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附论——说甲骨卜辞之“左王”
甲骨卜辞中“左”字，除左右之“左”表方位和用为人名、地名之外，武丁时期还有一种用作动词的“左”，尤其以“左王”的辞例较为常见，如：
贞：咸允左王？贞：咸弗左王？（《合集》248正）
丁未卜，殼贞：祖乙弗左王？（《合集》1624）
王占曰：勿左王？（《合集》2002反）
贞：王遣，祖乙左[王]？贞：王有遣，祖乙弗左王？二告。（《合集》5447乙）
……贞：侑……家祖乙弗左王？我家祖辛弗左王？（《合集》13584正甲）
……家祖辛左王？贞：……家祖乙左王？（《合集》13584正乙）
丙申卜，宾贞：示左王？贞：示弗左王？（《合集》14888）
壬寅卜，殼贞：帝弗左王？（《英藏》1136正）
图一百一十七 甲骨文中左王辞例（《合集》1624）
还有一些辞例，虽然不是以“左王”的形式出现，但细读辞意仍与“左王”之意相关，或省略了“王”，或将“王”字前置，或将施王以“左”的神祇省略。如：
王在兹，大示左？（《合集》816反）
甲午卜，殼贞：王奏兹玉，成左？（《合集》6653）
贞：示左？（《合集》13697正乙）[216]
……王……叀左……祖乙……（《合集》22891）
贞：其有左？十二月。（《合集》4073）
己酉卜，王曰贞：叀……左自取祖乙
于之若？（《合集》23721）
王梦，王隹左？（《合集》376反）
贞：王左？三羌于俎，不左，若？（《合集》376正）
与“左王”等意义相关的，是对时王以外的其他人施“左”之辞例，如下：
贞：令比沚
，示左？七月。（《合集》3952正）
贞：其左小丁？（《合集》27148）
乎般比
左？勿乎般比
左？（《合集》371反）
贞：有复左……循于之益若？（《合集》811正）
庚寅卜，□贞：并左？叀辛卯用？（《合集》4392）
贞：左弗正？（《合集》16259）
……父不……祟左……（《合集》16978）
辛未贞：其……
叀叜叀左？（《屯南》1204）
对于上述辞例中的“左王”，历来甲骨学家多将其释为“佐王”，即对王的“佐佑”之意。如陈梦家先生曰：“缶、福、
都是帝对于时王的善意的保护。……
即左、佐，意为佐助。除帝以外，先王亦佐时王。”[217]饶宗颐先生云：“‘贞：咸允左王。贞：咸弗左王。’左读为佐。《周礼·序官》：‘以佐王均邦国。’郑注：‘佐犹助也。’左王读为佐王。”[218]徐中舒等先生称：“左王”、“左朕”之“左”同“又”，用作祐，神祇之祐助[219]。于省吾等先生也主张“左王”之“左”引申为佐助之义，“凡此诸字，就其涵义而言，与之用作佑者，实无区别”[220]。陈炜湛先生也认为：“左王就是佐王，左朕就是佐朕，亡左就是无佐。”“假左为佐，正如假右为祐一样。时王卜问是否得到先王或上帝的保佑，则用‘受又’，卜问先王或上帝是否辅助自己，则称左，看来还是比较清楚的。”[221]
以上诸说，作者不能苟同，将此“左王”视为“佐王”和“佑王”，是一种不正确的说法。试论说如下：
学者多将“左王”之“左”解做“佐助”、“辅佐”之意，多是出于甲骨文中“左”、“右”无别这种观念的误导。陈梦家先生径直说：“庚甲以后
又互用”。徐中舒先生云：“甲骨文正反每无别，故？亦用作右，惟左右并称时，
又之分始明。”饶宗颐先生云：“左与右俱有助义，乃知卜辞之言‘左某先王’与祐神之祐，义无二致。”陈炜湛先生也认为：“卜辞
，在相当多的场合下，乃是右的反书而不是左。”对于“王族其敦尸方邑，隹有左，其□丁”一辞，姚孝遂、肖丁则谓王族征讨夷方之城邑，将得到神祖之佑佐，遂祀于“丁”[222]。也是把“有左”当作“右左”和“佑佐”了。
甲骨文中“左”、“右”果真不分、往往无别吗？非也。我们承认，甲骨文字有字形的对称性原则，即字势在左者可以右之，字势在右者可以左之，大多数字形都可以作左右势的互换。但是这种“甲骨文正反每无别”也不是绝对的，对于个别字来说就不能作此字势的互换。“左”、“右”二字正是这样极为特殊的例子，恰恰不能作此比附。对此，王国维先生早有确论，曰：“古文正反不拘，或左或右，可任意书之。唯（左右上下）诸字例外。”[223]因为“左”字一换字势，就变成了“右”字。而“右”字一换字势，就变成了“左”字。“上”、“下”两字亦然。“人字虽然正反无别，但（左）和（右）就是靠不同方向区别为二字的。”[224]另外，并非论者所云左右并称时始分别，左右各自单称时也可分别。不过对于甲骨文中的“左”、“右”而言，也有前后期别的变化情况，早期尤其是武丁时期，“左”、“右”分别清楚，互不混淆；但是到了“廪、康以后，以左为右或反右为左之例渐多”，然而并“未发现以右为左或反左为右之例”[225]。也就是说，就是偶尔有一些误作，也是有条件的，不是两者可以随便互换的[226]。
从甲骨材料来看，“殷人尚右”观念是确实存在的。甲骨卜辞辞例中，尤其是关于军事战争的辞例中，往往以“右、中、左”为序或先“右”后“左”而言；甲骨卜辞所反映的商代占卜制度，也多有以“右卜”为重为用的倾向；卜辞中有“右宗”一词，为隆重祭祀早期先公而祈求降雨的特殊宗庙，在商代宗庙体系中占有重要位置；甲骨文字形所反映的商代服饰也是以“右衽”为常为尊，而殷墟出土的玉石人俑所反映的服制资料与此情况完全吻合；统计甲骨文中从手形的字，也是从右手形的字居多，而从左手形的字较少；甲骨卜辞中常见祈福成语“受有佑”，“有”“佑”字皆作右手形，也可知殷人以右为上为吉；从甲骨刻辞的文例来看，甲尾刻辞、中甲刻辞、甲桥刻辞等记事刻辞都刻在龟腹甲的右侧，龟腹甲上的对贞卜辞排列多是右正左反，右吉祥而左灾祸；在商代初年官制中，“右相”伊尹的地位明显高于“左相”仲虺，卜辞中“右尹”、“右保”、“右史”等官职屡见而左官杳然；后世称为“大学”的贵族学校在商代则称为“右学”，而地位较低的“小学”在商代称为“左学”；等等。而证之以考古资料，殷墟考古中发现的宫室、城建、墓葬、车马坑等的排列现象也无不佐证商代重右的观念[227]。正因为“殷人尚右”，所以与“右”相对的“左”，作为一种方位，在商代的地位是较低的。“左”字此时尚未出现“佐助”、“佐佑”的义项，所以甲骨卜辞中的“左王”不可能是对时王的“佐助”、“辅佑”。
再者，能对时王施“左”的对象，往往是“帝”、“示”、“大示”、“成”、“咸”、“祖乙”等，这些都是天神地祇、先公先王，地位都比时王高，他们只能给时王带来福佑和祟祸，但不可能屈尊枉驾“辅佐”时王。显然将“左王”视为辅佐、佐佑时王的解释不通。
能够证明“左王”之“左”的意义者，莫过于见之于甲骨卜辞中大量的同时代资料。如卜辞中有许多“不左”的辞例，如下：
贞：王左？三羌于俎，不左，若？（《合集》376正）
贞：王
[多]屯，不若左于下上？贞：王
多屯，不左若于下上？（《合集》809正）
贞：不左？贞：侑于祖乙五伐，卯五牢？（《合集》923正）
……宾贞：王勿宾夕，不左？（《合集》1540）
丁卯卜，争贞：王往于敦，不左？（《合集》7945）
……求亘一皀
示不左？十二月。（《合集》23431）
又有“亡左”的辞例，如下：
……多子……至……亡左？（《合集》3252）
贞：王……宾亡左？（《合集》15178）
庚午卜，辛……大……亡左？（《合集》21962）
癸亥卜，彭贞：其酒肜王，下上亡左？（《合集》27107）
丁丑王卜贞：今骨巫九备……典春
侯弹……尤眔二女圶余其比……戔亡左自上下……受有佑，不
亡……商亡蚩在？（《合集》36344）
……卜贞：典春
侯……子其比弹甾戔亡左……
？王占曰吉。在……（《合集》36347）
余其从多田于多白征盂方白炎，叀衣翌日步，亡左，自上下于
示，余受又又。（《合集》36511、甲2416）
庚辰卜贞：叀毕往亡左？十二月。（《英藏》352）
贞：衣□若亡左？（《英藏》1996）
庚午卜，兄贞：其□伊史亡左？九月。（《英藏》2119）
又有“弗左”的辞例，除了见之于与“左王”对贞的“弗左王”之外，还有与“左”对贞的“弗左”：
贞：王……兹大……弗左？（《合集》816反）
……祖乙……弗左？（《合集》1572）
……王去朿……弗左……（《合集》5139）
甲午卜，殼贞：王奏兹玉，成左？甲午卜，殼贞：王奏兹玉，成弗左？（《合集》6653正）
贞：示弗左？（《合集》13697正乙）
壬子卜，争贞：我其作邑，帝弗左若？三月。（《合集》14206正）
癸丑卜，[争]贞：我作邑，帝弗左若？二告。（《合集》14207正）
……弗左我……（《合集》16432）
