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殷人尚酒”与饮酒亡国

商人大量饮酒之外，还以大量美酒祭享祖先神灵。这在前面所引的诸多卜辞辞例中就可以看得出来。处于宗教狂热之中的殷商时人，将酒与原始宗教祭祀和政治统治结合起来，对酒的运用可谓极其能事。

大型祭祀中，酒是必不可少之物。据张光直先生的研究：“酒也是一方面供祖先神祇享用，一方面也是供巫师饮用以帮助巫师达到通神的精神状态的。”“祭祀时从事祭祀的人喝酒致醉，当与巫师作法的本事有关。”他类比后世和国外“大麻这一类药物在世界上有许多巫师服用，目的便是帮助巫师产生幻想，‘见鬼狂走’，‘通神明’。它在中国历史上能不能上推到殷商，没有积极的证据。但殷商巫师之饮酒是不成问题的，酒喝多了也可能有利于幻想之产生”。^[93]巫师借着酒劲，才敢跟神交通，也只有在酒醉迷狂之中，才会生发出与神交通的幻觉。处于迷狂状态中的殷代贵族统治者，仗着酒醉之后的癫狂可与天地神灵交通的权能，无图治之心也无治国之策，整天狂饮大醉，“荒湎于酒”，而罔顾其他。

虽然祭祀用酒似乎与饮食无关，但是酒之用于祭祀后，并不会被神灵鬼魂歆享。除了那些以祭祀山川自然神灵而举行的所谓裸祭，是把酒灌洒于地，让酒液渗入地而酒气升于天，从而达到他们心目中上通天下彻地祭祀天神地神的目的；除了像“一樽还酹江月”一样酹祭，将酒水抛洒在地面水面之外，大部分的祭祀用酒正像祭祀牺牲用过供人们分胙而食一样，这些祭祀用酒到后来还是被活人喝掉。这是因为，凡是祭祀用酒都是上等美酒，味香诱人，馋酒的商代人们绝不会把他们祭过的酒统统倒掉，而且这种祭酒也只有一些有特权的商代贵族阶层人士才能尝到，一般的小民百姓是不得染指的。是以商人平时也饮，祭祀也喝，无节无制，不分昼夜的沉酗于酒。由此可见殷人饮酒盛况之一斑。

关于商代灭亡的原因，许多先秦的典籍如《诗经·大雅·荡》、《尚书·微子》、《无逸》、《酒诰》等，都将其归之于饮酒。根据考古材料和甲骨文、金文所反映的信息，这些记载无疑是正确的。饮酒无度不仅旷废时日、耽误政事，而且劳民伤财、暴餮天物，造成极大的物质浪费，给国家资财耗空殆尽，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障碍。而更重要的是，正如前面所述，长期不加节制地用青铜酒器滥饮美酒，就会患上慢性铅中毒，从而使整个国家人民体质下降，精神萎靡不振。试想如果一个国家的统治阶级很多人都变成了神情恍惚、焦躁暴虐的病人，又怎么能治理国家，做出正确的决策呢？统治者如此，下层老百姓也是上行下效，酗酒成风，尤其是那些平时是民、战时为兵的众人，他们的体质如何不仅影响着生产劳动的效率和质量，更影响着军事力量的强弱和征伐战争的胜败。试想，一个每天昏昏沉沉、酒醉不醒的国度，怎么能在战场上取得胜利？因此说，殷商王朝因酗酒而亡国，是个非常令人警醒的历史事实。

当然，一个王朝的灭亡有其政治、经济、军事等多方面的原因，但是历史上的必然性却往往是通过若干偶然事件而显示的。如果我们的推测不错的话，那么除了奴隶主阶级本身固有的腐朽暴戾本性以外，慢性铅中毒很可能也是造成商代后期贵族智力衰退、道德堕落的原因之一。而这种后果无疑又会影响到政治的混乱，加剧阶级矛盾的尖锐，最后导致王国的灭亡。

【注释】

[1][美]张光直：《中国古代的饮食与饮食器具》，《中国青铜时代》，三联书店1983年版，第227页。

[2]唐云明：《河北商代农业考古概述》，《农业考古》1982年第1期。

[3]郭沫若：《卜辞通纂》，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17页。

[4]胡厚宣：《气候变迁与殷代气候之检讨》，《甲骨学商史论丛》（初集）第一册，成都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专刊1944年版。

