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商代青铜器原始色泽考察

商人在祭祀中重视白牲，那么对祭器有没有同样的要求呢？

我们知道，商代用于祭祀的礼器主要是青铜器，如鼎、盘、彝、尊、壶、敦、簋等。这些虽也可看作是食器，如盛食器、盛水器、酒器等，但于祭祀之时，这些东西都用作隆重典雅的祭器，祭祀完毕后，贵族们可能据此类器物而分享祭品。今天看来，青铜器是铜绿色，那是因为埋藏几千年的青铜器表面铜与地下水分中的氧发生氧化反应生成氧化铜而产生的颜色变化，因氧化使铜变成青绿色，故称“青铜”。但并不因为青铜原色已成“青灰色”才称青铜^[205]。那么它们的原色当是什么样的呢？

（一）青铜器的原本色泽推测

青铜是一种铜、锡合金（有时也加一些铅），因此青铜器包括锡青铜和铅锡三元青铜。马承源先生认为，在铸造青铜器时“加锡的目的不仅在于使液态青铜流动性好，成品光泽亦佳，耐腐蚀性大大优于红铜（纯铜）”，而且“加锡的合金有较高的硬度和光亮的色泽”^[206]。马氏没有明言锡能使青铜器变成什么样的色泽。我曾经就此问题询问一位原学钢铁冶炼的化学系博士生，他说：“加锡不仅增加硬度，增加耐腐蚀性，而且也能使其发生色变，由铜的红、铅的黑而变成银白色，加锡越多，白色越亮。”

这样一个回答，可以从先秦科技著作《考工记》的记载中得到证明：“凡铸金之状，金（指铜）与锡黑浊之气竭，黄白次之；黄白之气竭，青白次之；青白之气竭，然后可铸也。”当然，加锡量也有一定的限度，不然合金会变脆、可塑性差^[207]。具体的也不大一样，青铜礼器、武器、铜镜，其中的含锡量由低到高，适应了不同场合青铜器所应具备的品质。

不管锡青铜还是三元青铜，青铜中随着锡含量的增大，铜合金颜色会按照红、桔黄、黄、浅黄、灰白、银白的颜色渐变，当含锡接近20%左右时就开始泛白^[208]。据《考工记》所载“六齐”（即“钟鼎之齐”、“斧斤之齐”、“戈戟之齐”、“大刃之齐”、“削杀矢之齐”、“鉴燧之齐”）的不同配方，六种不同青铜器的含锡量分别为16.67%、20.00%、25.00%、33.33%、40.00%、50.00%^[209]。也就是说，夏商周三代之青铜器，如果按照《考工记》的青铜铸造配方比例来看，都应该是高锡含量的白色青铜器。

但是，经过科学鉴定遗留下来的商周青铜器，几种类别的青铜器含锡量都远远低于《考工记》的数据，青铜器的含锡量都在20%以下^[210]。这种情况，很可能是与青铜器经过长期地下淹没发生了化学成分变化（含锡量可能会锐减）的情况有关。

由此可推知，青铜器的原色（商代刚铸好时及日常运用时的颜色）当是白色，加锡少者或呈青白色、灰白色。这也可以从殷墟出土的部分青铜器由于某种原因而未被氧化尚保留原色而得到佐证，如侯家庄第1005号大墓出土一青铜镜，由于有丝织物痕迹残存，知原来存放墓中时是用丝织物包裹着收藏的。所以虽然青铜镜的大部分已被铜绿所掩，但在边缘处尚留存一块平滑光亮的“白铜色”面^[211]。

无独有偶，2003年初在山西眉县杨家村出土的青铜器窖藏，经过整理在北京中华世纪坛进行展览，我与同事贾某一同前往参观。这些青铜器与大多数商周青铜器一样，器身都被遍体铜锈所遮盖，呈现铜锈所独有的青绿色。但是为了制作更加清楚的铭文，整理者将其中一些文字处做了除锈打磨处理。这些经过除锈打磨的地方，大都露出了银白色的铜器原色。尤其是《逨盘》、《叔五父匜》、《四十三年逨鼎》、《四十二年逨鼎》^[212]等器，可能是原来的文字处锈迹过多，所以打磨痕迹非常明显，露出的光亮的银白色铜器原色，与周围出现的青绿铜锈色，形成鲜明的对照。相信参观过这些青铜器的人们，都会有此深刻印象。

（二）金文中的“白金”考论

在两周青铜器铭文中有“白金”一词，也可以作为我们考索商周青铜器原本色泽的一条路径。带有“白金”字眼的铭文，共有7个铜器，大多数是西周时器物：

唯王于宗周，王姜史叔事于大保，赏叔鬱鬯、白金、刍牛，叔对大保休，用作宝尊彝。（西周早期《叔簋》铭文，《集成》8.4132-4133）（2盖器同铭，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唯王于宗周，王姜史叔事于大保，赏叔鬱鬯、白金、刍牛。叔对大保休，用作宝尊彝。（西周早期《叔卣》铭文，《集成》8.4132-4133）