除此之外，还有“勿左”，因辞例较少，兹不引述。
对于“亡左”、“不左”、“弗左”，论者也有将“左”释作“佐”和“右”的，如陈梦家先生云：“武丁以后的卜辞则有：‘下上亡左（甲2386，康丁卜辞）亡左，自上下受又（前4.37.5，乙辛卜辞）’亡左即无佐，‘左’乃名词，在动词‘亡’之后。庚甲以后‘
’‘又’互用，亡左可能是亡右，即无佑。”[228]将“左王”视为“佐王”、“佑王”的一些学者，恐怕也多是跟从了陈氏的这一说法。
但屈万里先生不同意将“左”字通作“右”用，云：“卜辞称‘亡
’，
，即左字。《综述》（五七○页）读为佐，殊费解。疑此当读为昭公四年《左传》‘不亦左乎’之左，杜注所谓‘不便’者也。‘亡
’，意谓无有不便；言事将顺遂也。”[229]李孝定先生也曾云，卜辞“言‘弗？’言‘不
’，盖言不相违戾也”[230]。陈世辉、汤余蕙先生也认为：“不左”之“左”，“
，即左，通差，意思为差错”。“弗左”之“左”，“？，同左，弗左，这里的意思是不会以为不便”。“亡左”之“左”，“亡左，如同说不左，左，差错”[231]。
我们认为后一种意见较为正确，还是将“左”视为与“右”相对的意思较为合适。又《左传·襄公十年》，范宣子曰：“天子所右，寡君亦右之，所左，亦左之。”孔颖达疏曰：“人有左右。右便而左不便。故以有所助者为右，不助者为左。”可见“左”与“右”的区别是明显的，“左”为不便、不助，而“右”为便利、助佑，两者不容混淆。如果将甲骨文中这类“左”字都释为“右”，从而“左”、“右”无别，那么卜辞中就没有与“右”相对的义项了。而这种情况是不可能存在的。
甲骨卜辞中一些常见习语，如“亡灾”、“亡祸”、“亡尤”、“亡巛”、“亡哉”、“亡它”、“亡疾”等占卜，正与“亡左”、“不左”、“弗左”的辞例形式相同。对于前者中的“亡×”之×者，皆不吉利、不顺利之恶意语词也。一般情况下甲骨卜辞都是用“亡×”这样对灾祸之否定形式来表示平安、顺利，尤其是“亡祸”、“亡灾”、“亡尤”最为常见，基本上不会有“有×”这样的形式。而在有一定的不祥征兆或特定判断的情况下，甲骨文中才有“有它”、“有祸”、“有祟”、“有疾”等，是为不吉利之词也，故须占问“亡×”者，以求其免除灾祸也。我们一般都将“亡×”视为没有灾祸的意思，那么同理这些“亡左”之左也是恶意，与“右”相对；“亡左”等也应该是祈求没有灾祸、一切顺利的含义。所以并非如有些学者所说的那样“亡左”即“亡佐”，亦即“亡佑”。与此相对者，甲骨卜辞中绝无“亡右”者即可知也。
我们再来对卜辞“左王”辞例作些具体分析，就更能清楚地辨明这一问题。
王占曰：勿左王？（《合集》2002反）
帝弗左王？（《英藏》1136）
祖乙弗左王？（《合集》1624）
从这些辞例来看，尤其是经过时王占断而希望出现的现象是“勿左王”、“弗左王”，就不难看出“左王”是凶而非吉，不是辅佐、佑助商王而是降灾降祸于商王了。
而其他一些与此相关的辞例，也颇能说明问题。“王梦，王隹左？”（《合集》376反）是一个较易判断的辞例。一般来说，甲骨文中出现梦都是被认为不吉利的事情。如：
贞：王梦启隹祸？王梦启不隹祸？（《合集》122）
贞：王梦隹祸？（《合集》272正）
王有梦不隹它？（《合集》655正甲）
贞王梦不隹有不若？（《合集》17398）
以上都是因为商王做梦而占问会不会有灾祸。而此辞由商王做梦而引起占问会不会出现“左”的情况，正可证明这里的“左”不是什么好的意思。而另外一些辞中，又将“吉”和“勿左”（《合集》13584乙反）、“弗左”与“若”（《合集》14206正、14207正）、“不左”与“若”（《合集》376正、《合集》809正）、“左”与“不若”（《合集》809正）放在一起，“吉”和“若”均是顺利、吉祥的意思；将“祟”与“左”放在一起（《合集》16978），而“祟”是祸患、辜艰之意。尤其是：
己未[卜]，□贞：旨□千若于帝右？贞：旨□千不允若于帝左？（《合集》14199正）
为一典型的对贞卜辞，“若”与“右”一起居右，“不若”与“左”一起居左，其位置关系与吉凶对应至为明显。这都说明了“左”绝对不是“佑助”、“辅佐”等吉祥的意思。
再者，像：
贞：王左？三羌于俎，不左，若？（《合集》376正）
侑……家祖乙弗左王？我家祖辛弗左王？（《合集》13584正甲）
己酉卜，王曰贞：叀……左自取祖乙
于之若？（《合集》23721）
这类辞例中，先是问“左”，经过对神灵和祖先的祭祀，就贞问“不左”和“若”，也可见“左”是与“若”相对而言的。有了“左”的征象，就通过祭祀向神灵和祖先祈求福佑，消除祸患。
所以我们认为，殷墟甲骨卜辞中的“左王”可能与“它王”、“祟王”意思一样，是祖先或神灵对时王降临的一种不利的行为。
与殷墟甲骨卜辞中的“左王”意义相关，周原甲骨中也有“左王”、“亡左”、“左”的辞例，如：
彝文武丁升，贞王翌日乙酉其求爯
于……文武丁豐……王卯……左王？（H11：112）
巳唯左？（H31：1）
……文武……王其邵帝……天……
典周方白，叀足，亡左，自……王受又又？（H11：82）
对这些辞例，学者的阐释各不相同。如陈全方先生把左视作贬义词，“亡左”是得助吉利的；但同时又认为“‘左’，即左右之左，古人以西为右，以东为左，‘左于受’者，盖为受佑于东方也”[232]。而徐中舒先生将“叀足，亡左，自……王受又又”释读为“西正亡
（佐），王受又又（祐）”和“西正不
（佐）于受又又（祐）”，意为“只须卜人来佐卜典，不必再用西正佐助，所以王独受神祐”；对于“左王”也释为“佐王”，即效忠殷王[233]。而缪文远先生则将“不左”释读为“丕佐”，“不左于受又又”意为悉心辅佐殷纣王，便能获得福佑[234]。徐锡台先生认为，“亡左”即无乖戾之事；但又认为“不左”是“不佐助”之意，“左王”即佐助于王[235]，等等。
分析诸家解说，陈全方、徐锡台先生将“亡左”释为无乖戾之事，无疑是正确的；而对于“左王”诸家均释为“佐助殷王”，解释则较为牵强。实际上，这同殷墟甲骨文中的“左”、“亡左”、“左王”等一样，其用法已经不是表示方向的左右之“左”了，而是乖戾、不顺、灾患之意。尤其是“叀足，亡左，自……王受又又”一辞，“亡左”与“受有佑”并称，均是表示吉祥美好的占问语。“受有佑”作为一个常见的卜辞成语，不可以分开，不是什么辅佐“殷纣王受”的意思。殷周甲骨卜辞中都以“亡左”为吉祥恒语，都以“左王”为蠲除对象的占卜，可见两者之间的承继关系。
西周金文中也出现了“左王”。如西周《虢季子白盘》铭文记载：“王赐乘马，是用左王。”对此“左王”，论者多以为如同《晋公簋》铭文记载“左右武王”、《叔夷镈》“虔卹不易，左右予一人”一样，“左”为“佐助”之意。但是金文中也有“弗左”，如《
觥盖》：“吳
弟史遗马弗左”，唐兰先生云：“左即
字。《说文》：
，行不正也。”究竟如何，须另文专考。不过，从上文我们已经知道，在殷商末期的甲骨文中，就已经出现了误“右”为“左”、以“左”为“右”的现象。这种情况延续到西周时期，对人们的左右观念影响很大。两周金文中误“右”为“左”、误“左”为“右”的例子有许多，如伯吉父簋“唯十又二月”，“又”字做
形、元年师兑簋“又”作“又右”、庚季鼎“又”“”字作“又”等等。另外，与殷商尚右观念相反，西周人们尚左，“左”之地位较殷商时代明显上升，遂以“左”为佐佑之“佐”，与“右”之为“佑”并称，成为吉祥福佑的褒义字。而这在殷商时代是不可思议的。
【注释】
[1]详见于省吾主编《甲骨文字诂林》，第四册，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3010页。
[2]姚孝遂先生对“东”字诸家说法的评语，详见于省吾主编《甲骨文字诂林》，第四册，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3011页。
[3][美]艾兰：《龟之谜——商代的神话、祭祀、艺术和宇宙研究》，汪涛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4]关增建：《中国古代的空间观念》，《大自然探索》1996年第4期。
[5]郑文光：《中国古代的自然哲学与天文学思想》，《中国哲学》第2辑，三联书店1980年版。
[6]宋兆麟等：《中国原始社会史》，文物出版社1983年版，第431页。
