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器是殷商时代平民日常生活中所不可或缺的用具，或贮水，或炊食。其色多为灰色和灰褐色，其质多为泥质或夹砂陶。但在商代尤其是在以殷墟为代表的商代晚期，出现了王室和贵族大量使用白陶器物的现象。

白陶是一种以瓷土和高岭土为矿料烧制成的素胎陶器^[227]。由于含铁量高，烧成温度在摄氏1000℃左右，故成品白陶器的表面、胎里都呈白色。因其胎质所含化学成分的细微不同，有的纯白，有的灰白或略泛橙红、黄色，因此被称之为“原始素烧瓷”^[228]。

更有学者从制陶科技流程的角度，讨论了白陶制作工艺在中国陶瓷史上的地位与贡献：“在殷墟发掘出土的以高岭土和瓷土作原料，以高温烧制的刻纹白陶器，不仅造型饰纹独特而优美，且质地坚硬，色泽皎洁，光润晶莹，扣之有声，具有不渗水性，明显地具备了瓷器的重要特征。……石灰釉则是青瓷釉的起源。它与历代各种窑炉所烧造的青瓷在化学组成上有许多共同之处，中国瓷器的发展，经过了‘青瓷—白瓷—彩瓷’三个主要阶段，由于石灰釉的出现和使用，在空间和时间上，促进了硬陶和白陶向青瓷的飞跃。”^[229]

白陶基本上都是手制，以后也逐步采用泥条盘制和轮制。器型种类不多，计有、盉、爵、豆、钵、罍、壶、卣、觯等。

（一）中国早期白陶发展的历史

早在商代之前，白陶就已经存在了很长一段时间。白陶自大汶口文化中期开始出现，晚期取得了较大的发展。目前发现的大汶口文化白陶器主要出自该文化的晚期墓葬之中。如山东泰安大汶口遗址的晚期墓、邹县野店遗址的晚期墓、临沂大范庄的晚期墓等^[230]。出土数量最大，保存最完好的当首推1959年泰安大汶口遗址中晚期墓出土的一批白陶器。在10余座晚期大中型墓中共出土白陶器198件，占到了整个墓地全部出土陶器的18%，数量十分可观。

大汶口文化的白陶器一般胎薄，质硬，色泽亮丽，有白、黄、粉各色。经实验，是用高岭土（坩子土）经1200℃高温烧成的，分泥质和夹砂两种，器物造型相当规整。泥质白陶主要的器类有豆、壶、罐、杯、盉等；夹砂白陶有鬶和鼎，以鬶为主。大汶口文化白陶器是该文化的典型器物。

龙山文化是大汶口文化的继承者，在发展黑色陶器的同时，也继承了大汶口白陶制作技艺。在最早发掘的城子崖、诸城呈子、潍坊姚官庄、泗水尹家城、胶县三里河、徐州高皇庙等遗址中都发现有白陶的遗存^[231]。龙山文化豫北冀南大司空文化及豫中大河村一期文化遗存中发现有少量的白陶残片^[232]。龙山文化白陶制品在陶土的选择，烧制工艺上都较大汶口文化进了一步。但器类仅限于白陶鬶一种，白陶杯、碗、豆等极为少见。

在相当于夏代的河南二里头文化遗址，如偃师二里头、巩县小芝田、稍柴、洛阳东马沟、矬李、登封玉村等遗址中，都发现了白陶器物和残片^[233]。器类主要有白陶鬶、白陶爵、白陶盉等。二里头文化时期，白陶器已有鬶、爵等生活用具，出现了人字形纹、绳纹和附加堆纹^[234]，为商代的白陶制造业达到顶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商代白陶文化的鼎盛

到了殷商时代，白陶器物在商代遗址中发现的更多、更典型、更精美，尤其是到了殷墟时期，是白陶发展过程中最后的、最辉煌的阶段，此时的刻纹白陶代表了白陶制作的最高技术水平。

在相当于商代早期的二里冈时期，出有一部分白陶，残片居多。白陶形制除鬶、盉、爵外，又增加了豆、罐、钵，器表多素面磨光，少量印绳纹，胎质硬而细腻^[235]；在湖北盘龙城、江西清江吴城和河北藁城台西村等商代遗址中也发现有商代中期的白陶器^[236]。