辛宫赐舍父帛（白）金，扬辛宫休，用作宝鼎，子子孙孙其永宝。（西周早期《舍父鼎》铭文，《集成》5.2629）

唯二月乙亥，相侯休于厥臣殳，赐帛（白）金，殳扬侯休，告于文考，用作尊簋，其万年□待□□侯。（西周早期《殳簋》铭文，《集成》8.4136）

王作荣仲序（宫？），在十月又二月生霸吉庚寅，子加荣仲 （聿？）庸一、牲大牢。己巳，荣仲速内（芮）伯、（胡）侯子，子锡白金（钧），用作父丁彝。史。（西周早期《荣仲方鼎》铭文，《文物》2005.9）

唯九年正月既死霸庚辰……胐帛（白）金一反（钣）……（西周中期恭王九年《九年卫鼎》铭文，《集成》5.2831）

宫令宰仆赐甹白金十匀（钧），敢拜稽首。（西周中晚期《钟》铭文，《集成》1.48）

“白金”，在《舍父鼎》、《殳簋》和《九年卫鼎》铭文中作“帛金”，“帛”借作颜色词“白”。有些学者以为“帛”为丝帛之帛，“帛金”不作连读，应分读为二物，即帛（丝帛）和金（铜）两种东西并列，如《殷周金文集成引得》就将《舍父鼎》和《殳簋》铭文“帛金”二字断读作“帛、金”，而在《九年卫鼎》铭文之“帛金”仍从出土简报释文读作“白金”^[213]。自相矛盾，故此说不确。《九年卫鼎》铭文中出现的用于赏赐、交换的名物除车马配件外多标明数量，其中也出现丝帛之帛“帛三两”，如果将“帛金”二字断读，则独此处之“帛”未标明数量，是无法解释的。铭文中又有“帛（白）辔乘”，“帛”同样借作颜色词“白”，“白辔乘”即白色缰辔四副。“帛”借为颜色词“白”，还有一些例证可据，比如《石鼓文》中第二石：“汧殹（也）沔沔。丞皮（彼）淖渊。鰋鲤处之，君子渔之。澫又（有）小鱼，其斿。帛（白）鱼（皪皪），其盗氐鲜。黄帛（白）其鲠，又（有）鳑又（有）。”“帛”读作“白”，颜色词。“”即“皪皪”，《广韵》：“皪，音濿，皪皪，白状。”“”即“白鱼”，皆为“帛”、“白”相通之例^[214]。因此说，《九年卫鼎》的简报释“帛金”为“白金”是可信的，同样《殳簋》与《舍父鼎》铭文之“帛金”也应该释读作“白金”为是。

那么，这些“白金”到底是指什么呢？在《说文·金部》中，用“白金”解释“银”、“镣”和“鋈”等三个字义。“银，白金也。从金艮声。”“镣，白金也。从金尞声。”“鋈，白金也。从金，省声。”根据《尔雅》与《说文》段注我们知道，古代文献中的“镣”是“银之美者”，即属于金属银中品质较好的一种物质，大体也可以归入银的范畴。至于“鋈”，据张子高先生结合考古证据研究，认为“鋈”其实是在青铜器上镀锡的工艺，因此释“鋈”之“白金”指锡这种青铜器制作原料^[215]。

在当时知识结构范围内，金属铅的颜色较暗，《说文》：“铅，青金也，从声。”因此铅不在“白金”之列，那么可以称之为“白金”的，只有银、锡两种白色金属了。那么，金文中的“白金”是否就是指银或锡这两种金属原料呢？

有不少学者都将金文中的“白金”释为银^[216]。我们认为这也不是正确的观点，因为这与中国古代银及银器的使用情况不相符合。据查阅相关资料得知，中国目前考古发现最早的银器，出土于甘肃火烧沟遗址，年代相当于夏代，同时出土金器等，都是耳环、鼻饰等小件饰品^[217]。而在殷商与西周时期中原地域内还未见有银制品出土的报告。直至春秋中期以后银制品才逐渐普遍，例如1974年河南扶沟古城出土一批金银币，其中18枚铲形银币分别属于春秋中期至战国早期，通长10～15.7厘米，总重量3072.9克^[218]。战国以后，银和金一样，常被用于制造小件饰品、器物构件以及错金银工艺和包金银工艺。而在未发现银制品的西周时期，不可能有大量的银存在，因此西周金文中的“白金”不可能是银。