[7]王玉哲：《甲骨、金文中的“朝”与“明”字及其相关问题》，《殷墟博物苑苑刊》创刊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后收入《古史集林》，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318～325页。
[8]王国维：《释西》，《观堂集林》卷六，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86页。
[9]罗振玉：《增订殷虚书契考释》卷中，东方学会石印本1927年版，第13页。
[10]徐中舒主编：《甲骨文字典》，四川辞书出版社1990年版，第1276页。
[11]孙诒让：《契文举例》，卷上，楼学礼点校本，齐鲁书社1993年版，第50页。
[12]罗振玉：《增订殷虚书契考释》，卷中，东方学会石印本1927年版，第14页。
[13]唐兰：《殷墟文字记》，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67～71页。
[14]郭沫若：《释南》，《甲骨文字研究》，《郭沫若全集考古编》第一卷，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
[15]唐兰：《天壤阁甲骨文存考释》，辅仁大学影印本1939年版，第51页。
[16]郭沫若：《殷契粹编考释》，科学出版社1965年版，第165页。
[17]陈邦怀观点见陈直：《殷契賸义》，摹庐石印本1930年版，第4～5页。
[18]王襄：《簠室殷契类纂》，正编，河北博物院1920年版，第38页下。
[19]唐兰：《释四方之名》，《考古学社社刊》第4期，1936年，第1～6页。
[20]李孝定：《甲骨文字集释》，台湾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1965年版，第2699页。
[21]唐兰：《释四方之名》，《考古学社社刊》第4期，1936年，第1～6页。
[22]宋镇豪：《论商代的政治地理架构》，《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刊》第1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
[23]李雪山：《商后期王畿行政区划研究》，《郑州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
[24]连劭名：《殷墟卜辞中的四戈与四巫》，《殷都学刊》2008年第4期。
[25]胡厚宣：《甲骨文四方风名考》，《责善半月刊》，第二卷第十九期，1940年；《甲骨文四方风名考补正》，《责善半月刊》，第二卷二十二期，1940年；又收入《甲骨学商史论丛》初集，第二册，成都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专刊1944年版。
[26]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589～590页。
[27]王晖：《论殷墟卜辞中方位神和风神蕴义及原型演变》，《2004年安阳殷商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
[28]胡厚宣：《甲骨文四方风名考证》，《甲骨学商史论丛》初集二册，成都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专刊1944年版；《释殷代求年于四方和四方风的郊祀》，《复旦学报》（人文科学版），1956年第1期；杨树达：《甲骨文中之四方风名与神名》，《积微居甲文说》（1945年稿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斯维至：《殷代风之神话》，《中国文化研究汇刊》，第8卷，1948年；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科学出版社1956年版；严一萍：《卜辞四方风新义》，《大陆杂志》第15卷第1期，1957年；陈邦怀：《四方风名》，《殷代社会史料征存》，天津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丁山：《四方之神与风神》，《中国古代宗教与神话考》，龙门联合书局1961年版；于省吾：《释四方和四方风名的两个问题》，《甲骨文字释林》，中华书局1979年版；曹锦炎：《释甲骨文北方名》，《中华文史论丛》1982年第3期；李学勤：《商代的四风与四时》，《中州学刊》1985年第5期；郑慧生：《商代卜辞四方神名、风名和后世春夏秋冬四时的关系》，《史学月刊》1984年第6期；饶宗颐：《四方风新议》，《中山大学学报》（哲社版），1988年第4期；连劭名：《商代四方风名与八卦》，《文物》1988年11期；常正光：《殷代授时举隅——“四方风”考实》，《中国天文学史文集》（5），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蔡哲茂：《甲骨文四方风名再探》，《金祥恒教授逝世周纪文集》，台北艺文印书馆1990年版；裘锡圭：《释南方名》，《甲骨文字考释（续）之一》，《古文字论集》，中华书局1992年版；郑杰祥：《商代四方神名和风名新证》，《中原文物》1994年第3期；冯时：《殷卜辞四方风研究》，《考古学报》1994年第2期；王宇信、杨升南：《商代宗教祭祀及其规律的认识》，《甲骨学一百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萧春林：《殷代的四方崇拜及相关问题》，《考古与文物》1995年第1期；王晖：《论殷墟卜辞中方位神和风神蕴义及原型演变》，《2004年安阳殷商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陈汉平：《古文字释丛》，《考古与文物》1985年第1期；林沄：《说飘风》，《于省吾教授百年诞辰纪念文集》，吉林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又收入《林沄学术文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版，第3～34页；[日]松丸道雄：《介绍一片四方风名刻辞骨》，《纪念殷墟甲骨文发现一百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
[29]郑慧生：《商代卜辞四方神名、风名和后世春夏秋冬四时的关系》，《史学月刊》1984年第6期。
[30]罗振玉：《增订殷虚书契考释》卷下，东方学会石印本1927年版，第60页。
[31]胡厚宣：《论五方观念及中国称谓的起源》，《甲骨学商史论丛》初集，成都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专刊1944年版。
[32]胡厚宣：《卜辞中所见之殷代农业》，《甲骨学商史论丛》二集上册，成都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专刊1945年版，第32页、第33页。
[33][英]葛瑞汉：《阴阳与关联思维的本质》、范毓周：《“五行说”起源考论》、刘起
：《五行原始意义及其纷歧蜕变大要》、[美]班大为：《天命和五行交替理论中的占星学起源》、田笠：《风水探源：早于五行术的方向择吉》、萧良琼：《从甲骨文看五行说的渊源》、连劭名：《甲骨刻辞所见的商代阴阳数术思想》、常正光：《阴阳五行学说与殷代方术》、[英]汪涛：《殷人的颜色观念与五行说的形成及发展》、沈建华：《从殷代祭星郊礼论五行起源》等，载于艾兰、汪涛、范毓周主编《中国古代思维模式与阴阳五行说探源》一书，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
[34]罗振玉：《增订殷虚书契考释》卷中，东方学会石印本1927年版，第14页。
[35]唐兰：《释中、沖》，《殷虚文字记》，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37页。
[36]饶宗颐：《殷代贞卜人物通考》，香港大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599页。