到了以殷墟为代表的商代晚期，出土白陶数量最多。殷墟自1928年开始发掘以来，所获完整的白陶器物数十件，碎片千余片，其中大部分完整器和近半数的碎片为1928～1937年间中央研究院在发掘小屯及西北岗王陵时所得^[237]。另外日本学者梅原末治在他的著作中也著录了部分完整器及碎片^[238]。197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队在西北岗发掘了一座中型墓，编号78AHBM1，得白陶碎片820片^[239]。1984年秋安阳队在西北岗又发掘1座甲字形大墓，编号84AWBM260，出土白陶残片90余片^[240]。这是建国以后殷墟发掘中白陶的两次重要收获。另外，在苗圃北地、小屯等地的发掘中有零星的白陶片出土。除了殷墟之外，在山东济南大辛庄、河南辉县琉璃阁商代遗址中亦有少量的相当于殷墟时期的刻纹白陶出土与发现^[241]。

具体而言，殷墟一期的白陶发现不多，小屯的几座墓如M333、M388、M331等出土有刻纹白陶豆、埙、尊等。第二、三期出土较多，但大多出自西北岗王陵及大墓内。一般贵族及平民墓中没有白陶出土，可见白陶在当时是一种只有王公贵族才可享用的贵重之物。

图八十八　殷墟出土刻纹白陶罍

殷墟白陶均由高岭土经高温烧制而成，质地细密，多坚硬但亦有较松软者。色洁白者居多，有些则是白中微泛橙红等色。白陶器类有：簋、豆、尊、罍、壶、甑、斝、觯、卣、盂、大口尊、鼎、爵等。除大口尊及豆与灰陶同类器相同外，其他器类从造型到纹饰都仿自青铜器造型。白陶器物多雕饕餮纹、夔龙纹、云雷纹和曲折纹等精美图案花纹装饰^[242]。以刻纹白陶为代表的殷墟白陶不仅器类丰富，且造型规整，精美绝伦，图案精美，再加上其自身纯净洁白的质感，都标志着白陶的制作技艺达到了其发展过程中最辉煌的顶峰。

至此可以说，和青铜礼器一样，白陶烧制技术在商代达到了最高峰，“白陶显然是殷商时代特制的工艺品”。“自殷商时代墓葬包含物的内容推断，我们可认为，在为死者安排的仪式顺序上，白陶显然比铜器更占高贵的地位。”^[243]“试就小屯出土白陶的三座墓葬，将青铜器的数量与白陶作一比较……显示了白陶与青铜器数目上的比例，至少1：5，在五倍以上。”^[244]由此可见，白陶器物在殷商时代的尊贵地位。正如李济先生所云：“我们未否认先商时代已有白陶，但在殷商时代白陶发展甚速，则是无疑。这种发展，可能由于皇室对其色地有所偏好，或其他原因而促成，但关于这一点，仍须再进一步予以确定。”^[245]

与灰陶一般为平民和下层人士日常使用不同，白陶之为用，肯定多被统治阶级所占有，从白陶器具多发现于贵族奴隶主墓葬中即可得到证明。或认为它们的主要用途是“作敬鬼神的祭器”，或以为可能专门“为死者或埋葬而制作”，或以为王公贵族平常生活也用白陶。无论如何，白陶运用是有阶层限定的，其尊贵地位正可说明“殷人尚白”的习惯。这就是说，我们所说的：“殷人尚白”的“殷人”，当不指下层的奴隶和一般的平民阶层，而是有一定政治地位和经济基础的殷商贵族阶级。殷商贵族日常使用白陶为生活用具，与“殷人尚白”之观念当不是毫无关系的偶然巧合，而也应是“尚白”观念在日常生活中的体现。

可以这么说，虽然白陶不是殷商人们的创造，而是对历史的继承与发展，但是因为白陶的洁白色泽适应了“殷人尚白”的观念，所以它才能在商代得到蓬勃的发展，技术革新，制作精良，所以白陶就成了殷商王室贵族喜欢并追逐的生活奢侈品，死后也不忘将这些珍贵的白陶陪葬，以便他们在另一个世界享用。

但是到了殷末及西周时，白陶器已经很少见或根本不见了。这固然可能是由于印纹硬陶和原始瓷器的较多烧制和使用而代替了白陶，然而更重要的原因，我们认为是此时“尚白”的殷人已不再是讲究的贵族，而周室贵族并不“尚白”的缘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