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商代考古资料中的“殷人尚右”观念之反映

甲骨文中所表现出的“殷人尚右”观念，也得到了考古实物资料的辅证。大量的考古资料证明，“尚右”观念已经深入到殷商社会的各个方面。

（一）商代考古中玉石人俑服饰的“右衽”形态

在前文中，我们讨论了甲骨文中“衣”字和从“衣”之字的“左衽”、“右衽”情况，再证之以考古资料，这一问题几乎可以坐实而成定论。交领右衽，这种衣饰在商代的中原地区普遍流行。这从考古中发现的商代玉石人俑所穿着服饰可以明显地看出来。

如殷墟侯家庄西北冈M1217大墓中发现了一件无头右半身石刻人像。据梁思永先生观察，此像所著之衣“交领右衽，短衣……”^[200]再如美国哈佛大学福格美术馆收藏的一件殷墟出土的玉人俑像，虽经风化，细部不明，但“结发着冠，上衣右衽，则非常明显”^[201]。殷墟妇好墓中出土了13件玉人像，其中标本371，身着衣，交领右衽垂于胸，长袖至腕，袖口较窄，衣下缘长及足踝，衣上饰云纹^[202]。

图一百一十六　殷墟西北冈1217大墓出土石雕人像

据宋镇豪先生的总结，商代服饰至少有十种形态，其中前三种身份地位较高者所穿着的服饰，都是交领右衽：“一是交领右衽短衣，有华饰，衣长及臀，袖长及腕，窄袖口，配以带褶短裙，宽腰带，裹腿，翘尖鞋。是为高级权贵衣着。二是交领右衽素长衣，长袖，窄袖口，前襟过膝，后裾齐足。配以宽裤，宽腰带，鞋履，腹悬一斧式蔽膝，头戴高巾帽。是为中小贵族或亲信近侍所服。此类带后裾的交领长衣，即‘深衣’的先例。三是交领右衽素小袍，衣长至膝，长袖。配以宽裤，腰带，软履。是为中上层社会阶层孩童衣装。”^[203]

商代考古资料也表明，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生活习惯和风俗。相比而言，以殷墟出土的考古资料所反映的中原地区殷人的服饰形式是“尚右”的“右衽”，而以三星堆出土的考古资料则反映了西南地区古巴蜀人的服饰形式是“尚左”的“左衽”^[204]。

如三星堆遗址二号坑青铜人立像，一般认为是一个极有身份和地位的大祭司或巴国君主。其衣饰多套多层，纹饰繁缛，造型考究，其高贵华丽之处虽中原地区贵族服饰也不及。仅从铜像上观察就有三层。里衣两层，外加罩衣。最里层为长襟衣，袖稍长。其中第二层为一短袖鸡心领左衽长襟衣，长达膝部。在此长襟衣的外面为一披肩，由左肩向右肩斜披而下，其形式与僧人袈裟类似，但长度略短。下摆约在膝部之上，披肩由一根法带由左肩转向右腋，并在背后形成两个节，可将其紧束身上^[205]。实际上，与以殷墟为中心的中原地区的“右衽”衣式相比，可以视作是“左衽”衣式。除“左衽”衣式外，三星堆青铜人像上也有“对襟”和“右衽”衣式。如一号坑出土的青铜跪坐人像，上身所穿即为交领“右衽”窄长袖短衣，腰间系带两周。不过此人像造型风格与其他的不同，再加其衣服素面没有纹饰，身份明显低下。“右衽”服饰明显不是巴人中地位高级者所穿着的衣服。

三星堆青铜人像的服饰主要特征即是交领“左衽”。这种衣饰在周代为华夏族之丧礼祭祀用服，如《礼记·丧大记》：“小敛大敛，祭服不倒，皆左衽结绞不纽。”而对少数民族地区来说，“左衽”既是祭服，又是常服。这反映了中原华夏民族与边地少数民族在服饰文化上的区别。据扬雄《蜀王本纪》称，蜀国直到开明时代，还是“人萌椎髻左衽，不晓文字，未有礼乐”。《后汉书·西南夷列传》有云：“西南夷者，在蜀郡徼外，……其人皆椎结左衽，邑聚而居。”看来，巴蜀地区的“左衽”衣饰也是有其渊源的。可见，“左衽”、“右衽”的华夷不同风尚至迟在商代已经形成了。而这种以衣服的“左衽”、“右衽”来区分中原部族和边夷种族的做法，或者正是由“殷人尚右”的观念发展而来的。