[37]萧良琼：《卜辞中的“立中”与商代的圭表测影》，《科学史文集》第10辑，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3年版，第27～44页。
[38]温少锋、袁庭栋：《殷墟卜辞研究——科学技术篇》，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3年版，第14～16页。
[39]胡厚宣：《记香港大会堂美术博物馆所藏一片牛肩胛骨卜辞》，《中原文物》1986年第1期。
[40]黄德宽：《卜辞所见中字本义试说》，《文物研究》第3期，黄山书社1988年版。
[41]李圃：《甲骨文选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68页。
[42]孙诒让：《契文举例》，楼学礼点校本，齐鲁书社1993年版，第43页、第45页。
[43]罗振玉：《殷虚书契考释》，永慕园石印本1915年版，第24页。
[44]罗振玉：《增订殷虚书契考释》，卷中，东方学会石印本1927年版，第13页。
[45]王襄：《簠室殷契类纂》，正编，天津博物馆石印本1920年版，第1页。
[46]裘锡圭：《甲骨文中所见的商代农业》，《全国商史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殷都学刊》增刊，1985年版，第198页。
[47]裘锡圭：《甲骨卜辞中所见的逆祀》，《古文字论集》，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227～230页。
[48]郑慧生：《上读法——上古典籍读法之谜》，《历史研究》1997年第3期。
[49][俄]郭静云：《商代“下上”概念刍议》，《东方考古研究通讯》第七期，2006年10月。
[50]孙诒让：《契文举例》，楼学礼点校本，齐鲁书社1993年版，第10页；商承祚：《福氏所藏甲骨文字考释》，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1933年版，第3页；饶宗颐：《殷代贞卜人物通考》，香港大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484～485页；于省吾：《释
》，《甲骨文字释林》，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57页。
[51]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417页。
[52]裘锡圭：《关于殷墟卜辞的命辞是否问句的考察》，《中国语文》1988年第1期；《从殷墟卜辞的“王占曰”说到上古汉语的宵谈对转》，《中国语文》2002年第1期；黄天树：《说殷墟甲骨文中的方位词》，《2004年安阳殷商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18～126页。
[53]孙海波：《甲骨文编》，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98页。
[54]张玉春：《说“外”》，《东北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84年第5期。
[55]郭沫若：《殷契粹编》，第526片考释，科学出版社1965年版，第503页。
[56]饶宗颐：《殷代贞卜人物通考》，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311页。
[57]董作宾：《侯家庄出土之甲骨文字》，《田野考古报告》第1集，1936年版。
[58]唐建垣：《释自》，《中国文字》第八卷，第32册，1969年，第3442～3447页。
[59]详见于省吾主编：《甲骨文字诂林》，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3423页。
[60]裘锡圭：《关于殷墟卜辞的命辞是否问句的考察》，《中国语文》1988年第1期；《从殷墟卜辞的“王占曰”说到上古汉语的宵谈对转》，《中国语文》2002年第1期，第75页注[47]。
[61]黄天树：《说殷墟甲骨文中的方位词》，《2004年安阳殷商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18～126页。
[62][加]许进雄：《明义土收藏甲骨释文篇》，第2331片，加拿大多伦多皇家安大略博物馆1977年版。
[63]徐中舒：《先秦史论稿》，巴蜀书社1992年8月版，第56页。
[64]黄天树：《说殷墟甲骨文中的方位词》，《2004年安阳殷商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18～126页。
[65]黄天树：《说殷墟甲骨文中的方位词》，《2004年安阳殷商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18～126页。
[66]甘露：《甲骨文方位词研究》，《殷都学刊》1999年第4期。
[67]杨锡璋：《殷人尊东北方位》，《纪念苏秉琦考古五十五年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9年版。
[68]郭大顺：《北方古文化与商文化的起源》，《中国商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版。
[69]杨树达：《甲骨文中四方风名与神名》，《杨树达文集之五·积微居甲文说》，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81页。
[70]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584～594页。
[71]丁山：《中国古代宗教与神话考》，龙门联合书局1961年版，第51页。
[72]高炜、杨锡璋、王巍、杜金鹏：《偃师商城与夏商文化分界》，《考古》1998年第10期，第72页；杨冠华：《二里头文化与二里冈文化墓葬比较研究》，北京大学2004年硕士学位论文，第9页、第40页；杨鸿勋等：《“中国商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述要》，《考古》1995年第9期。
[73]陕西周原考古队：《陕西岐山凤雏村西周建筑基址发掘简报》，《文物》1979年第10期。
[74]参看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新中国考古发现与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第270～278页。尤其是该书第275页的“东周各国都城遗址平面图”，对春秋战国各国都城遗址的北偏西朝向有明显的图示。
[75]王玉哲：《楚族故地及其迁移路线》，《周叔弢先生60生日纪念论文集》，又被收入杜正胜编《中国古代史论选集》，台湾华世出版社1979年版。
[76]湖北省博物馆：《楚都纪南城的勘查与发掘》，《考古学报》1982年第3、4期；郭德维：《楚都纪南城复原研究》，文物出版社1999年版，第49页。
[77]朱彦民：《商族的起源、迁徙与发展》，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
[78]河南省文物研究所：《郑州商代遗址发掘报告》，《文物资料丛刊》（1），文物出版社1977年版。
[79]安金槐：《试论郑州商代城址的地理位置与布局》，《中国商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版，第81页。
[80]裴明相：《郑州商代王城的布局及其文化内涵》，《郑州商城考古新发现与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9～10页。
[81]河南省文物研究所：《郑州商代城内宫殿遗址第一次发掘报告》，《文物》1983年第4期。
[82]河南省文物研究所：《郑州商城》，文物出版社2001年版。