[5]于省吾：《商代的谷类作物》，《东北人民大学人文科学学报》1957年第11期。

[6]杨升南：《商代经济史》，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95～309页。

[7]杨钟健、刘东生：《安阳殷墟之哺乳动物群补遗》，《中国考古学报》，第四册，1949年。

[8]河北省文物研究所：《藁城台西商代遗址》，文物出版社1979年版。

[9]李民、朱桢：《祖乙迁邢与卜辞井方》，《郑州大学学报》1989年第6期。

[10]徐中书主编：《甲骨文字典》，四川辞书出版社1989年版，第1601页。

[11]于省吾：《甲骨文字释林》，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318页。

[12]于省吾主编：《甲骨文字诂林》，姚孝遂按语，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2707页。

[13]赵诚：《甲骨文简明词典》，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242页。

[14]以上诸家之释均见于省吾主编：《甲骨文字诂林》，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2701～2707页；[日]松丸道雄、[加]高岛谦一编：《甲骨文字字释综览》，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1993年版，第404页、第405页。

[15]郭沫若：《殷契粹编》，第6片考释，科学出版社1965年版，第355页。

[16]马如森：《酒辨》，《纪念殷墟甲骨文发现一百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209页。

[17]安阳市博物馆：《安阳郭家庄的一座殷墓》，《考古》1986年第8期。

[18]杨升南：《商代经济史》，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574页。

[19]宋镇豪：《中国风俗通史·夏商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167页。

[20]裘锡圭：《甲骨文中几种乐器名称——释庸、豐、鞀》，《中华文史论丛》1990年第2期。

[21]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90页。

[22]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郑州二里冈》，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29页。

[23]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编：《藁城台西商代遗址》，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第30页、第204页。

[24]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编：《藁城台西商代遗址》，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第176页。

[25]蒋迎春：《1994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揭晓》，《中国文物报》1995年1月5日。

[26]唐兰：《殷虚文字记》，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4页。

[27]钱穆：《中国古代北方农作物考》，香港《新亚学报》第一卷第2期，1956年。

[28]金祖同：《殷契遗珠》，上海中法文化出版委员会1939年影印版，第35页。

[29]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527页。

[30][日]池田末利：《殷虚书契后编释文稿》卷上，日本广岛大学文学部中国哲学研究室1964年版，第143页。

[31]于省吾：《商代榖类作物》，《东北人民大学人文科学学报》1957年第1期。

[32]杨树达：《卜辞求义》，《杨树达文集》之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47页。

[33]李平心：《甲骨金石文考释》（初稿），《李平心史论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46页、第150页。

[34]饶宗颐：《殷代占卜人物通考》，香港大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92页。

[35]谢元震：《释》，《甲骨文与殷商史》第三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

[36]李孝定：《甲骨文字集释》，台湾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1965年版，第2357页、第2403页；张秉权：《殷虚文字丙编考释》，台湾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1957～1967年版，第149页。

[37]裘锡圭：《甲骨文中所见的商代的农业》，《全国商史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殷都学刊》增刊1985年版。

[38]杨升南：《商代经济史》，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24页、第125页。

[39]彭邦炯：《甲骨文农业资料考辨与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548页。

[40]宋镇豪：《夏商社会生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64页。

[41]谢元震：《释》，《甲骨文与殷商史》第三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

[42]于省吾：《商代的谷类作物》，《东北人民大学人文科学学报》1957年第1期。

[43]裘锡圭：《甲骨文中所见的商代的农业》，《全国商史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殷都学刊》增刊1985年版。

[44]罗振玉：《增订殷虚书契考释》，“犹、猷”字条辞文，东方学会石印本1927年版，第72页。

[45]王襄：《簠室殷契类纂》，天津博物院石印本1920年版，第14页、第66页；《簠室殷契征文考释》，天津博物院石印本1925年版，第2页。

[46]叶玉森：《殷栔枝谭》，《学衡》第31卷，1924年。

[47]瞿润缗：《殷契卜辞考释》，哈佛燕京学社石印本1933年版，第59页。

[48]郭沫若：《卜辞通纂》，科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403页。

[49]商承祚：《殷契佚存考释》，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影印本1933年版，第58页。

[50]赵锡元：《甲骨文稻字及其有关问题》，《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83年第1期。

[51]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编：《藳城台西村商代遗址》，文物出版社1979年版，第58页。

[52]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编：《藳城台西村商代遗址》，文物出版社1979年版，第204页、第205页。