（二）都城、宫殿、墓葬、祭祀坑等反映的“尚右”观念

不仅是考古发现的服饰资料如此，其他的考古发现的遗迹中也常有反映“殷人尚右”观念的现象出现。

在前文关于“殷人尊东北方位”一节中，我们详细列举了一些商代考古资料，用来证明商代确实存在重东北方位的这一观念^[206]。其实这些材料也都可以作为“殷人尚右”这一观念存在的证据。这些考古资料中，有都城或遗址形制的，有都城或遗址朝向的，有遗址早晚关系的，有遗址布局顺序的，有宫城分布位置的，有墓葬排列方向的，有车马坑与墓葬关系的，有祭祀坑与宫殿位置关系的，等等。从城建发展方向上来看，殷人的都城也好、宫殿也好，都是由东北向西南发展的，而从东北向西南的方向，正是向右的方向；而从祭祀者朝向上来看，不管是车马坑之于墓葬的关系，还是祭祀坑之于宗庙的关系，都是致祭者身在西南而面向东北方向的，而这个身在西南而面向东北的方向，也正是向右的方向。

关于这些资料，在前文中多有胪列，限于篇幅兹不一一赘述。可以肯定的是，这么多资料集中说明这样一种现象，绝对不会是偶然的巧合。我们认为它们反映了在殷人精神深处的一种观念性的东西：“尚右”观念。

（三）殷墟小屯北组军车墓葬排列的重右现象

除上面所讲的考古资料外，殷墟小屯乙七基址前面北组墓葬的排列情况，似乎更能说明“殷人尚右”这一观念。

该墓葬群经过当年的发掘者石璋如先生30多年的整理，其布局已非常清楚。现概括如下：正中为5个车墓，即所谓中心车队。中心车队之前为3横墓，呈犄角之势。横墓南边为5个5人墓，即所谓车前队。车墓的西部即右方，为27个馘墓，排列成四隅的方阵，每隅均为双行排列，而接近车墓的东北、东南两隅则为每墓3人。另两隅则每墓人数不等。最西单独一墓，为单仰墓，并有随葬器物，与众不同。以上统称车右队。车墓的东部即左方，则为全躯葬，呈南北三行列，每列均为单行。接近车墓的南北的一列为跪葬，第二列则为童葬，最后东边一列则为羊坑、单俯墓及随器葬^[207]。

对于这个车队的排列情况，石先生这样说道：“这五个车墓的排列，不知为当时的偶然策划，或者系代表当时车阵的情形。如果系前者，则这个策划颇富军事的意义，即这五个车系代表着一个车队，车队的进攻，系呈锲状的前进。如果系后者，不但更富于军事的意义，并呈现出当时军事的组织。在前面曾经说过全组的布局，系作向南前进的姿态。假设车以面南为标准，则车的西面为车右，车的东面为车左。车右则为一二五条骨骼强健及年龄相似、砍头的壮年。车左则为三十四位年龄不同、姿态不同的全躯葬。如果借用军事术语来解释这个现象，则车右可说是威武的战斗部队，车左可说是文雅的军佐人员。南面的二十五个人，也算是一种战斗部队。排列的情形恰似一根车衡。”不管从车阵布局的形状来看，还是从车右、车左的具体内容来看，我们都可以看出这个军阵的“重右”现象。

同时，对于排列在车右的最右边的单仰墓M51的情况，石先生也作了分析。该墓墓主不仅是具全躯身骨，而且还有豆、鬲、盂三件随葬器物，石称之为“本组墓葬中的一位特殊人物”，其地位明显较高。不仅如此，石还将车右的这些墓葬，依地位高低分为四等，其中西南隅、东北隅，尤其是最右边的西南隅分布的高级人员最多，如第一等一人在西南隅的M86，第二等四人全在西南隅的M88等，“这里可以说是高级人员的集中区了”。这一现象同样说明，车右固然是重要的方位，但右中之右则是分布中最重要位置了。

另外，石璋如先生还从侯家庄1001、1004、1217、1500、1400大墓和小屯YM331、YM362及后来的殷墟妇好墓中出土的材料分析，出土物都是食器在东，礼器、乐器在西，认为商代有“左食右乐”的观念^[208]。

对于商代车马坑祭祀而言，甲骨卜辞有：“叀右车用，右……其祭兄辛？”（《合集》27628）似也可视为与考古资料比较吻合的祭车以右的另一佳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