[83]王学荣：《偃师商城“宫城”之新认识》，《中国商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版，第69页。
[8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汉魏故城工作队：《偃师商城的初步勘探和发掘》，《考古》1984年第6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第二工作队：《1983年秋季河南偃师商城发掘简报》，《考古》1984年第10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第二工作队：《1984年春偃师尸乡沟商城宫殿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5年第4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第二工作队：《河南偃师尸乡沟商城第五号宫殿基址发掘简报》，《考古》1988年第2期；刘忠伏：《偃师商城再次发掘大型建筑基址》，《中国文物报》1992年12月12日。
[85]杜金鹏、王学荣、张良仁、谷飞：《试论偃师商城东北隅考古新收获》，《夏商周文明研究》，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年版。
[86]湖北省博物馆等盘龙城发掘队：《盘龙城1974年度田野考古既要》，《文物》1976年第2期。
[87]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历史博物馆、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编：《夏县东下冯》，文物出版社1988年版，第148～150页。
[88]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焦作市文物工作队：《河南焦作府城商代早期城址》，《1999年中国重要考古发现》，文物出版社2001年版，第34页；袁广阔、秦小丽：《河南焦作府城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00年第4期。
[89]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河南安阳洹北商城》，《1999年中国重要考古发现》，文物出版社2001年版，第37页；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河南安阳洹北商城的勘察与试掘》，《考古》2003年第5期。
[90]四墓详细资料见：李济、万家保：《殷墟出土青铜觚形器之研究》，《殷墟出土青铜爵形器之研究》，《殷墟出土青铜斝形器之研究》，《殷墟出土青铜鼎形器之研究》，《殷墟出土五十三件青铜容器之研究》，在台湾南港由台湾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分别于1964、1966、1968、1970、1972年出版；又见石璋如：《小屯遗址的发现与发掘·丙编·南组墓葬附北组补遗》，台湾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1973年版。
[91]杨锡璋、杨宝成：《殷代青铜礼器的分期与组合》，《殷墟青铜器》，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
[92]安阳市博物馆：《安阳三家庄发现商代窖藏青铜器》，《考古》1985年第12期。
[9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安阳殷墟三家庄东的发掘》，《考古》1983年第2期。
[9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河南安阳市洹北花园庄遗址1997年发掘简报》，《考古》1998年第10期。
[95]刘雅鸣、李丽静：《殷墟发现盘庚迁殷时期的大型遗址》，《光明日报》1999年5月30日。
[96]石璋如：《小屯·第一本·遗址的发现与发掘乙编·殷墟建筑遗存》，台湾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1959年版。
[97]陈志达：《安阳小屯殷代宫殿宗庙遗址探讨》，《文物资料丛刊》第10辑，1987年版。
[98]郑振香：《殷墟发掘六十年概述》，《考古》1988年第10期。
[99]邹衡：《综述夏商四都的年代与性质》，《殷都学刊》1988年第1期。
[100]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87年安阳小屯东北地的发掘》，《考古》1989年第10期。
[101]杨宝成：《殷墟为殷都辩》，《殷都学刊》1990年第4期。
[102]王仁湘：《我国新石器时代的墓葬方向研究》，《中国史前考古学论集》，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
[10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69～1977年殷墟西区墓葬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9年第1期。
[104]马得志等：《一九五三年安阳大司空村发掘报告》，《考古学报》第九册，1955年。
[105]杨锡璋：《殷人尊东北方位》，《纪念苏秉琦考古五十五年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9年版。
[106]胡厚宣：《殷墟发掘》，学习生活出版社1955年版，第93页。
[107]E.O.James：Prehistoric Religion，PP.133～135，1975，New York.
[108]陈国钧：《台湾土著社会婚丧制度》，台北幼狮书局1961年版，第131页、第135页。
[109]曹定云：《论殷墟侯家庄1001号墓墓主》，《考古与文物》1986年第2期。
[110][美]张光直：《中国青铜器时代》，三联书店1983年版，第206页。
[11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69～1977年殷墟西区墓葬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9年第1期。
[11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安阳新发现的殷代车马坑》，《考古》1972年第4期。
[11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安阳殷墟孝民屯的两座车马坑》，《考古》1977年第1期。
[11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殷墟西区M1713的发掘》，《考古》1986年第8期。
[115]石璋如：《河南安阳后冈的殷墓》，《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十三本，1948年；宋镇豪：《释督昼》，《甲骨文与殷商史》第三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高江涛：《殷人四方尊位探讨》，《2004年安阳殷商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美]吉德炜（马保春译）：《晚商的方舆及其地理观念》注释40，《九州》第四辑，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郜向平：《商系墓葬研究》，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82～95页。