“白金”既不可能是银，那么它会是锡吗？《说文·金部》：“锡，银铅之间也。从金易声。”银为“白金”，铅为“青金”，锡既在“银铅之间”，锡应该是青白色，按字面理解，也是符合“白金”之意的。所以汪涛先生认为“关于‘白金’传统的解释是银，但考虑到早期银使用的罕见，金文里的‘白金’也可能是指锡”^[219]。李建西先生则从分析铸造青铜工艺科技入手，认为“白金”可能是铸造青铜器所需要的原料，即白色金属锡（可能包括铅）：“在颜色上，锡的表面颜色比铅白，更符合‘白金’之称，西周金文中贵族赏赐的‘白金’应当以铸造青铜中更重要的锡为主，可能包括铅，因为当时的冶炼工匠虽然能分辨锡和铅，对于普通人还是很容易将两种金属混淆。不排除当时有铅锡合金的应用并与锡一样被称作‘白金’的可能。”^[220]但是我们同样认为这不大可能，因为考古中发现有纯铜块，但从未发现有纯锡块。

我们还注意到，上引6条金文中有3条记有“白金”的数量，分别为“一钣”、“钧”和“十钧”。《说文》：“钧，三十斤也。”《尔雅·释器》：“饼金谓之钣。”不论称“钧”，还是称“饼金”之“钣”，都不大可能指称某种金属矿物原料，而应指当时的已经铸成的半成品铜器，即锭状金属块。

再从古代矿冶遗址的考古发掘情况得知，古代开采出铜矿原料后，有将矿料铸成半成品，然后再运往都城供应铸造精美青铜器使用的例子。比如湖北大冶铜绿山古矿冶遗址，就发现有这种“初炼”的古炼炉^[221]。再比如在先秦时期辽西地区有独特的铜锡多金属共生矿曾被开采利用，也完全可以直接在当地冶炼出含有砷、银等元素的高锡青铜器或青铜锭^[222]。因此也就不能排除这种高锡青铜原料曾被称作“白金”输入中原，并与红铜（金文称之为“赤金”者）一起用于调配青铜器的可能性。

从字面意义上理解，“白金”应该是一种白色金属的意思，不是某种特定白色金属原料或元素的专称，也就是说，“白金”不是制作青铜器所需要的某种金属原料（更不是铜原料，商代冶炼青铜器所用铜原料为氧化铜，即孔雀石，呈绿色），而是已经成型或半成品的白色青铜合金锭，故而能够作为制作青铜器的材料被天子赏赐给臣下使用。

郭静云女士认为：“铜器当时之色泽是白铜，西周早期铭文称为‘白金’。”^[223]前一句话，无疑是一种正确的理解，但后一句话有问题。因为如果将商代的呈现白色的青铜器都称之为“白金”的话，那么就无法理解金文中的“白金”以“钧”和“钣”作为度量了。

所以说，两周金文中的“白金”，应该是也只能是指呈现着白色的青铜合金锭，是制作青铜器的原料或半成品。这些半成品的青铜合金锭，或者是在铜矿发掘地就铸造而成的。由这些青铜合金定可称“白金”，就完全可以推定，商代铸成的青铜器的原色也应该是呈白色或银白色的。

在此我们可以想象，当时的青铜礼器（当然其他青铜器也都如此）都是呈白色或银白色的。由于是祭祀重器，当有专人经常看护、擦拭，因此，摆在那里银光闪闪；以之祭祀时，白器盛白牲，配套合适，很能形成一种肃穆庄严的气氛，更能体现“殷人尚白”的传统及对祖先的尊崇敬慕之情。

（三）商代白色的青铜兵器

另外，花东卜辞中有这样一辞，是与此有关的白色青铜兵器的内容：

乙亥，子叀白爯用，隹子若？一。（《花东》193）

是（吉）字之上部，是吉字之简体。于省吾先生曾释“吉”字为句兵之形^[224]，劳干先生也认为，“吉字上部所从，在甲骨者，自以类似句兵之圭而有邸者为主”，又说它“兼具有圭之亲属中各种形制之器物”^[225]。但是整理者根据花东卜辞中“”与“玉”对贞（《花东》490，即H3：1492），因而断定“即玉类器物”，并以“殷墟所出的商代玉器中，玉戈、圭、璋等头部均作三角形，体呈长条形，与形似”为证据，断言：“此片卜辞言‘白’，表明它是白色的物品，非铜句兵”，“由此可推测，‘吉’之本义，是一种尖头长条状的玉器（戈、圭类），受到殷人的喜爱，因而引申出吉祥、吉利的意义”^[226]。

我们倒是觉得，这里的“白”应该是白色的句兵，即白色的青铜戈等兵器。因为在花东卜辞中，“”与“玉”形成对贞，恰好证明“”不能是玉器。不是玉器的戈兵，只能是青铜兵器。因为由《考工记》记载可知，商周时期青铜兵器所含锡金属是所有青铜器中最高的，因此呈现出来的青铜兵器颜色是雪白光亮的。花东卜辞的主人“子”喜欢使用白色的青铜兵器，故而有此占卜。