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甲骨卜辞“受 （酋）年”考辨

在殷墟甲骨卜辞中，人们不难发现有些“受年”的辞例。其中中间一字并有（《合集》9551、10050、10055）、（《合集》10042、10044）、（《合集》10046、10048）及（《合集》10040、《英藏》821）等多种繁简不一的写法。

（一）学术界关于甲骨卜辞“”字的争议

由于卜辞中常有关于“受年”、“受黍年”的内容，且有“受黍年”和“受年”同版出现的辞例，所以一般学者都认为，与黍一样，应是一种农作物的名称。“受年”应指祈求这种农作物获得丰收的意思。

在共识此字是一种农作物的大前提下，具体指为何种农作物，学者们观点颇有歧异。

唐兰先生最早释此字为一种农作物。他隶定此字为，释字义为稻：“卜辞常云‘受年’，每与‘受黍年’同出，则亦谷名也。昔人惑于‘酋年’之说，以为即‘熟年’，而不顾‘熟年’与‘黍年’并列为不伦，亦云疏矣。字是谷名，当读如，《说文》：‘，禾也。’得与通者，《士虞礼》记：‘中月而禫’，注：‘古文禫或为導。’是其证。”“朱骏声疑‘实与稻同字’，殊有见地。同導，择米也。后汉有導官令，主舂御米，是舂而择之也。而稻今每作，偏旁或作，是既舂而抒之也。是不仅声同，义也相近也。卜辞以年与黍年同卜，必为重要谷类。可知，、、稻，盖三名而一实。像容米于，稻像抒米于臼，故可引申为同一谷名矣。卜辞之‘受年’当即‘受稻年’，故与‘受黍年’并重也。”^[26]

钱穆先生也认为这是一种农作物，但不承认此字应释为“稻”字，他引《诗经·大雅·生民》“实覃实吁”，即《毛传》“覃，长；吁，大”，认为字从覃从米，乃指米粒之长且大者，未必就是指稻^[27]。

金祖同先生释此字为“粟”：“或作，鼎堂师释酋……予疑粟字。古文粟作，从。《玉篇》：‘，中尊器也。’《正韵》：‘云九切，音酉。’是与酋同声同义。从米，应即字。《广雅》：‘，谷也。’《说文》：‘，芒也。’又《周官》：‘仓人职掌之出入。’注：‘九谷六米，别为书。’是乃谷米之通称。卜辞屡见‘受年’，卜诸谷也。‘受黍年’则只卜黍，与诸谷种类异时也。《说文》：‘黍，禾属而黏者也，以大暑而种，故谓之黍。’又非其地不生。《孟子》：‘夫貉五谷不生，惟黍生之。’故卜辞于黍于诸谷两卜之。”^[28]

陈梦家先生释为“秬”，指制造鬯酒之黑黍：“秬，卜辞作，上部是米，下部像大口酉形酒器。……这个字的下半是厚字所从，我们暂定为秬字。其理由如下：1、厚与秬古音相近；2、秬和黍并卜于一辞，两者当属相近的谷物；3、卜辞祭祀用鬯，而秬是制作鬯时不可缺少的主要原料，所以当时一定已经种秬了。殷代既有鬯，一定种植秬一类的作物，但这个字是否为秬字，是不能肯定的。”^[29]

日本学者池田末利先生赞同陈梦家的说法，认为与黍并卜，形制当为近似，释为秬最为妥帖^[30]。

于省吾先生考证此字是“菽和豆”的初文：1.在声韵上从米声，之音同于厚（金文厚字作，从厂声），厚、豆同属侯部，菽属幽部，侯幽通谐。就声纽言，古菽豆均读舌头音，而厚之读菽、豆为喉舌之转。2.在形义上，与半坡出土之敞口、细颈、大腹、尖底之陶罂极似。卜辞中谷物名称除外均从禾或来，唯独不从禾。从米。因为古代豆也可称米，《说文》：“孽，牙米也。”段玉裁注曰：“麦豆亦得云米。”而豆在古代又是当饭吃的，即所谓“啜菽饮水”（《礼记·檀弓下》）、“豆饭藿羹”（《战国策·韩策》），所以，是从米声的形声字，也即菽、豆的初文。借豆为菽，犹之借菽为……商人称菽，秦汉以来称豆^[31]。