[116]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美国哈佛大学皮保德博物馆中美联合考古队：《河南商丘县东周城址勘察简报》，《考古》1998年第12期。
[117]赵新平、韩朝会、靳松安、王青：《河南鹤壁刘庄遗址》，《中国文物报》2006年1月27日。
[118]于省吾主编：《甲骨文字诂林》，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881页按语。
[119]林沄：《古文字研究简论》，吉林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45页。
[120]罗振玉：《增订殷虚书契考释》，卷中，东方学会石印本1927年版，第19页。
[121]分别见于王国维：《戬寿堂所藏殷虚文字考释》，上海仓明圣智大学1917年版，第1页上、第3页下、第14页下；又《观堂集林》第九卷，中华书局1959年版。
[122]王襄：《簠室殷契征文》，天津博物院1925年版，第1页、第15页。《簠室殷契类纂》第12页、《正编》第七第33页上、第十二第55页上，也有类似说法，即以“又”（右）为“有”、“佑”之通假。
[123]吴其昌：《殷虚书契解诂》，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72年版，第174页。
[124]董作宾此说，引自李孝定《甲骨文字集释》，台湾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1965年版，第891页。
[125]饶宗颐：《殷代贞卜人物通考》，香港大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981页。
[126]丁山：《甲骨文所见氏族及其制度》，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63页。
[127]孙海波：《甲骨文编》，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42页、第294页、第478页、第114～115页。
[128]赵诚：《古文字发展过程中的内部调整》，《古文字研究》第10辑，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62页。
[129]陈伟武：《甲骨文反义词研究》，《中山大学学报》1996年第3期。
[130]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609页。
[131]杨升南：《略论商代的军队》，《甲骨探史录》，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372页。
[132]刘钊：《卜辞所见殷代的军事活动》，《古文字研究》第16辑，中华书局1989年版。
[133]郭沫若：《殷契粹编》，科学出版社1965年版，第643页、第645页。
[134]屈万里：《殷虚文字甲编考释》，台湾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1年版，第127页。
[135]姚孝遂：《甲骨刻辞狩猎考》，《古文字研究》第6辑，中华书局1981年版。
[136]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516页。
[137]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小屯南地甲骨》，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000页。
[138]刘钊：《卜辞所见殷代的军事活动》，《古文字研究》第16辑，中华书局1989年版。
[139]郭沫若：《卜辞通纂》，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528页。
[140]刘钊：《卜辞所见殷代的军事活动》，《古文字研究》第16辑，中华书局1989年版。
[141]宋镇豪：《从甲骨文考述商代的学校教育》，《2004年安阳殷商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226页。
[142]于省吾：《释其
不
》，《甲骨文字释林》，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328页。
[14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小屯南地甲骨》，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00页；又见于肖楠《试论卜辞中的师和旅》，《古文字研究》第6辑，中华书局1981年版。
[144]严一萍据“贞：勿乎延复ㄓ行从乃”（金569），认为“
行”为“右行”，见其《殷商兵法志》（《殷商史记》补录卷二，台湾艺文印书馆1989年版，第1525页）。实则甲骨文中左右之“右”者均作“又”形，而从无作“
”形者。严氏失之矣。
[145]寒峰：《甲骨文所见商代军制数则》，《甲骨探史录》，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406页。
[146]郭沫若：《卜辞通纂》，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46页。
[147]严一萍：《甲骨文断代研究新例》，《庆祝董作宾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下册，台湾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1961年版，第532页。
[148]丁骕：《东薇堂读契记》，《中国文字》第10期，美国艺文印书馆1985年版，第73页。
[149]宋镇豪：《论古代甲骨占卜的“三卜”制》，《殷墟博物院苑苑刊》创刊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42页、第143页。
[150]郭沫若：《卜辞通纂》，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360页；郭沫若：《殷契粹编》，科学出版社1965年版，第479页。
[151][日]赤冢忠：《殷代祈年祭祀形态的复原》上，日本《甲骨学》第九号，1961年8月，第39页。
[152]饶宗颐：《殷代贞卜人物通考》，香港大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597页、第598页。
[153]胡厚宣：《关于卜用三骨的佐证》，见载郭沫若《安阳新出土的牛胛骨及其刻辞》，《考古》1972年第2期。
[154]宋镇豪：《论古代甲骨占卜的“三卜制”》，《殷墟博物苑苑刊》创刊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
[155]杨树达：《竹书纪年所见殷王名疏证》，《积微居甲文说》，《杨树达文集》之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54页。该说又见《积微居甲文说》第36页。
[156]郭沫若：《殷契粹编》，科学出版社1965年版，第362页；又该书第539页曰：“‘即于又宗’，亦见第十六片。‘又’盖读为右，谓宗祭于西也。”
[157]胡厚宣：《殷代婚姻家族宗法生育制度考》，《甲骨学商史论丛》初集上册，成都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专刊1944年版。
[158]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474页、第475页。
[159]晁福林：《关于殷墟卜辞中“示”和“宗”的探讨》，《社会科学战线》，1989年第3期。
