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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本人的资质愚笨再加上性情疏懒，致使本书的写作时作时停、断断续续持续了好几年，迟至今日才勉强成稿。如果从一开始有研究这一课题的想法算起，那么该书稿的写作准备则可以追溯到将近20年前我的博士生时代。

1993年来南开读博士之前，我已经草草写出了属于该书范畴的从甲骨文和殷商考古资料论证“殷人尚白”的一部分，并在刊物上发表。开学后不久，去拜访我的博士指导小组成员之一、作为我的副导师的刘泽华教授（主导师是著名先秦史家王玉哲教授）。刘先生是国内治思想史的大家，人品学问都令人敬仰。当时就把这篇文字呈奉给刘先生，请他批评指教。不料刘先生读后，颇加谬赏。他说过去作思想史，多是从文献记载中考索，而少见从考古和古文字学的角度入手。他鼓励我照这个路数做下去，定有所获。实际上，我知道自己资质愚钝，并不擅长理论思辨，应该说很不适应这种思想观念史的研究。但是对于刘先生的热情鼓励，我感到很受鼓舞，当时下定决心硬着头皮也要做下去。

不过后来做博士学位论文，选定的题目与此相距较远，这个从考古与古文字研究殷商社会习尚与观念的题目，做了没有多少就停下了。这一停就是十多年。

这期间，虽然不做此课题，但中间经常因为一些相关问题又重新对此问题进行思考。比如，1998年前后，由于我在南开大学社会科学研究管理处工作的方便，结识了哲学系著名的中国哲学史专家刘文英教授，两人一见如故，结为忘年之交。当时他正在从事中国古代梦文化与思维观念起源的研究。知道我学习过甲骨文，老先生就屈尊前来找我，以搜集甲骨文中梦的资料相委托，并与我探讨其中的相关问题。刘先生在其大作《梦与中国文化》序言中，还对我给他提供的资料与帮助，表示感谢。与刘文英先生的接触，我受到很大的启发，重新勾起了我对商代社会文化与观念的研究兴趣。刘先生也热情地鼓励我，他还将其相关著作赠我以供参考。非常惋惜的是，正值学术盛年的刘文英先生于2005年因病逝世，享年66岁。这使我在继续研究这一课题时，失去了一个可以时时请教商讨的良师益友。顺便说一下，刘先生是4月27日去世，我的导师王玉哲先生则是十天后的5月6日去世，而刘先生就住在王先生楼上，刘先生对王先生也是敬重有加。我所敬重的两位哲人就这样相继辞世。这一年的春天对我来说，可谓祸不单行，心情沉痛至极。

也就是在2005年，我申报的《卜辞所见殷人的思维观念与社会习尚》，在南开大学“985工程”二期中国思想与社会研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项目评选中顺利通过，批准立项，虽然课题经费较少，但作为一个机会，让我重新又拾起了这个颇有兴趣但停滞了多年的研究题目，因此心存感激。在此尤其要向给我鼓励与支持的两位刘先生表示由衷的感谢。

长期以来，学术界对于先秦历史的研究，总是在探讨夏、商、周各个时段的政治制度、阶级结构、经济生产、军事战争、民族交流等社会表层方面内容。而在先秦时代大量的考古资料和经过历代学者考证过的文献材料，以及可作为信史史料的甲骨文、金文等古文字材料中，包含了大量表现当时人们的思维习惯、习尚风俗等的素材，这些材料弥足珍贵，为我们今天重新复原先秦时代人们的心灵史，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条件。尤其是商代社会观念习尚问题的研究，因为有了甲骨文材料和日益丰富的殷商考古资料，为这方面的研究提供了极大的可能。殷商时代以巫术崇拜、图腾信仰、盛行占卜、尊神敬鬼为主要精神特征，所以解读殷商时代人们的思维观念和习尚风俗，正是正确和全面把握那个时代的文化特征和社会面貌所不可或缺的一项工作。因此，我个人自信这一课题是以往学界鲜有涉及的，即使有些论著附带有所论及，也多做泛泛而论。作为一个专门的课题进行深入地研究，是带有拓荒性质的一项工作，是非常有必要的。