杨树达先生疑其为“”字：“《说文》七篇上米部云：‘，早取谷也，从米焦声。’与酋音近，而酋与焦音近，故甲文作，篆文作尔。经传以为谷名者罕见，然金文之《弥中簠》云：‘用盛秫稻粱。’《楚辞·招魂》云：‘稻粢穱麦。’穱与同，《玉篇》谓穱同字是也。《仲父盘》：云‘黍粱麦。’字从禾省声，亦当读。本榖名，故卜辞以之与黍为对文，金文《弥中簠》以之与秫稻粱为连文，《楚辞》以之与稻粱麦为连文，《仲父盘》以之与黍粱麦为连文，盖殷周时极常见之谷物也。”^[32]

李平心先生综合唐、杨二氏之说，释此字为农作物中的小麦：“从米从覃，当是一种谷类……由互作之例，我怀疑（）或即穛或，焦声与由声古音同在定母幽部，与覃声为对转。……、穛古与穱通。《楚辞·大招》与《七发》皆言穱麦，王逸云：‘择麦中先熟者也。’《广韵》云‘穱者稻处种麦。’《集韵》、《类编》均训稻下种麦。可知穱（穛）为麦类。穱当即蘥。《尔雅》：‘蘥、穱麦。’郭璞训为燕麦，但古代所谓燕麦是一种不可食的野草……穛、、穱三字《说文》、《玉篇》、《广雅》皆训小，而爵、雀亦训小鸟。则穱麦（雀麦、爵麦）分明就是小麦，与大麦为对名……”^[33]

饶宗颐先生则释此字为“”：“唐兰释为稻。《说文》：‘，麋和也。’义无涉。惟从米与从禾同意（如粢又作秶），疑即。《集韵》穆，谷名。”^[34]

谢元震先生著文专考此字，认为“（朱按：谢氏摹此字形不确，下部应多为尖底形器，而并非作如此形状）的形象是指放在祭器内以供祭祀的谷类食物，相当于经典中的‘齐盛’或‘粢盛’。”“甲骨文是‘稷’或‘稷’字的同义字。”他主要依据以下理由：1.下部所从与金文“厚”相同，因此的读音与“厚”相同或接近，古音在侯部。2.金文从“”之是髹字，与厚同部。3.为髹漆之义。4.《仪礼》中“尸谡”今文作“尸休”。“谡”、“休”音同字同，“稷”的古读不可排除在侯部以外，“稷”、“谡”都有从畟的因素，故判断为稷字^[35]。

此外，李孝定、张秉权从唐兰先生考释，认为此字为“稻”^[36]。裘锡圭先生认为为一种粮食作物，但为何种作物，未能说明^[37]。杨升南^[38]、彭邦炯^[39]等人皆从于省吾之说，谓字读如菽，指大豆，古代豆可称米，故此字从米在罐形器中之形。宋镇豪也从于说，但认为：“菽是后世称大豆的异名，但释为菽于形未安，不如直接释是商人称豆的专字，盖未能被沿用下来而成为佚字。”^[40]

（二）对诸家考释的驳论

我们认为，以上诸说均不能苟同。试择要辨析如下：

首先唐说之不成立，有如下三点：1.就字形来说，即使把看作是一个器物（其实不是一个容器，详见后文），亦是一个钜口狭颈之容器，隶定作，与覃字有别。覃字金文作（《毛公厝鼎》、《番生簋》）是在上加一、形的封盖，这是酒器。正如上引谢文所论：“此字特征，上部从‘西方盐卤’的卤，《说文》所说‘覃味长’，取义于此。如撇开‘卤’而解‘覃’似乎欠妥。”^[41]2.就字音而论，于省吾先生指出：“与覃，声、韵都不相近，因而字不可能是说文之，也就不可能读为。”^[42]3.朱骏声曾疑为“实与稻同字”，但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字并无稻之义。早在朱骏声之前，方以智《通雅》就已指出：“汉少府有導官，主導择米谷，唐因之。《志》作官，从禾。《说文》：‘，瑞禾也。’引《封禅书》：‘一茎六穗于庖，牺双觡共抵之兽。’牺犹言牺牲之也，与皆虚字（朱按：此处“虚字”意为动词，因别于有实义的名词，故称“虚字”）。陈无功犹引瑞为奇，赵凡夫谓《汉书》作为误，岂不可笑也。”所以段玉裁注《说文》，就毅然从《史记》索隐引郑德之语，把通行本中的“，禾也”校改为“，择米也”，并在注文中说：“三字句，各本删择字，改米为禾，自吕氏《字林》、《颜氏家训》时已然，今正。，择也，择米曰米，汉人语如此，雅俗共知者……吕忱、徐广、颜之推、司马贞皆执误本《说文》，谓是禾名。岂知果禾名，则许书之例，当与、穆、私三篆为伍，而不厕于此。”段氏之语，不无道理。