[160][日]贝塚茂树、伊藤道治：《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藏甲骨文字研究》，第1943片考释，同朋舍1980年版。
[161]石璋如：《殷墟建筑遗存新认识》，《台湾研究院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集》（历史与考古组）上册，第127页，台湾研究院专刊1981年版。
[162]连劭名：《甲骨刻辞丛考·卜辞中的丛神与蓐收》，《古文字研究》第18辑，中华书局1992年版。
[163]王晖：《论商代上帝的主神地位及其有关问题》，《商丘师专学报》1999年第1期。
[164]朱凤瀚：《殷墟卜辞所见商王室宗庙制度》，《历史研究》1990年第6期。
[165]胡厚宣：《殷人之天神崇拜》，《甲骨学商史论丛》，初集上册，成都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专刊1944年版。
[166]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517页。
[167][日]池田末利：《殷虚书契后编释文稿》，广岛大学文学部中国哲学研究室1964年油印版，第53页。
[168]郭沫若：《殷契粹编》，科学出版社1965年版，第507页。
[169]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第六册，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707页。
[170]宋镇豪：《从甲骨文考述商代的学校教育》，《2004年安阳殷商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230页。
[171]董作宾：《大龟四版考释》，《安阳发掘报告》第三期，1931年。
[172]沈之瑜、濮茅左：《卜辞的辞式与辞序》，《古文字研究》第18辑，中华书局1992年版。
[173]董作宾：《大龟四版考释》，《安阳发掘报告》第三期，1931年。
[174]胡厚宣：《卜辞杂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8本第三分册，1939年。
[175]胡厚宣先生原文所注出处为“院446”，指所藏殷墟甲骨编号，因照顾著录书目体例，今改为“《院藏》446”。
[176]胡厚宣：《武丁时五种记事刻辞考》，《甲骨文商史论丛》初集，第三册，成都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专刊1944年版。
[177]董作宾：《商代卜鬼之推测》，《安阳发掘报告》第1期，1929年。
[178]唐兰：《关于尾右甲卜辞——董作宾氏典册即龟版说之商榷》，《国学季刊》第5卷3号，1936年。
[179]曹锦炎：《中甲刻辞——武丁时代的另一种记事刻辞》，《东南文化》1999年第5期。
[180]胡厚宣：《武丁时五种记事刻辞考》，《甲骨文商史论丛》初集，第三册，成都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专刊1944年版。
[181]张秉权：《甲桥刻辞探微》，台湾《汉学研究》第二卷第2期，1984年，第481～510页。
[182]张政烺：《试释周初青铜铭文中的易卦》，《考古学报》1980年第4期。
[183]石璋如：《殷代地上建筑复原第四例——甲六基址与三报二示》，《台湾研究院第二届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集》（历史与考古组），台湾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1989年版，第11页。
[184]王国维先生此说，引自李孝定：《甲骨文字集释》，台湾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1965年版，第951页。
[185]林沄：《古文字研究简论》，吉林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96页。
[186]孙海波：《甲骨文编》，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26页、第127页。
[187]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570页。
[188]饶宗颐：《殷代贞卜人物通考》，香港大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278页、第897页。
[189]陈炜湛：《甲骨文字辨析》，《中山大学学报》1980年第1期；《甲骨文异字同形例》，《古文字研究》第6辑，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48页。
[190]于省吾主编：《甲骨文字诂林》，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881页按语。
[191]徐中舒主编：《甲骨文字典》，四川辞书出版社1989年版，第280页。
[192]屈万里：《殷虚文字甲编考释》，台湾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1961年版，第304页。
[193]李孝定：《甲骨文字集释》，台湾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1965年版，第951页。
[194]沈建华、曹锦炎编著：《新编甲骨文字形总表》，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不过，从我们所选的从手偏旁字的排列而言，该书的编排并非尽善尽美，如“又”部中收了大量从“収”和从“攵”的字，而“殳”部中收了大量从“又”和从“攵”的字，而这两部中所收的从手之字既不典型也不完全，因为在这两部之外，散见于其他部首的从“又”和“殳”的字更多。按，近年来此书又有修订版，即沈建华、曹锦炎编著《甲骨文字形表》（上海辞书出版社2008年版），没有比对两书，料想新版应当对这些问题作了修改。
[195]吴其昌：《殷虚书契解诂》，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72年版，第47页。
[196]孙海波：《甲骨文编》，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356页。
[197]金祥恒：《续甲骨文编》，艺文印书馆1959年版。
[198]沈建华、曹锦炎：《新编殷墟甲骨文字形总表》，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199]朱桢（笔者别名）：《读〈甲骨文所见商代服饰〉——与杜勇先生商榷》，《中原文物》1993年第3期。
[200]梁思永：《殷墟发掘展览目录》，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梁思永考古论文集》，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梁思永、高去寻：《侯家庄第六本·1217号大墓》，台湾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1968年版。
[201][日]梅原末治：《河南安阳遗物之研究》，京都桑名文星堂1941年版；《支那古玉图录》，京都桑名文星堂1955年版。
[20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殷墟妇好墓》，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
[203]宋镇豪：《夏商社会生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84页。