所以对于这样一个题目，我原来有较多的规划，除了已经写出的“殷人尚白”（色彩观念）之外，还应包括有“殷人尚右”（方位观念）、“殷人尚酒”（饮食观念）、“殷人尚质”（文化观念）、“殷人尚鬼”（鬼神观念）、“殷人尚卜”（占卜观念）、“殷人尚声”（乐舞观念）、“殷人尚五”（数字观念）以及商代的时间观念、祸福观念、男女观念、生死观念、环境观念、五行观念、天地观念、帝王观念、民族观念、国家观念等等内容。

但是这些年来由于贪多，个人在一个时期中申请到很多课题，同时做许多题目的研究，科研任务颇重。古语云：“大道以多歧亡羊，学者以多方丧生。”这真是一个沉痛的教训！一个人精力有限，贪多的结果，难免都不能全力而为。而关于这个课题只是陆续完成了“尚白”、“尚右”、“尚酒”这三个部分，这与原来设想的计划相去甚远。

非常荣幸的是，这些写出的部分，2007年又被列入了南开大学“中国思想与社会文丛”出版系列，早早地被排在南开大学出版社的新书预告上。而且因为我的这一研究属于历史上比较靠前的时段，所以在此出版系列中，我的这一成果被放在最前面。几年来，这一文丛的成果，大都出版了，只有我这个排在第一位的书稿，迟迟交不上来，极大地影响了丛书出版的进度，这令我非常惭愧。在出版社责任编辑老师的再三催促下，自己都觉得很不好意思，只好暂时将此未能完成的阶段性成果抛出，以此急就章形式接受学术界的批评了。

好在前些年作“商族的起源、迁徙与发展”课题研究时，有一部分属于“商族的发展”章节的内容，限于篇幅，在正式出版的文本中未能包括进去，是为剩稿。而这一部分内容属于商代文化的范畴，包括能够代表殷商文明的一些独特的文化因素，比如占卜、马及马车、文字、青铜器等等。而这些所谓的文化因素，正是商人独特的思想观念得以产生的社会基础和时代背景之重要构件，而商代社会的一些颇具时代特点的习尚观念，在这些各种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形态中，也都有所表现。也就是说，两者之间有一定的渊源或者说密切的关系。于是就将两部分成果做了一下相应的修改，合并在一处，分作上下两编，以“商代社会的文化与观念”为名，乱头粗服，未作雕饰，算作一个潦草的试卷上交。只好俟诸将来，一有闲暇，定会拾遗补缺，凑成完璧。

因为时间和精力的关系，当然主要还是由于个人水平有限，学识浅薄，呈现于此的这个书稿难免错误重重，瑕疵多多。在此，作者竭诚欢迎海内外硕学方家，不吝赐教，批评指正，匡我不逮，则在下幸甚，感激不尽！

为此书作序的王宇信老师，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先秦史研究室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中国殷商文化学会原会长，中国当代著名甲骨学家，是以甲骨文研究殷商历史文化的学问大家，著有《建国以来甲骨文研究》、《西周甲骨探论》、《甲骨学通论》、《中国甲骨学》、《甲骨学导论》、《甲骨学一百年》等甲骨学著作，参与编辑《甲骨文合集》，著述淑世，影响很大。我当年大学毕业后，正是王老师引领我进入甲骨文殷商史研究的堂奥，王老师和他的朋友杨升南先生都是使我受益良多的启蒙授业恩师。当我将书稿呈奉给王老师向他索序，并希望他对书稿进行学术把关时，王老师欣然接受，令我非常感动。在此，谨向王老师致以由衷的感谢，并祝愿王老师健康长寿，永葆学术青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