金氏之说，仅以声韵为依据，证明粟与酉、酋同声同义，殊觉牵强。又认为粟乃谷米之通称总名，既然如此，那么“黍”应该就包含在“粟”之中，两者本应不能并列而论，何以卜辞将两者并卜，岂不矛盾？金氏之说本是对郭沫若考释怀疑而生，如此则疑得无理。

陈氏之说也不可从。《尔雅·释艹》云：“秬，黑黍。”可知秬是黑黍，不是粮食作物种类名称，而只是黍的一个品种而已。秬既然包括在黍中，何以卜辞中“受黍年”、“受秬年”并卜，岂不矛盾！所以陈氏自己也说：“这个字是否为秬字，是不能肯定的。”

于氏对此字之释，也似缺乏其考释古文字析形剖义而成信考的功夫。于说此字下部与半坡出土的敞口细颈大腹尖底之陶罂极似，但这种器物到夏商之时已不多见，以远古时代器物解释反映夏商时代生活的文字造型，不亦殆乎？退一步讲，即使可以作敞口细颈大腹尖底之陶罂解释，也应为而非此字下部形。再者，若果如于说，为陶罂之器，那么器与米的位置关系应是米在器中，如何能作形即放米于器口之上？这一点也是其它几说未能解决的问题，不能成立的障碍。另外，以古文献中豆、菽有时称米或可炊食，作为解释作为作物不从禾、来而从米，因而应释为豆、菽的理由，也特嫌牵强。于氏晚年手定《甲骨文字释林》未收此字之释，殆亦未能自信。

至于杨说、谢说，也都是有了此字一定为农作物的先入之见，然后以音训的方法去联系一种古代文献中记载的谷物名字，强为解说，玄乎其玄，并未有多少证据可凭，因而其结论带有很大的偶然性。李平心释此字为麦，更不可取，甲骨文中自有“麦”（大麦）、“来”（小麦）二字，为典型的象形字（见后所引），卜辞中有“告麦”（《合集》9620～9626）、“食麦”（《合集》24440）、“受来禾”（《合集》33260）、“我田有来”（《合集》28241）等辞例，怎可另立它字为麦？

综观以上几种考释，尽管结论彼此不同，甚至相互驳斥，但他们考释此字为一种农作物的目标是一致的，方法也是颇为雷同：即皆以音韵为凭，千方百计寻找通转之据。音韵训诂至于学术，固有其益处，但于考证某物之时，须现有其它确凿证据之大前提，然后以音韵、训诂之术辅证之可也。若无其它实证，仅以声韵通转于古文献中求之，则无所不可以转之，无所不可以通之，转山转水，都在通转范围之中，安能服人？唐、于两位先生本皆偏重字形而不仅仅依靠声韵通转的古文字学大家，但于此字之考释，字形分析或有误差，或不可凭信，仍主要依据通转之法。陈氏说解此字下部像大口酉形酒器是对的，但为了证实其为一种农作物，放弃了字形分析而沿唐说而下，仍以古音通转求之，前功尽弃，至为可惜，故不可取。杨、谢之考则完全依靠声韵通转之据，而未究及字形如何，因而其通转之考也多不坚实。

（三）甲骨文“”字并非农作物的分析

我们认为，将释为农作物是不妥的。除了以上针对几家说法的质疑之外，还有一些理由可以证明，释此字为农作物之不可行。

其一，正如于氏已注意的那样，字所从的是米，而不是如其它农作物所从的禾或来（麦），米是经过加工后的脱皮谷物，已脱离作物而成为直接供享的粮食，米已不是谷，谷也不是米，二者有区别。所以，农作物应从禾、从来（麦），而不应从米。而此字上部之明显是米粒状而非禾穗形，后来的小篆米字亦作如此形体。可知，此字释农作物之不通。