[53]郭沫若：《卜辞通纂》，科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415页。

[54]胡厚宣：《商代的桑蚕丝织》，《文物》1972年第11期。

[55]张秉权：《殷虚文字丙编考释》，台湾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1957～1967年版，第149页。

[56]郭沫若：《卜辞通纂》，科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460页。

[57]安阳市博物馆：《安阳郭家庄的一座殷墓》，《考古》1986年第8期。

[58]河南省博物馆：《郑州商城遗址内发现商代夯土台基和奴隶头骨》，《文物》1974年第9期。

[59]郝本性：《试论郑州出土商代人头骨饮器》，《华夏考古》1992年第2期。

[60]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第一队：《郑州市白家庄商代墓葬发掘简报》，《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第10期。

[6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殷墟妇好墓》，文物出版社1982年版。

[6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殷墟郭家庄商代墓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版。

[6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69～1977年殷墟西区墓葬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9年第1期。

[64]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山西灵石旌介村商墓》，《文物》1985年第11期。

[65]郭宝钧：《商周铜器群综合研究》，文物出版社1981年版。

[66]杜正胜：《古代社会与国家》，台湾允晨文化出版公司1992年版，第213页。

[67]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69～1977年殷墟西区墓葬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9年第1期。杨锡璋、杨宝成：《殷代青铜礼器的分期与组合》，《殷墟青铜器》，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

[68]刘一曼：《安阳殷墓青铜礼器组合的几个问题》，《考古学报》1995年第4期。

[69]孟宪武：《殷商青铜礼器组合的演化趋势》，《青果集——吉林大学考古专业成立二十周年考古论文集》，知识出版社1993年版，第194～201页。

[70]信阳地区文管会：《河南罗山县蟒张商代墓地第一次发掘简报》，《考古》1981年第2期。

[71]方辉：《2003年济南大辛庄遗址的考古收获》，《2004年安阳殷商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

[72]宋镇豪：《夏商社会生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02页、第303页。

[73]容庚：《殷周青铜器通论》，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第43页。

[74]郭宝钧：《殷周青铜器群综合研究》，文物出版社1981年版，第141页。朱凤瀚：《古代中国青铜器》，南开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89页。

[75]傅晔：《金爵新论》，《文博》1992年第4期。

[76]贾洪波：《爵用新考》，《中原文物》1998年第3期。

[77]容庚：《殷周青铜器通论》，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第43页。

[78]李少龙：《青铜爵的功用、造型及其与商文化的关系》，《南开学报》1999年第1期。

[79]于省吾：《略论图腾与宗教起源和夏商图腾》，《历史研究》，1959年第10期。

[80]胡厚宜：《甲骨文所见商族鸟图腾的新证据》，《文物》1977年第2期。

[81]朱彦民：《商族的起源、迁徙与发展》，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93～111页。

[82]李少龙：《青铜爵的功用、造型及其与商文化的关系》，《南开学报》1999年第1期。

[83]容庚：《殷周青铜器通论》，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第43页。

[84]贾洪波：《爵用新考》，《中原文物》1998年第3期。

[85]石璋如：《殷代的豆》，《台湾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39本上册，1969年。

[86]刘斌雄：《殷商王室十分组制试论》，《台湾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集刊》，第19期，1965年。

[87]朱彦民：《商族起源新论》，《史海侦迹——庆祝孟世凯先生七十华诞论文集》，新华出版社2006年版；又朱彦民：《商族的起源、迁徙与发展》，商务印书馆2007年8月版。

[88]河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河北唐山市大城山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9年第3期。

[89]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沧州地区文物管理所：《河北省任丘市哑叭庄遗址发掘报告》，《文物春秋》1992年增刊。

[90]新近发现的河南鹤壁刘庄先商文化遗址，有大型公共墓地，填补了先商文化研究的空白。但这些墓葬大都是简易的中下层氏族墓，随葬物较少。其中一个规格较高的石棺墓，形制类于中国北方长城内外及东北地区的少数民族的石棺葬，这为商族初为游牧民族提供了佐证。详见《河南鹤壁发掘先商文化遗址》，《人民日报》2006年2月9日第十版。

[91]童恩正：《酒与商代的灭亡》，《历史知识》1989年第5期。

[92]以上青铜器化学成分数据，皆据马承源主编：《中国青铜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503页、第504页。

[93][美]张光直：《商代的巫与巫术》，《中国青铜时代》第二辑，三联书店1990年版，第63页、第6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