湿、霍乱、吐泻、痈疽、狂犬咬伤、蝎螫等猝发急证。用穴较少，记忆方便，施灸方便。
（2）以灸补阴 《肘后备急方》以一壮、三壮、五壮、七壮为基数，然后以七为倍数加壮，为二七壮、三七壮、四七壮等，以七为阳数的代表，加倍翻番。其先阳后阴、从阴到阳、以阳治阴等灸治疗原则，亦无不体现了其以补阳为主的学术见解。
（3）灸不固定用艾，灸亦可隔物 《肘后备急方》为便于急救，除应用艾灸外，在仓促无艾时，亦用竹茹、黄蜡、纸屑等为代用品。其中，竹茹、黄蜡既有艾炷的温熨作用，又有艾炷所没有的清热开窍、通经活络等特点，所以，它们是艾炷的理想的代用品。《肘后备急方》还以隔蒜、隔盐、隔面、隔瓦甄等施灸，为灸治疗的多样化发展开辟了新途径，成为隔物灸的最早文献。
葛洪以上建树，对后世灸治疗的发展影响极大。
继葛洪之后，陈延之《小品方》重视灸，并灵活应用，他认为灸具有简便易行、应用范围广泛、效果良好等优点。
《小品方》认为，只有恰当地掌握火量，才能使火气沿着经络达到病变部位。火量过大，易燃伤机体；火量过小，火气不能抵达病变部位，不易发挥治疗效果。对用灸壮数只有一般要求，但主张根据地域、气候、体质的不同而分别对待。其用灸壮数，多至100，少仅14，即同一种病，也有100壮、50壮、随年壮，或一日三次用灸的区别。取穴特点是少而精。
3．脉诊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中医脉学诊断学研究出现高潮，产生了大量专著。其中王叔和所撰《脉经》10卷，全面系统地总结了当时的脉学知识，并有许多创造发明，是中医脉学诊断学的奠基之作。除此之外，尚有《梁七录》、《隋书·经籍志》等十余种脉学著作，虽已亡佚，但亦可窥见当时脉学研究的兴盛状况。
王叔和所撰《脉经》，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脉学的专著。王氏结合临床实践，首次对中医脉学理论进行系统全面的论述，奠定了脉学基础。
《脉经》在古代医学文献散载的30余种脉名基础上，整理归纳为24种脉象名称，奠定了脉名种类的基础，成为历代论脉书籍中脉名及其分类的基本准则。《脉经》第一次系统论述了各种脉象，总结归纳脉象为浮、芤、洪、滑、数、促、弦、紧、沉、伏、革、实、微、涩、细、软、弱、虚、散、缓、迟、结、代、动24种，并准确描述了各种脉象的不同指下感觉。24脉象奠定了诊脉指下标准的基础，使之规范化。《脉经》后历代中医著述对脉象的描述，均未离开《脉经》的基本概念。
对不同脉象的临床意义，《脉经》也做了大量论述：一是对脉象主病进行原则概括，如谓“迟则为寒，涩则少血，缓则为虚，洪则为气”；二是结合脉、证、病机、治疗等进行综合总结，如“寸口脉滑，阳实，胸中壅满，吐逆，宜服前胡汤，针太阳、巨阙，泻之”之类的大量条文。《脉经》中有许多对脉象主病的宝贵认识，如“寸口脉芤，吐血；微芤者，衄血。空虚，去血故也。宜服竹皮汤、黄芪汤，灸膻中”，指出失血者血脉空虚，故见芤脉，并治以黄芪汤等补益气血。“疟脉自弦，弦数多热，弦迟多寒，微则为虚，代散则死”，说明疟疾患者发热期脉搏弦数，退热后脉率减慢呈弦迟。如见代散不齐之脉，则为病危之象。《脉经》中类似这样的大量论述，对脉象临床意义作了较为系统的专门总结，不但反映出当时的脉象病理研究已达到较高水平，而且在今天的临床上仍有参考价值。
总之，《脉经》对当时的脉学成就作了全面系统的总结，奠定了中医脉学的脉象、脉名基础，在脉象主病和相类脉象的鉴别上，也作出了重要贡献。《脉经》确立的寸口诊脉（将寸口脉分为寸关尺三部）和脏腑分候原则，解决了寸口切脉的关键问题，推进了独取寸口脉法的临床普遍应用。这些成就奠定了我国脉学诊断学的基础。
4．整体治疗，另辟蹊径
中医的高明就在于明白了病理就可以因势利导、对症下药，至于治疗的手段那就是天马行空，充满了想象力。从中可管中窥豹，看出中医与众不同的思路和思想。
华佗是一名成功运用心理疗法治疗疾病的专家。一次，一位太守请他看病，华佗认为经过一次大怒之后，他的病就会好。于是他接受了许多财物，却不给他好好看病，不久又弃他而去，并留下了封书信骂他。太守大怒，让人去追，他的儿子知道事情的真相，便悄悄拦住了去追赶他的人。太守在极度愤恨之下，吐出了几升的黑血，病很快就好了。
张仲景有一次接待一位唇焦口燥、高热不退、精神委蘼的病人，经诊断该病属于“热邪伤津，体虚便秘”所致，需用泻药帮助病人解出干结的大便，但病人体质极虚，用强烈的泻药病人身体受不了，张仲景取来一勺黄澄澄的蜂蜜，放进一只铜碗，就着微火煎熬，并不断地用竹筷搅动，渐渐地把蜂蜜熬成黏稠的团块。待其稍冷，张仲景便把它捏成一头稍尖的细条形状，然后将尖头朝前轻轻地塞进病人的肛门。一会儿，病人拉出一大堆腥臭的粪便，病情顿时好了一大半。由于热邪随粪便排净，病人不几天便康复了。这实际上是世界上最早使用的药物灌肠法。后来，张仲景在总结自己治疗经验、著述《伤寒杂病论》时，将这个治法收入书中，取名叫“蜜煎导方”，用来治疗伤寒病津液亏耗过甚，大便结硬难解的病证，备受后世推崇。
西晋时，葛洪在《肘后备急方》中就创造了多个世界之最。葛洪最早记载用大豆、牛乳、松叶等富含维生素B1的天然物质治疗脚气病，比欧洲人早1300多年；葛洪最早发现恙虫病，比日本人桥本伯寿1810年的发现早1400多年；葛洪最早用疯狗脑髓捣烂外敷，以防治狂犬病，而法国人巴斯德在19世纪的1885年才制成狂犬疫苗，比之晚了1500余年；葛洪的炼丹术也是世界制药化学的先声。
一位得了尿闭症的病人找到孙思邈，只见他的腹部像一面鼓一样高高隆起，病人双手捂着肚子，呻吟不止。尿脬盛不下那么多尿，吃药恐怕来不及了。如果想办法从尿道插进一根管子，尿也许就能排出来。他找来一根细葱管，切下尖头，小心翼翼地插入病人的尿道，并像小孩一样，鼓足两腮，用劲一吹，果然，病人的尿液从葱管里缓缓流了出来。待尿液放得差不多后，他将葱管拔了出来。病人这时也好受多了，直起身来，连连向孙思邈道谢。在医学史上，孙思邈是世界上第一个发明导尿术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