其二，商代的主要农作物如黍、禾、来、麦等都是象形字，像所指农作物之整体形状，如禾作（《合集》33314、33327）（《合集》33324、33336），像有根有茎有叶有穗、且穗头下垂的谷子形状；黍作（《合集》9949、9994）、（《合集》9966、9986），像根茎叶穗俱全、穗头下垂而散的黍谷之形；来作（《合集》28241、33260）、麦作（《合集》9620、9624），像根茎叶穗俱全、叶子下垂、麦穗上耸之麦棵形状。商代甲骨文，虽初具系统文字规模，但毕竟是文字初期形态，其于常用常见之实物名字，皆像其物之形。而字形，绝非农作物之形，如强解为农作物，何以解释这个例外的形体呢？此字明为、、三字组合，或、、、四字组合，为一合体会意字，决非单体象形字，因而无法视其为农作物象形。甲骨文另有一字作，也有“受年”的卜辞（《合集》9946），有学者视其为农作物之一，释为高粱，但考释者也未能肯定^[43]。此字也决不像农作物之形，而为一会意字，也当释作别的什么为宜。

其三，不论从文献材料上，还是从考古材料上，抑或是从甲骨文本身所反映的情况来看，商代中原地区的主要农作物是黍和稷。稷即甲骨文中禾字所代表的谷子，但在甲骨文中禾字已用为谷类的泛称。甲骨文中是否有特指谷子——稷的专字，尚不能肯定。黍和稷的区别是：黍穗散，稷穗聚；黍粒小，稷粒大；黍产量小，而稷产量大。但二者在后世文献中均称粟，去皮以后均成黄米，不过黍米称穈米、黏米，稷米称小米。由于黍米比稷米好吃，又可酿酒，所以甲骨卜辞中常见“受黍年”的占卜内容，“受年”和“受年”均不如“受黍年”辞例为多见。据统计，在卜辞中出现162条“受某年”的辞例中，“受黍年”占134条，“受年”占23条，“受年”则只占5条。后二者明显不是农作物之象形，其受年之卜当不同于“受黍年”，应是对农作物之外的其它年成收获的占卜。如果强把它们释为农作物，非农作物不能“受年”，那么可以确定的农作物“麦”，为什么不见卜辞中有“受麦年”的占卜呢？况且甲骨文中作为农作物的“麦”字，出现的频率并不比、的频率为低。卜辞中出现过一例“受来年”（《合集》33260）。但此处“来年”即可解为“来”这种农作物的年成收获，又可释作“明年”之意，尚未确定。而且甲骨文自有“麦”字，“来”字即使在卜辞中指麦类作物，也当与“麦”字所指不同。

（四）“”字当与酿酒业相关

由此可以肯定地说，不是农作物名称。那么它究竟是指什么呢？

其实，早在甲骨文研究的初级阶段，就有学者初步揭示了此字的部分真相。罗振玉先生指出：“像酒盈尊，殆即许书之酋字。”^[44]王襄先生也有此类似的说法^[45]。叶玉森先生依《礼记·月令·仲冬》“乃命大酋”注“酒熟曰酋”，以“熟年”解释卜辞之“酋年”^[46]。瞿润缗也以“熟年”视之：“卜辞言‘受酋年’者多见，《说文》‘酋，绎酒也。’引申为多。所谓酋年者，多禾之年，丰年也。《方言》：‘酋，熟也，久熟曰酋。’《广雅》、《释诂》同，今江南谓丰年曰熟年。”^[47]郭沫若先生认为：“乃酋字之古文，知者，以卜辞猷或作（《通纂》556），所从酋字从此。酋，就也，熟也。”^[48]商承祚先生也说：“此曰：‘受酋年，不受酋年’，殆卜所执酿酒之黍，丰年不丰年也。”^[49]查《说文·酉部》：“酋，绎酒也，从酉，水半见于上。礼有大酋，掌酒官也。”段玉裁注：“绎之言昔也。昔，久也……绎酒，谓日久之酒。”“曰水半见，绎酒糟滓下湛，水半见于上，像之。”