[204]朱彦民：《殷墟玉石人俑与三星堆青铜人像服饰的比较》，《四川文物》2004年第1期。
[205]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文物考古研究所：《广汉三星堆遗址二号祭祀坑发掘简报》，《文物》1989年第5期。
[206]朱彦民：《殷人尊东北方位说补证》，《中原文物》2003年第6期。
[207]石璋如：《小屯第一本·遗址的发现与发掘丙编·殷虚墓葬之一，北组墓葬》，台湾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1970年版。
[208]石璋如：《殷代地上建筑复原第四例——甲六基址与三报二示》，《台湾研究院第二届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集》（历史与考古组），台湾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1989年版，第15页。
[209]朱桢（笔者别名）：《“殷人尚白”问题试证》，《殷都学刊》1995年第3期；又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复印中心全文复印在《中国古代史（一）》1995年第10期。
[210]裘锡圭：《从殷墟甲骨卜辞看殷人对白马的重视》，《殷墟博物苑苑刊》创刊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
[211][英]汪涛：《殷人的颜色观念与五行说的形成及发展》，载艾兰、汪涛、范毓周主编《中国古代思维模式与阴阳五行说探源》一书，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6月版。
[212][法]葛兰言：《中国的尚右与尚左》，《国际汉学》第3集，大象出版社1999年版。
[213]晁中辰：《尚左尚右辨》，《中国史研究》1988年第2期。
[214]可参看姚国旺：《西汉官制尊右尊左考》，《历史研究》1987年第3期；《谈魏晋时期官制的尚左》，《光明日报》1985年12月11日；张焯：《秦汉魏晋官制尚左尚右问题——兼与姚国旺先生商榷》，《中国史研究》1988年第2期；杨琳：《左右尊卑文化现象的研究》，《中国文化研究》1996年夏之卷；阎步克：《西魏北周官制的尚左尚右问题》，《北大史学》第5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等等。
[215]未具名：《探索人类发源地的新思路》，《自然杂志》2002年第5期。
[216]对于“示左”，郭沫若先生云：“古人以东为左，以西为右。‘示左’盖谓巡视东方，示读为视。”（《殷契粹编》，第1317片考释，科学出版社1965年版，第68页），以左为左右之左，以示为视。陈炜湛先生曾驳辨其非，详见陈炜湛《甲骨文字辨析（两篇）》之《卜辞
又说》，《中山大学学报》1980年第1期；《甲骨文异字同形例》，《古文字研究》第六辑，中华书局1981年版。
[217]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570页。
[218]饶宗颐：《殷代贞卜人物通考》，香港大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148页、第278页、第897页。
[219]徐中舒主编：《甲骨文字典》，“左”字条下注，四川辞书出版社1989年版，第315页。
[220]于省吾主编：《甲骨文字诂林》，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883页按语。
[221]陈炜湛：《甲骨文字辨析（两篇）》之《卜辞又说》，《中山大学学报》1980年第1期；《甲骨文异字同形例》，《古文字研究》第六辑，中华书局1981年版。
[222]姚孝遂、肖丁：《小屯南地甲骨考释》，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9页。
[223]王国维先生此说，引自李孝定《甲骨文字集释》，台湾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1965年版，第951页。
[224]林沄：《古文字研究简论》，吉林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96页。
[225]陈炜湛：《甲骨文异字同形例》，《古文字研究》第六辑，中华书局1981年版。陈氏认为：“左用为又，并非左右之右，而是假借作有无之有、祭祀之侑或保祐之祐。”也就是说，“左用为又”在意义上也有一定的限制。
[226]据《甲骨文字诂林》第884页按语认为，“王受又又，弗受
？”（《甲编》3913）是“卜辞亦有左右混同者”的例子，所以如此，认为“与卜辞所在龟甲之部位有关，在左则作，在右则作右。”按此例见《合集》28011片，曰：“壬戍卜，狄贞：其又来方亚旗其王受又又？壬戍卜，狄贞：弗受。”该辞以千里路为中心，一刻于左边，一刻于右边，形成意思相反、位置对称的正反对贞。第一条辞刻于千里路的右边，第二条刻在左边。右边的卜辞作“王受又又”，而左边的卜辞作“弗受”。此“”应该就是“又又”（有佑）的反写了。与此相类似的是，早期的“王受又”或“王受有”（有）又（佑）”，到了晚期多用重文符号作“王受又=”。此时也多有将“王受又=”反刻成“王受=”。如在《合集》中，27005、27032、27249、27303、27538、27563、29467、29574、29627、29639、30307、30810、30822、30917、31205、31206、32208、31209、31210等，都属于这种情况。还有一些不做重复字符，而是直接将“王受又”反刻成“王受左”的，如《合集》29540、29567、29604、29625、29683、29775、31215等都属于这种情况。卜辞中还有一些“又（有）大雨”反刻成了“大雨”的，如《合集》30019、30054，“又正”反刻成“左正”，如《合集》30814。按，这种情况在甲骨文中毕竟是少数，我们认为是一种误刻而不是有意刻反的。
[227]朱彦民：《殷墟甲骨刻辞文例二题》，《殷都学刊》2004年第3期；《卜辞所见“殷人尚右”观念考》，《中国史研究》2005年第3期；《“殷人尚右”观念的再考察——以甲骨文字形和考古资料为视角》，《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七辑，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
[228]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570页。
[229]屈万里：《殷虚文字甲编考释》，台湾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1961年版，第304页。
[230]李孝定：《甲骨文字集释》，台湾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1965年版，第951页。
[231]陈世辉、汤余蕙：《古文字学概要》，吉林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68页注（2），第176页注（3），第193页注（5）。
[232]陈全方：《陕西岐山凤雏村西周甲骨文概论》，《古文字研究论集》，《四川大学学报丛刊》（第十辑），1982年版，第316页、第328页。
[233]徐中舒：《西周甲骨初論》，《古文字研究论集》，《四川大学学报丛刊》第十辑，1982年版。
[234]缪文远：《周原甲骨所见诸方国考略》，《古文字研究论集》，《四川大学学报丛刊》第十辑，1982年版，第66～75页。
[235]徐锡台：《周原甲骨文综述》，三秦出版社1987年版，第57页、第59页、第72页。又见作者《周原卜辞十篇选译及断代》，《古文字研究》第六辑，中华书局198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