罗、王、叶、瞿、商、郭诸学者从《说文》、礼经、段注释为酋意，思路是对的，但不足的是：1.没有继续深究下去，即没有针对此字造型而求其本义，而只局限于前人成说。其实，《说文》对于此字字义解释基本是正确的，但以甲骨文证之，知其字形分析有误。许慎对此字形的理解是“水半见于上”，他是以当时酋的小篆形体为依据的，而其甲骨文原形并非如此简单。由于文字字形的嬗变，由甲骨文的而变为小篆之，字形也有不小的差异。许、段未见甲骨文此字作何形状，而以小篆之形说解，其误处也无可厚非。2.只是对此一单字作考，没有放在甲骨卜辞文句中通释，即没有对卜辞“受酋年”做出整体的合理解释。叶氏等解为“熟年”，已被唐氏讥为不伦。郭氏虽释此字为酋，但从他把“受酋年”列入“食货”一项，且在第444片的考释中，把“受酋年”与“受黍年”并列而论，似也指为一种农作物之意。瞿、商等人也都没从“绎酒”而深究，又都回到农作物的收成丰歉上来，殊觉可惜。所以罗、王、叶、瞿、商、郭等人之说反倒不如唐、于之说更为令人满意和欣从。

赵锡元先生也曾驳释此字为稻之说，认为罗振玉之释“酋”字是对的。“按照这个字的形象，结合商代金文‘酉’字以及考古发掘实物综合考察，这类容器因其颈部太细，并不适合盛米或某种谷类，是盛流体物的专门器。它与酉字的区别在于：酉是滤出渣滓后的清酒，是酒字的初文。”“酋字上部小点像米，盛的是未经过滤、米与汁混的米酒。”又云：“酋，是用粮食酿制时间较长的熟酒。”是沿着罗、叶、郭等人之说向前推进了一步，已接近正确结论。但在解释“受酋年”时，竟然又说：“‘受酋年’是知‘受ㄓ年’即‘受有年’意思相同。”^[50]即训为“丰收在望”的丰年之意，与郭说一样仍又回到了罗、叶诸说之原地，仍释为农作物之丰收年成，自相矛盾，不知其何以如此。

（五）“”字造字本义考释

今以此字之甲骨文字形说解其本义。此字可径释为酋，字形像是酿酒时曲料米粒被加热受潮促其霉变发酵之情状：字之上部的、、、是发酵的米粒之形；中间的像盛放米粒的带有孔隙可以透气、蒸发、散热的竹木质箩筐之类的器物，像箩筐中有双层箅子，每层上部匀摊米粒；其下的形像从下部器皿中支撑上面箩筐的竹木棍杖；最下者为盛酒器皿，如陶质的大口尊，里面可以盛水，下面可加热使水沸腾，蒸气上升至米粒，达到加热作用。从甲骨文中与酒事酒器有关的“酉”字一期典型字作（《合集》9531、9609）形，（酒祭）字作（《合集》9524、28272）形来看，皆是大口尊之形，则可知此可析成、、、四部分，下部者乃一大口尊之象形。

对于商代考古中出土的陶质大口尊（郑州、台西等商代遗址中多有出土）之用途，学者们多有猜测，未得其实。我们认为它们当是与酿酒有关的器物（比如储酒）。至于其造型，也正如甲骨文酉、酒字所从的器形作上大下小之形。如此造型之器盛满酒水后，如果不用东西支撑很容易倾斜。那么作为酿酒器具为何作此极不稳定的形状呢？本人就此问题，曾有幸向已故的我国著名酿造及微生物学专家、学部委员方心芳先生请教。他根据多年的考虑与经验认为，古代酿酒器具之所以做成如此造型，是为了方便酿造过程中酒糟的沉淀和清酒的上浮。器物做成倒锥形或漏斗形，比方形或筒形或上小下大形更容易使酒渣下沉，使清酒水液上漾或积澄。而这种器物的放置当初很可能是埋在地下。在河北省藳城台西村商代遗址的酿酒作坊中，还发现了形如将军盔的与酿酒有关的器物^[51]，正呈尖底大口之形，像酋、酒、酉的甲骨文字所反映的酒器形。在“将军盔”的外表底部，有烟熏火燎的痕迹，可知酿酒过程中有加热这一道程序。整个组合成字就是，即酋字。《说文·酉部》：“酋，绎酒也，从酉。”刘熙《释名》“释饮食”：“醳酒，久酿酉泽也。”又云：“酒，酋也。酿之米曲酉泽，久而味美也。”笼统指酋为酿酒过程，其实此字本义应为酿酒的前部或准备过程，对酒曲的加工过程。经过如此加工过的酒曲，就可以浸于水中溶解而酶化酒化了。《礼记·月令》云酿酒之时：“秫稻必齐，曲糵必时，湛炽必洁，水泉必香，陶器必良，火齐必得，兼用六物，大酋监之，毋有差贷。”这里详细解释了先秦时期酿酒过程中的准备原料、曲糵、泉水、酒器、柴火的细节，商代酿酒技术可从中窥见一斑。

商代酿酒，已广泛运用曲糵发酵。《尚书·说命》：“若作酒醴，尔惟曲糵。”是说要制造出好酒来，必须运用曲糵。由于商代主要以粮食作为酿酒原料，不同于原始的果酒酿造可以自然发酵。因为谷物的主要成分是淀粉，淀粉不能直接发酵成酒，必须先经过糖化然后再酿成酒。利用酒曲造酒，就可以使淀粉的糖化、酒化两个过程同时进行。这叫做“复式发酵法”。所以酿酒之先，必须先制造出酒曲来。酒曲是一种微生物菌，也称酵母菌、霉菌。商代已会培养这种酵母菌，即把谷物或其它淀粉质料固体培养，洒水受潮，使其霉变，生成微生物菌。商代考古资料表明，当时人们已经掌握了这种制曲的方法，并运用曲糵造酒。如在河北省藳城县台西村商代遗址的酿酒作坊中，发现了大量灰白色类似水锈状沉淀物。经方心芳先生鉴定，认为是人工培育的酵母。虽然由于年代久远，酵母菌已经死亡，但酵母残壳犹存^[52]。人工配制酵母（酒曲、曲糵），是我国古代酿酒技术史上的重大突破。甲骨文字所显示的，正是加热水汽使米粒温热潮湿，促其霉变，制造酒曲的情景。笼统而言，它指代酿酒之事和酿酒过程。

“酋”在后世文献的官职系统中是掌管酿酒的官名。《说文》：“酋……礼有大酋，掌酒官也。”《礼记·月令》：“仲冬之月……乃命大酋，秫稻必齐，曲糵必时，湛炽必洁，水泉必香，陶器必良，火齐必得，兼用六物，大酋监之，毋有差贷。”郑玄注：“大酋者，掌酒之官。”《玉篇》：“酋，酒官。”《吕氏春秋·仲冬》：“乃命大酋。”高诱注：“酋，主酒官也。”以意绎之，这里的“大酋”应是掌管酿酒的官员。但“大酋”不见于《周礼》职官表中，《周礼·天官》有“酒正”、“酒人”等，掌管尝酒酒政、祭礼用酒之事，其职掌与“大酋”之专司酿酒有所分别。此虽两周之事，但商代既然酒事频繁，当有专司酿造之“大酋”官员。此也可证“受酋年”为“受酋年”，即对酿酒年成收获的占问之辞。后世文献中“酋”之酿酒义项，当是从商代“”字的酿酒过程本义而来。

（六）甲骨卜辞“受酋年”应是对酿酒的产量收获的占卜

即酋，指原始的或至少是商代的酿酒过程和技术。那么，如何解释“受酋年”呢？

年，据《说文》知其本义为谷熟。卜辞中“受年”，指农作物黍的年成收获，而非“收获谷熟”，虽仍指农作物的年成，但毕竟比本义引申了一步。“受年”既指年成收获，就不要太局限于农作物之收获，因为有年成收获的不仅仅是农作物，可以是与人类生活密切相关的衣食住行方面的任何一种产量的主体。正如郭沫若先生说到商代的畜牧产业时称：“其所以罕为蒭牧贞卜者，盖包含于祈年之例中也。《诗·小雅·无羊》乃考牧之诗，末章云‘大人占之，众维鱼矣，实维丰年’，是知古之祈年，不限于稼穑矣。”^[53]胡厚宣先生亦云：“卜辞中每于蚕神求年，知蚕桑之业，与农业生产一样，亦为一年的重要收成。”^[54]其为畜牧渔猎产业祈年，是求兽类猎物和水产鱼虾之多；向蚕神求年，当是祈求蚕桑、纺织的产量高、年成好。准此，“受酋年”当指祈求酿酒的产量高、年成好，不出现意外麻烦。大概商代酿酒从酿造、贮藏到使用也是以一年为一周期单位，故酿酒之业也为商代一年之重要收获项目。因为在商代，帝王宫廷需要大量美酒用于馔食，鬼神祭祀更需要大量美酒歆享，如果酿酒的年成不太好，数量少或质量不佳，在嗜酒成风、祭祀占卜思想支配一切的殷商人们心目中，这无疑是一种年成的饥荒，是上帝鬼神的降罚。所以，“求酋年”与“求黍年”一样，受到商代人们的特别重视，并经常加以占卜贞问。

见于著录的“受酋年”的卜辞主要有以下诸条：

贞：我受酋年？贞：我不其受酋年？贞：我受黍年？贞：我不其受黍年？（《合集》10043）

癸未卜，争贞：受酋年？贞：弗其受酋年？二月。癸未卜，争贞：受黍年？贞：弗其受黍年？二月。（《合集》10047）

……其[受]黍[年]？……受黍年？贞：不其受酋年？（《合集》10050）

甲子卜，殻贞：受黍年？贞：不其受酋年？（《合集》10051）

甲子卜，殻贞：我受酋年？甲子卜，殻贞：我受黍年？（《续编》2·29·3）

贞：我受黍年？四。贞：我不其受酋年？四。小告。贞：我受酋年？四。（《英藏》821）

贞：今岁我受酋年？三。四。（《合集》10040）

戊戌卜，殻贞：我受酋年？三月。（《合集》10041）

甲子卜，宾贞：我受酋年？三。（《合集》10042）

甲申卜，宾贞：其隹酋年受？（《合集》10048）

图一百二十六　甲骨文中受酋年辞例（《合集》10047）

所引辞例中，有几版“受酋年”与“受黍年”同版并卜，而且在甲骨文中，“受酋年”只与“受黍年”并卜，而与其他作物受年不相联系，可知“受黍年”之卜实为“受酋年”占卜的铺垫，由此可见二者之间的紧密关系，也可知酒的生产在殷商时代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因卜受酋年而卜受黍年，也可知当时酒确实是由黍米酿制而成的。从卜辞所系月份为“二月”、“三月”来看，商代人酿造黍酒与周人“十月获稻，为此春酒”（《诗经·豳风·七月》）的酿酒时间是不同的。这些“受酋年”的占卜，除有些称“我”外，未见有其他人名，这与“受年”的占卜同妇好等名称人物相联情况不同。可知，这是对王宫酿酒作坊的占卜，而不是关于某个贵族家族内造酒的贞问。

卜辞中“酋”除用“受酋年”外，还有用作其本义酿酒者，如：

己丑卜……酋于……享？二月。（《合集》9551）

当时酿酒于某地，然后以其酒献享于神灵之意。惜乎其辞残缺，不能知酿酒之所在地。此外，“酋”字还有借用作地名的例子，如：

丁未卜，在酋贞：王步于□不遘……（《菁华》10·9）

……王在师酋……（《文录》715）

甲午卜，在灊……贞：今日王步于酋，亡灾？（《前编》2·16·4）

从辞义可知，此地“酋”是远离都城之外的一个地方。张秉权先生仍释此字为读为，地在今河南确山的古道城或息县西南^[55]。究其如何，已不可考。以“酋”名地，或者此地就是当时一个最大的酿酒作坊，或许此地曾以酿酒闻名，也未可知。

甲骨文中有“猷”字作（《乙编》7751）、（《后编》上15·15），从犬从酋，为会意兼形声字，从犬酋声。猷字在甲骨文中用为地名，也是一个与商王朝敌对的部族方国名，如：

乙丑卜，王贞：余伐猷？（《前编》7·18·2）

庚寅卜，殻贞：乎雀伐猷？（《龟甲》2·15·11）

乙未卜，殻贞：勿隹王自正猷？贞：我勿伐猷？（《通纂》564）

贞：猷伐曹，其（《后编》上15·15）

郭沫若认为其地在“宋郑之间”^[56]。其字与酿酒之事有何关系，尚不可得知。

从目前发掘的台西商代酿酒作坊，与甲骨卜辞、文献记载相证，可知商代已开始大规模酿酒，把酿酒业作为一个重要的手工业门类。商代大量酿造的酒应主要是黍酒。《说文》引孔子曰：“黍可为酒，禾入水也。”“酉，就也。八月黍成，可以酎酒。”因黍性黏味甘，酿出的酒香醇浓郁，中原地区又适应黍作物生长，且黍生长期短，所以商代广种黍田，为商代大量酿酒提供了酒曲原料的保证。因此，我们认为，卜辞中屡屡出现“受黍年”的缘故，主要是为酿酒的原料黍谷而占卜，而反映农业生产状况的可能性因素极小，如卜辞有：

辛未卜，古贞：黍年有足雨，王饮亡它？贞：黍年有足雨，饮亡它？（《乙编》3285+3319）

即是卜问天降了足够的雨水，黍的年成丰收在望，酿酒的年成也有了保障，不会影响到商王的酒水供应，可以放心大胆地狂饮了。

商代酿酒技术有相当高的工艺和复杂的方法，可以酿造出黍酒、鬯酒、醴酒等不同种类的酒。当然，这些酒的酿造都应该包括在“受酋年”的范围之内。

殷人尚酒，是商代酿酒得到重视的原因。甲骨卜辞中，有许多酒的记载。首先是大量的“祭”，如：

癸亥卜：上甲？（《合集》1192）

戊午卜，宾贞：求年于岳、河、夒？（《合集》10076）

叀岳先酒，乃五云，有雨？（《屯南》651）

癸未贞：甲申出入日，岁三牛？兹用。（《屯南》890）

既是酒祭，自然要用大量的酒而供鬼神、灵物歆享。还有一些非“祭”的祭祀，也用酒配牺牲作为祭祀供品，如：

戊午贞：肜其？（《京津》4351）

癸丑卜，行贞：翌日甲子后祖乙岁？朝兹用。（《库方》1025）

癸卯卜，贞：弹鬯百，牛百？用。（《前编》5·8·4）

肜、岁、弹，皆祭名，虽非祭，但也用酒配祭。鬯酒以卣盛之，故卜辞中之鬯即指一卣鬯酒。一祭而用100卣鬯酒，可见商代众多祭祀中耗用酒量大得惊人。但是更重要的是，嗜酒如命的殷商人们在祭祀之后，是不会把这些美酒白白倒掉的，而是分食胙肉，共饮祭酒。

除此之外，殷商人们日常生活中也饮耗大量的美酒。这从文献记载中也可看出个大概来。《尚书·微子》：“我用沉酗于酒……方兴沉酗于酒。”这是殷商人们的自责之辞。周人认为商人所以亡国，与商人好酒有关，所以在分封康叔于卫时，周公特作《酒诰》以戒之。《尚书·酒诰》中多处记载殷商君臣的狂饮酗酒之事：“在今后嗣王酣身……”“（商）民罔不衋伤心，惟荒腆于酒。”“庶群自酒，腥闻在上，故天降大丧于殷。”“群饮汝勿佚，尽执拘以归于周，予其杀。”“殷之迪诸臣惟工，乃湎于酒。”又《尚书·无逸》：“殷王受之迷乱，酗于酒德。”《诗经·大雅·荡》：“咨女殷商，天不湎尔以酒，不义从式。既愆尔止，靡明靡晦，式号式呼，俾昼作夜。”《诗经·大雅·抑》：“其在于今，兴迷乱于政，颠覆厥德，荒湛于酒。”《韩非子·说林》：“纣为长夜之饮，惧以失日，问其左右，尽不知也。乃使人问箕子。箕子……辞以醉而不知。”又据张守节《史记集解》：“纣为酒池，迴船糟丘，而牛饮者三千余人为辈。”殷商人们沉湎酒事之骇人情状，由此可见一斑。

另外，商周金文中透露的一些信息，也颇能说明此问题。如《大盂鼎》：“我闻殷坠命，唯殷边侯甸，粤殷正百辟，率肆于酒，故丧师。”《毛公鼎》：“王曰：父厝……毋敢□于酒。”也是鉴于商亡于酒，于是乃为警惕之语。而且，我们还可以从占据商代考古所出青铜器多数、且制造精美、体用分明的酒器，看出殷人嗜酒的真实景况，也能从中体味出为什么周人说殷纣王以酒亡国的道理来。

总之，在殷人嗜酒甚至把酒看作比进食还紧要的商代，酒的产量、质量、年成收获，虽说不是“在祀与戎”的“国之大事”，但至少要比占卜某种普通的农作物收成重要得多。所以，我们认为，在把“受酋年”释为农作物收成多有不妥的情况下，解作酿酒的年成收获是完全可以成立的。这已不仅仅从是音韵、训诂学上烦琐而苍白的考证，就其文字形构而言，也是颇能相安的，而且它更适合于商代的历史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